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隨中山中學由北平遷到南京之後，每個星期六中午會帶五六個同學回家。吃過晚飯，他們坐江南鐵路的火車回板橋，哥哥在家住一晚。

母親在她自己的幸福中，覺得每個沒有家的東北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在南遷之後、抗戰八年之中，所有中山學生都是沒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悽楚的故事。

張大非初到我家的時候，沒有人注意他。他靜靜地坐著，很少說話，也不參加遊戲。吃飯時，媽媽總叫他坐在她旁邊，不斷地給他夾菜。

在這之前，我只知道爸爸要哥哥去找一位姓張的學生——他的父親在滿洲國成立之初是瀋陽縣警察局長，因接濟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

哥哥終於在同學中找到了他。他比我哥哥大三歲，除了打籃球，不參加任何課外活動，也很少與人說話。透過那一年畢業和他一起打球的撐竿跳國手符保盧〈是那時女生的偶像〉知道他的身世，哥哥才找到他。

那一年過年除夕，他們留在學校，全校包餃子過年。初二下午，張大非與哥哥回我家。當天外面開始下雪，很冷，屋子裡生了火，飯後坐在壁爐邊，媽媽問他離開家鄉的情況。

他說他父親被燒死之後，在日本人追殺之前，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與一個弟弟、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進了一所教會辦的中學，每天早上學校有早禱會，由“主禱文”開始：“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父的名爲聖，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主賜給我們……。”在這裡他可以盡情求告一個父親的保護和愛，於是他信奉了基督教。

第二年滿洲國成立，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已十五歲，一個人進關，到北平投奔叔叔。失學了一年，叔叔家也不適久住。那時在北平、天津街上流落的東北青年很多，冬天街旁常有凍餓路倒。

有一天，他在極端困頓中在報國寺旁遊蕩，看到院子裡搭了幾個帳篷，廟門上貼著“國立中山中學”招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佈告。他考取了初三，入學後全體學生食宿一切公費，從此有了安身之所。

學校功課水平很高，原以爲自己有了前途，誰知過了兩年，華北在日本由滿洲國進逼之下已風雨飄搖，漸漸岌岌可危，中山中學被迫南遷。離開北平時，只能輾轉告訴在家鄉卻已無家可言的母親，將隨學校南遷，到了南京板橋卻始終得不到母親的消息……。

我永遠記得那個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個十八歲男子的一切自尊忍住號啕，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敘述家破人亡的故事——和幾年前有個小男孩告訴我他爸爸的頭掛在城門上一樣悲慘。

窗外，媽媽種的幾棵小樹在風雪中搖晃，彎得近於折斷。自此，我深深地記住他的名字——逃到營口後，他把原來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乃昌”改爲“張大非”。

從此，每個星期六午後，我會在哥哥那羣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他最喜歡帶我那三歲的大妹妹到院子裡玩，有時幫媽媽抱襁褓中的二妹，偶爾會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買的書。有一次，他帶來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鑲了金邊的聖經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我明白，爲什麼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寧靜，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的書，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隨身帶走了。

那一年初春，中山中學大門外面蓋了一些小平房，很小的木架泥牆小房子。媽媽每星期去住四五天，因爲她又懷孕了，很喜歡再過一過鄉村生活，每天可以種些菜。此外，另幾家東北出來的老師家眷，更能慰解她的真正鄉愁。

我每週末也會去板橋，可以滿山遍野跑一跑，好似回到六歲前的童年。張大非常常來，他最喜歡抱我那兩個妹妹，看我媽媽做家事，仍然很少說話。

有一天吃過中飯，哥哥和七、八個同學說要去爬不遠處的一座小山，牛首山。我看著那山羨慕許久了，就追著趕上跟了去。

下午四點鐘開始下山的時候，突然起了風，我比他們下山時走得慢，漸漸一個人落後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著一塊小巖頂，進退兩難。山風吹著尖銳的哨音，我在寒風與恐懼中開始哭泣。這時，我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看我。

天已漸漸暗了，他竟然走回頭，往山上攀登，把我牽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學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軀，說：“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與關懷，是我這個經常轉學的十二歲邊緣人很少看到的。

回到家，哥哥對媽媽說：“以後再也不許她跟著我！那麼小座山，她上去那麼慢，又下不來，動不動就哭，煩死人了。”

初夏，我們搬回南京城裡，媽媽待產。

我們的一生和中國的命運不久就全變了，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小屋子的緣分。

數十年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總記得他在山風裡由隘口回頭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