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個工作是徵詢、閱讀所有相關(guān)的重要的審查意見書。那時國立編譯館的權(quán)責是編審國小、國中、高中教科書和大學叢書，委託編譯館出版的學術(shù)用書和館內(nèi)自行編纂的書也在被審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確性”與“專業(yè)正確性”爲原則。由此我看到了當時及往後也成爲各科系權(quán)威學者的審查意見書，幾乎全是親筆手稿。在複印機普遍使用之前，將爭議性強烈的審查意見交給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館員抄寫，纔可以“保護”審查人，不致因同行認得手稿筆跡而引起爭端。如今想象那些“落後”到原始的文書工作，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在閱讀審查意見中，我對臺灣學術(shù)界，甚至各校師資，有深一層的認識。各種領(lǐng)域的爭論，雖頗爲嚴苛，但大多數(shù)是認真可敬。至今我仍記得中文系幾篇派系分明的審查意見，讓我們難以處理。也仍記得有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審查文章，令人感動。師大英語系湯廷池教授，開會不停發(fā)言，他的審查意見往往長達十餘頁，用極小的字手寫，讀來感到他精力無窮，但他的確是真正關(guān)心，對應(yīng)用語言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議相當中肯，所以雖然態(tài)度嚴峻。堅持己見，仍是可敬的學者風格。另一位是臺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原是國文教科書執(zhí)編小組成員，他傾全力蒐集可能用上的資料，篩選讀物，盡心致力，極爲投入。然因?qū)帉徫瘑T會的意見無法協(xié)調(diào)，憤而離去，是我在教科書編寫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我在編譯館除了負責教科書，對不同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著作同時進行編譯計劃。我清清楚楚地記得爲“大學用書”出版的第一本書《西洋哲學辭典》，項退結(jié)教授帶著編譯計劃和部份初稿來到這間屋子，坐在這張桌子前的情景。他說明根據(jù)布魯格（W.BrUgger）"PhilisopphischesWorterbUCh德文中譯，刪去過多的宗教辭語，凡是經(jīng)過修改的條文，都註明項退結(jié)（Hang英文署名。在那個出版不易的年代，我當時確知這樣的書就是一個國家出版者，一個歸屬教育部的國立編譯館（NationlInstituteforCompilationandtranslation）值得做的事。這本重要而巨大的參考書，一九七六年出版以來仍是相當實用的。
我親自邀集增訂(updating《經(jīng)濟學名詞》，將一九四一年國立編譯館編訂公佈的三千六百二十五則中文名詞，增爲四千一百五十六則，一九七七年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因應(yīng)世界經(jīng)濟三十多年變遷的新時代。將近一年的工作時間，幾乎每週參與編訂會議的學者，有施建生、於宗先、田長模、侯家駒、陳昭南、陳超塵、華嚴、楊必立等經(jīng)濟學教授，由施建生先生擔任主任委員。每次開會。認真斟酌定稿，卻總是笑語盈盈。據(jù)年輕學者說，那是經(jīng)濟學界少有的盛會，留下的是珍貴成果。
在翻譯英美名著方面，我自認最有價值的，一本是侯健翻譯《柏拉圖理想國》（一九八0年聯(lián)經(jīng)出版），一本是張平男翻譯奧爾巴哈《模擬：西洋文學中現(xiàn)實的呈現(xiàn)》（一九八0年幼獅文化出版）。
侯健先生是我那一代外文系出身之中，中英文皆有深厚根柢的人，專長中西文學比較批評。《柏拉圖理想國》不僅是哲學與文學批評，也是文學創(chuàng)造，是西方分析哲學相知識論的淵源。高友工教授在中譯序稱讚侯健的中譯本完整而且詳加註釋，“文字流暢而忠實，通俗而典雅，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文化史上大事。”我與侯教授在臺大同事多年。常在各種聚會聽他用濃重的山東腔發(fā)言，如高序所言:“能倚馬萬言，文不加點，聽衆(zhòng)往往有無法完全領(lǐng)會的苦處了……因爲他的思路敏捷，而學識過人，他的旁徵博引如同天馬行空。”侯教授一生辛勞，未及退休即早逝，盛年譯出此書，不枉此生。
張平男先生翻譯《模擬》時，是以嚴謹慎重、如履薄冰的態(tài)度全力以赴。正如此書副標題:“西洋文學中現(xiàn)實的呈現(xiàn)”所示，它是語言學、文體學、思想史與社會學，可說是精細學問、藝術(shù)格調(diào)、歷史想象及當代意識多方面極爲成功的結(jié)合。一九四六年德文本出版後，一直以各種文字譯本作文學課程的必修讀物。書申所用語文多達七種，譯者虛心求教，得以解決，此書之出版實有重大意義。
社會科學方面，最大的計劃是編纂“現(xiàn)代化叢書”。我邀集中央研究院的楊國樞、文崇一、李亦園先生主持編纂“現(xiàn)代化叢書”，希望將世界關(guān)於現(xiàn)代化的理論介紹到臺灣。既要推行現(xiàn)代化，就得對“現(xiàn)代化”的意義有基本的瞭解，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很重要、很龐大的工作。這個計劃很大，當年也只有國立編譯館可以推行。
曾經(jīng)邀集許多相關(guān)學者共同擬定出書計劃，可惜出版的書不多，但總是做了一些，包
括:《當代社會問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現(xiàn)代化:抗拒與變遷》、《寂寞的追尋：美國文化瀕臨斷裂邊緣》、《邁向現(xiàn)代化》。這五本書總名爲“現(xiàn)代化叢書”，都由國立編譯館主編，四年間陸續(xù)出版。這段時間也是我在文學界之外，與文化界最大的連繫。
我記得《當代社會問題》和《開放與封閉的心理》要出版時，特別邀請楊國樞先生寫篇總序，楊先生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了一萬字的序。序文寫到“現(xiàn)代化”是對過去舊社會的一種挑戰(zhàn)，從清朝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就因各種原因積弱到民國，現(xiàn)在我們開始做現(xiàn)代化工作，一定要用新觀念克服積弱的原因。使臺灣經(jīng)濟起飛。因爲王天民館長已經(jīng)離職，換了印刷事務(wù)起家的熊先舉館長，也是原來的教科書組主任。新館長看了之後，說楊國樞一直不是很忠黨愛國，覺得這篇序文把中國舊社會說得好像一文不值。我說現(xiàn)在已不是抗俄時代。熊館長說，“我不跟你辯論國策，我不能接受，換個人寫。”我說:“他專爲這兩本書而寫，我不能退稿。”他說:“我不能接受，反正不能印。”他非常堅持。我知道“現(xiàn)代化叢書”已經(jīng)做不下去了。
後來翻閱出版的“現(xiàn)代化叢書”，楊先生那篇序文果然未被採用，新館長反對就是因爲楊國樞是“自由派”。我對楊國樞說明了這件事，未定的計劃等於風流雲(yún)散一樣，楊國樞序文事件，是我最後的防線，我不願意再退讓。這不是一篇序的問題，是我爲了學術(shù)理念與尊嚴作去留決定的時候。我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下定決心離開國立編譯館。
當時臺灣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很少，我們擬定文化叢書的書單非常輝煌，可以幫助新思想有系統(tǒng)地深入紮根。但是新館長接任後，文化叢書已無法有所作爲了。所謂“三日京兆”，中國官場的新人新政意義大約就是沒有延續(xù)性，沒人關(guān)心紮根的未來。我辭職之後，所有建立的出書計劃，都被一掃而空了。
離開編譯館之後，我唯一具體牽掛的是寄望甚高的馬克吐溫（MarkTwain,1835-1910）長篇小說中譯本全集，當時已交稿的有四本:翁廷樞翻譯《乞丐王子》（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出版）、蕭廉任翻譯《古國幻遊記》（一九七八年黎明文化事業(yè)公司出版）、丁貞婉翻譯《密西西比河上的歲月》（一九八0年國立編譯館出版，茂昌圖書有限公司印行）、林耀褥翻譯《浪跡西陸》二九年國立編譯館印行）。譯者和校訂者都是臺灣最早出國研究美國文學而最可靠翔實的譯筆。多年來，我一直推動西方代表性作家作品能有完整的中譯，讓國人看到不同文化的真貌與深度，這方面日本的翻譯成就令人佩服。我們處處看到、聽到中文著作，言談中膚淺地引用馬克吐溫的幽默，美國這位十九世紀的幽默大師可說是無人不曉，但有多少人知道那“幽默”裡面蘊含多深的辛酸與批評，諷勸新興的美國文化建立自信與自己的風格。我離開之前曾一再拜託館裡承辦書稿印刷的單位，把這套書交由同一家出版社，不要分散標售。但是，它們和其他的書一樣，交稿之後，銀貨兩訖，除非有人有權(quán)追蹤，否則就是落入圖書室某一個陰暗的角落，不見天日。例如林耀褸精心中譯的《浪跡西陣》，從未上市。它們成了我多年痛惜的，念念不忘的“馬克吐溫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