從端平二年（1235）算起，到現在的德祐元年（1275），蒙古人攻打我大宋整整四十週年了。
四十年，對於此時的人們，差不多是足足兩代人的時間。大宋已經換了三代皇帝，蒙元也已經變更四任大汗，甚至其中一任大汗還因攻宋而死（蒙哥汗，攻合州釣魚城時受傷致死）。
如果將國家比喻作人，則我大宋恰似一個又傷又疲的病人，在抗爭了四十多年後終於要力盡不支了。
二十年前，蒙古滅大理、屠川西，大宋側後盡失，如折一股。
七年前，蒙古破襄樊，沿江東下，上游防線不爲我有，大宋再斷一臂。
近年來，鄂州、丁家洲、焦山連敗，恰如半身殘廢之人又被連連擊中腹心，毫無招架之力。
剩下的只有兩淮、兩浙、湘、贛、閩、粵之地。
兩浙中樞所在，是爲大宋之頭。
兩淮是臨安現存唯一屏障，正是大宋之左臂。
閩、粵是暫時平穩的後方，算作大宋左股。
湘、贛隨時受上游元軍威脅，正是空門盡露的胸腹之處。
另外，川東、荊湖部分地區雖仍忠於宋庭，但幾乎隔絕往來，成爲飛地，類似右半身殘存的一段肢節。
如今，大宋失一臂、折一股，只有半邊殘軀勉力支撐。而對手蒙元卻在吞噬了他的血肉後越來越強，雙方的力量對比已呈現一邊倒的態勢。
試想一個人被斷了一手一腳，身體多處重傷，連站都站不穩的情況下，還能指望他打敗敵人起死回生嗎？
恐怕很多人的回答都會是否定的，但總有那麼一批“不識時務”的“癡人”，堅信這個國家可以絕處逢生，堅信還有機會以弱勝強。
張鏑就是其中之一，袁鏞也堅定不疑，胡隸也算上一個。
至於趙孟傳，不知道算不算信念堅定的那批人，他的勤王意圖，旁人不得而知，到底是作爲宗室貴戚的使命感，還是忠君報國的責任心，又或者只是爲了博的更多政治資本、圖名求利？
而那都監趙進，更不用說，只是個隨波逐流之輩而已。
八千義軍的領導者們，懷著各樣心思來到臨安勤王。而在他們到來之前的數月裡，監國太皇太后謝道清已多次下哀痛詔，要各地宋軍帶兵入衛臨安。但由於元軍控扼長江防線，又駐兵瓜洲、和州，使得兩淮宋軍交通堵塞難以渡江。四川、荊湖等地宋軍也受元軍牽制、自顧不暇，無力脫身。故而受召勤王的部隊寥寥無幾，不過勤王者雖少，也並不是沒有。此前已有郢州守將張世傑、江西安撫副使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夏貴、都統制劉師勇等人先後派兵入衛。
這些難能可貴的忠臣義士，朝廷大事封官加賞，如張世傑很快被提拔爲?？弟姵行梗幢憬股酱髷♂徇€加封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總都督府兵；加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知平江府；升李芾爲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升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浙宣撫大使；加劉師勇爲和州防禦使。
但對於茍延殘喘、敗績連連的大宋朝廷而言，這一點勤王力量不過杯水車薪，臨安及周邊情勢仍在不斷惡化，兵力越來越捉襟見肘。陳宜中沒辦法，下令將臨安城內十五歲以上男子全部籍以爲兵，號稱武定軍。但這些新募士兵老的老，少的少，甚至有不少還是不滿四尺的孩子，讓觀者寒心。
所謂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慶元義兵八千之衆，於最危難之時逆流而上，就是雪中送炭之舉。先前勤王之人都已加官進爵，後至的慶元義軍自然也不會例外。也就是說，趙、周、袁、胡、張等領兵者鐵定是要升官了。
大宋朝廷已經窮途末路，所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官爵賞賜了。
大軍纔到，駐兵城外，太皇太后就親自召見趙孟傳爲首的幾名領兵官，嘉獎慰勞。
廷對之時，趙孟傳痛哭失聲，連稱“護衛來遲，令太皇太后憂勞，罪該萬死”之類的話，謝太后心中有感，也抹了兩把眼淚，稱讚趙孟傳公忠體國，是宗室們的表率。周進也乘機搭上兩句話，聲淚俱下，大大的表了一回忠心，也被謝太后贊爲“忠臣”。袁、胡、張三人則行禮如儀，中規中矩，形象莊嚴，但都沒有在廷對上說話，其實是沒機會說話，因爲戲份都被趙、周兩人搶去了。
太皇太后召見之後的第二日，宮中就有詔旨下達，不出意外的升了幾個人的官，趙孟傳爲首，授華文閣直學士，擢浙東制置使，仍舊兼知慶元府，總領浙東義軍。周進升浙東路副都鈐轄，遷上閣門副使，任浙東義軍正將。這兩人都是表忠心表的好，加之原本就有官職在身，所以封賞在前。
趙孟傳的幾位僚佐也被舉薦任官，最主要的如閒居慶元的進士謝昌元，過去他與趙孟傳、袁鏞一起號稱“三友”。趙孟傳號令起兵後，袁鏞以文人身份自己領兵，專心於軍務，又因與周進等人的摩擦，趙、袁二人的關係有所疏遠。而謝昌元仍舊常在府衙中行走，與趙孟傳、周進都還比較親近。這回隨軍北上，有升官的好事，趙孟傳自然也沒忘了他，向朝廷做了保舉，詔旨下達，他的名字在趙、周之後，列第三位，被任爲將作少監。實際也不去將作監報到，而是仍在軍中作爲趙孟傳的高級幕僚，參贊軍務。
接下來是胡隸，升爲秉義郎、睦州都監，任浙東義軍副將。
袁鏞、張鏑二人本就有進士功名在身，所以授的是文職，袁鏞授淮南西路無爲軍司戶參軍，張鏑授福建路汀州通判，二人都兼領浙東義軍副將。
這其中帶地名的官大部分只是遙領而已，像胡隸的睦州都監、袁鏞的無爲軍司戶參軍、張鏑的汀州通判，朝廷都不會要求去實際上任，只不過代表一種地位而已，在帶兵勤王的緊要關頭，真正重要的是最後那項軍職，也即總領義軍、正將、副將之類才代表實實在在的權力。
宋代官制複雜，光從名字上很難區分大小，總而言之，他們都升官了。
除了幾位主將，軍中一批中級軍官也被授予三班奉職、三班借職、下班祗應之類的低級武官職位。如昌國軍中陳閔、何紹基、褚世堯等營將、都將，原本都只是內部任命的軍頭，現在也總算成了正兒八經的朝廷經制之官。諸人新鮮了一陣之後，發現一切也都沒什麼改變，除了背上個空名，帶的兵、做的事都和過去一樣，當了官似乎也沒什麼了不起嘛，所以也就無所謂了。
張鏑也不太在意這些，官職不過是個名號，沒見朝中那麼多高官顯宦都跑路了嗎，歸根結底，手上有實力，能踏踏實實做事纔是重要的，他更關心自己苦心拉起的這支義軍將會如何安排。
此時大宋左丞相陳宜中受命建都督府於臨安，各地勤王軍馬也都受其節制。他傳檄各地，號召勤王，並令多次戰敗後失去建制的散兵遊勇各歸本部?；礀|軍馬都歸建李庭芝部，淮西歸夏貴部，沿江諸處則歸屬汪立信部，京湖、四川歸朱祀孫部，江西歸黃萬石部，兩浙等地的義軍和散兵遊勇則歸張世傑統領。
胡隸和張鏑的昌國兵本部，經擴充後也只有兩千來人，若只是這麼點人馬，朝廷也未必重視，或許就與普通的小股義軍或歸建散兵一樣被劃入某支部隊整編消化了。不論是歸汪立信還是歸張世傑，結果都是一樣的，很可能成爲棋子和炮灰。如果那樣，就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脫離指揮孤軍奮鬥，要麼徹底失去主動權。但張鏑卻早就設想好了第三種選擇，在當初揭了勤王詔書回慶元時就想到了造勢，將趙孟傳和袁鏞拉下了水，集起了八千之衆，八千與兩千就是兩種概念，讓朝廷不得不慎重對待，也不會輕易將其兼併整編。加之有趙孟傳這樣的大臣背書，這支部隊的分量就更重了。目前來看，張鏑要造的“勢”大體已成，勤王大業算是順利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大勢雖已造成，離張鏑的目標卻還很遠，他需要的是主導這支部隊，而不是僅僅融合於這支部隊。八千人中，二千昌國兵是嫡系，可以完全掌控。袁鏞所屬的三千秀才兵與自己聯繫密切，是可以信任的友軍，只要條件合適，就能與昌國兵合二爲一。唯一麻煩的是原來的周都監、現在的周副鈐轄周進手的下三千人，這些人與自己毫無瓜葛，甚至有些敵意，是名義上的友軍，卻比敵人更危險，屬於真正意義上的“豬隊友”。這三千人是在張鏑的預料之外的，偏偏最得趙孟傳的信重，趙孟傳看著誠樸，實則老謀深算，或許早就爲自己留了一手，周進的兵雖然戰鬥力弱，但爲數不少，是保持主帥權威的底牌，有這支人馬在手，趙孟傳的官職纔有權威，才能指揮得動獨立領軍的胡隸、張鏑、袁鏞等人。就如一個槓桿，趙孟傳的顯要地位是那個支點，周進的三千兵是那根長桿，兩者的結合所撬動的就是整支部隊的兵權。
同樣的，張鏑如果想要架空趙孟傳，掌握整支部隊的指揮權，那周進及其手下的三千人就是第一個障礙?，F在似乎還不是去除這個障礙最好的時機，哪怕自己掌握了八分之五的實力，對方只有八分之三，但那八分之三還附帶了主將的光環，讓自己不得不顧慮。
或許需要一場戰爭，讓戰爭證明自己的實力，讓戰爭做一次洗牌，也讓戰爭提供一次機會，好讓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