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蓋自改隸以來，百凡草創，街莊之公學，側重語言，風氣既開，人思上達，遂有不避險阻，渡重洋於內地者。夫以彪齡之年。一旦遠離鄉井，棲身於萬里外，微特學資不易，亦復疑慮叢生，有識之士深以爲憂，知創立中學之不可緩也。歲壬子，林烈堂，林獻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
舫諸委員，乃起而力請於當道……
募捐二十四萬餘元，林家捐地一萬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裡以臺灣子弟爲主的中學:即使爲了維持臺中一中的校名，亦經多年奮鬥。
這樣值得驕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極爲尊敬，在那裡執教五年，成爲那可敬傳統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榮。臺中一中，讓我時時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開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輩創辦東北中山中學，不僅爲教育“以髻齡之年，遠離鄉井”的家鄉子弟：並且要在國破家亡之際引導他們，在顛沛流亡路上養護他們。而中山中學於抗戰勝利回鄉，竟更無依靠，校名、校史埋沒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協力在瀋陽恢復校名，重建校史。臺中一中能秉持創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穩定發展，風雨無憂，校友多爲臺灣社會中堅分子。
這樣以憂患精神立校的學校，都有相當自強自信的氣氛。那時日本殖民者離去不到十年，幾乎所有教員都是由大陸歷經戰亂來到臺灣，大多數出身名校，教學水平與熱忱均高。臺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這幾小時，重談自己珍愛的知識——用好的文字抒情、寫景、論述都是知識，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個仰頭聽我講課的臉上似乎有些感應，令我有一種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長的時間，除了寒暑假外，九個月的時間可以講很多，聽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鐘，凝聚學生的注意力，一個教師可以像河海領航一樣，以每課文章作爲船舶，引領學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書實在是充滿樂趣的事，你一走進教室，聽到一聲“立正敬禮”的口號，看到一屋子壯漢“刷”地一聲站立起來，心智立刻進入備戰狀況，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牽慮，準備挑戰和被挑戰。那時的高中英文課好似寫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時間講課文，三份之一講文法，大概當年大學聯合招生的英文考題是這個比例吧。文法一“講”就可能變得苦澀，這是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把文法教得簡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課文。什麼詞類啊，時態啊，規則啊，都是語言樹上的枝幹，字、句都是葉子，文學感覺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譯字句，而鼓勵學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彙。風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oaring"and"howing"（低語到悲咽，到怒號），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currents","over-poweringflood","violenttorrents"（激流，洪水，怒濤……）形容詞比較級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對了。中國人愛說某人最偉大，英文說"oneofthegreatest",因爲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學英文地方法講解課文，隨時擴展他們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錯。我一生教書，不同程度的使用這種方法，頗受學生歡迎。臺中一中的學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強，從不怕難，是我教學生涯的很好開始。
暑假之後，沈增文由美國回來，我代課期滿，金樹榮校長很誠懇地邀我留下專任，聘書是高中英文教師。似是命運給我進一步的挑戰，但我必須評估自己的實際困難;必須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這些年來。母親奔波在臺北、臺中道上，我在育兒、疾病、裕昌出國出差時都有母親及時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開始陷入政治困境。他們擔憂我身體贏弱，無法應付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負擔。但是，自恃年輕，在代課半年間又重新拾回南開精神，我終於接受了臺中一中的聘書，從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個隱藏在後的原因是，三年後，我也要去投考“傅爾布萊特交換計劃”。我的中學同學和大學同班（謝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約也能考上。在那時，只有這樣的公費才能申請護照出國。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臺中一中那樣的學校，除了一貫的高水平功課外，高三拼大學聯考的目標似乎滲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氣裡。他們不僅是要考上大學，而是要考上什麼大學、什麼科系。這件事難不倒我，我曾經呼吸那樣的空氣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據說是按學號平均分班，數學和英文是“拼”的重點。各班任課老師爲了自己學生上榜的成績，暗自也有些課外題的競爭。
在這樣的環境裡，我遇見了終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歲，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她的父親是江蘇無錫著名的藏書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國，曾在重慶沙坪壩時期任中央大學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說家和文評家，我在“時與潮書店”讀過他幾本書。
臺中一中的教員休息室很大。有幾大排長長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剛去的時候，由於林同庚老師（臺大講師）由美國寫信介紹，認識曾任教臺中一中的楊錦鍾（她不久隨夫胡旭光到駐美大使館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鑑嫺（國文科），孟文檻（歷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幾位資深老師對我相當照顧。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與我家相距不到兩百公尺，有時下課一起回家，漸漸約好早上有課亦同去，坐在三輪車上。最初只談功課已談不完，家裡還有一屋子事等著。她隨夫蔣道輿先生全家來臺，三代同堂，數十年維持大家庭的規模。
高三下學期最後一個月，所有課程結束，開始升學輔導，由各科名師各按專長輪流到四班上課，要自編教材，專攻聯考可能題目，訓練學生敏銳思考，精確作答。徐蕙芳和我在開會時分配到翻譯和詞類變化等文法領域，每人尚需自選精練短文數篇，可供誦讀，增加閱讀能力。
我們竭盡所知地蒐集資料，那時我開始跑臺中的美國新聞處圖書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學楊孔鑫有時會寄一點英文稿，有關文學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們兩人討論之餘，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書桌上寫好，多數由我用鋼板刻蠟紙，第二天到教務處印成全班的講義或測驗題。鋼板刻出的講義相當成功，後來幾年的暢銷升學指南“盜”用了不少，當然我們那時代沒有人想到什麼版權。我的字方正，不瀟灑，很適合刻鋼板，那時不到三十歲，做那麼“重要”的事，覺得很快樂。
在臺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躍入我記憶的，常常是放在走廊盡頭的小書桌;用一條深紅色的氈子掛在房檻隔著臥房，燈罩壓得低低的小檯燈，燈光中我們兩個人做題目寫鋼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實其中並沒有太多浪漫的情調，多半時間，我們只是兩個家庭主婦，在家人入睡後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對心智的挑戰。英文有一個最確切的字:“Necessity”（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進去了，便必須打贏這場仗。在我那張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臺北麗水街宿舍，我纔有了一間小小的，真正的書房），在我的小家庭，只須得到丈夫諒解，比較單純。我的丈夫“允許”我們那樣工作，因爲他一週工作七天，經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從無怨言。
那張小書桌奠立了我們一生的友誼，直到她二00七年二月高齡逝世，五十年間，人生一切變化沒有阻隔我們。她是我三個兒子至今溫暖記憶的蔣媽媽：而我，自臺中一中開始教書，一生在臺灣爲人處世，處處都有俯首在那小書桌上刻鋼板的精神。
晚上十點鐘左右，我送她沿著復興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盡之言，兩人送過去送過來多次。直到我離開臺中一中多年後仍未分手，功課之外，我們也談生活與家庭，她的雍容、智慧與寬宏對我影響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學聯考榜單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練看球賽一樣，口中不斷地教他們不要想輸贏，心中卻切切懸掛，恨不能去派報社買第一份報紙。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單上用紅筆畫出自己的學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樣，先找臺大醫學院和工學院的上榜者，工學院又先找電機系，因爲分數最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說我沒有這份“虛榮心”，尤其是擔任導師那一班的升學率，佔滿我年輕的心。那幾天之內，只差沒有人在門口放鞭炮，上榜的絡繹不絕地來謝師，整體說來，成績夠好。但是也有些錄取不理想的和公立大學落榜的，他們晚幾天也有來看我的，有人進門即落淚，我不但當時勸慰，還追蹤鼓勵，第二年再考，多數都能滿意。成功或挫折的分享，使我相許多當年十八、十九歲的男孩建立了長久的“革命感情”，在他們成長的歲月中，有寫信的，回臺中家鄉時來看望的，尤其是他們到成功嶺當兵的那些夏天，我聽了許許多多新兵訓練的趣聞。學生絡繹不絕地按我家門鈴，每星期天我準備許多酸梅湯涼著，蒸許多好吃的包子，有些人多年後還記得。當兵的故事中最令我難忘的是石家興，他問我要一些短篇的英文文章，可以在站崗時背誦，簡直令我肅然起敬。他在臺大生物系唸書時和幾位同學定期研討文學和文化問題，與簡初惠（後成名作家簡宛）相愛，也曾帶來給我看。畢業後教了幾年書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讀博士學位時，邀我前往胡適的校園一遊，看到他一家安居進修。當晚他邀來幾位臺中一中同學和她的妹妹簡靜惠等暢談當年樂事，五十年間，我看著他從少年成爲國際級學者，二00八年他獲頒四年一度的世界家禽學會的學術研究獎，我真正分享到他們的成就感。
在臺中一中的傳統中，以文科作第一志願升大學的似乎佔少數，數十年間常有聯繫的有在外交界傑出的羅致遠，主持中國廣播公司的政論家趙守博，臺律系教授廖義男等。臺大外文系畢業的林柏榕、張和涌、張平男和陳大安等。林柏榕是我第一年教的學生，他在創辦立人高中和競選臺中市長前曾與我談及他要爲臺中做事的理想。他任市長時，我已離開臺中了，但是從競選文宣，看得出來文學教育的格調，雖然我也知道他所進入的政治和文學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與他同班的張和涌，在大同公司服務時，曾幫“協志叢書”翻譯了許多世界經典人文著作。張平男是徐蕙芳的得意學生，中英文俱佳，文學作品涉獵亦深，我在國立編譯館時，邀他將文學課程必修讀本奧爾巴哈的《模擬：西洋文學中現實的呈現》譯成中文，一九八0年曲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是一本很有意義的書。
在我任教的最後一班，進入臺大外文系的陳大安，是真正喜愛文學的學生，讀文學書亦有很深入的見解。他讀大學時，常常請教我課外必讀之書，五、六年間寫了許多新詩，很有創意與深意，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他後來也去了美國，從事文化工作。一九九0年初期，我在電視上看到他與友人創辦的MuseCorderoChen廣告公司贏得美國全國廣告協會的銀鈴獎，一九九四年又得美國銷售協會頒發廣告效果金獎。在這樣全國性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有紮實的文學藝術根基和真正觸動人心的創意。
臺中一中學生日後在理工界和醫界都有傑出表現，大約是傳統的主流力量。那時成績最好的都以醫科爲第一志願，有一位笑口常開的學生對我說，“老師，我將來作了醫生會照顧你?！蔽夷菚r年輕，從未想到需要醫師照顧。多年以後看到他們成爲名醫的報導，甚至在街上看到他們的診所招牌，但都末以病人身分求診。只有曾找我敘師生情誼的仁愛醫院副院長劉茂松，當時我胃部不適，他安排照胃鏡，我竟然在等候隊伍中溜走“逃跑”了，後來再不好意思去。幾年前我在和信醫院作一場最後的演講，題目是“疼痛與文學”。是臺中一中的老學生蔡哲雄，在美行醫二十多年後回臺灣，到那著名的癌癥醫院任副院長，他念舊，找到了我，請我去作了那樣跨界的演講。我敘述自己在種種病苦關頭以背詩來轉移難纏的疼痛，而且，還不改教室舊習，印了一些值得背誦的英詩給聽衆呢。
二00六年夏天，我在一中第一班的學生，在臺灣水產養殖方面大有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廖一久，以及四十年來首次返臺的雷射專家王貞秀與張和涌一起來看我。門啓之際，師生五十三年後重聚，不僅我已白頭隱世，他們也已年近七十，事業成就私人生滄桑之感涌上心頭，豈止是驚呼熱中腸而已!他們寄來的當日合照，我一直留置案頭。
數十年間我在臺灣或到世界各處開會旅行總會遇見各行各業的一中學生，前來相認的都有溫暖的回憶;許多人記得上我的課時，師生聚精會神的情景，課內課外都感到充實。方東美先生曾說:“學生是心靈的後裔”，對我而言，教書從來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種傳遞，我將所讀、所思、所想與聽我說話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們，都是我心靈的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