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初二兩年，我的身體仍然瘦弱，還偶在冗長的晨間升旗訓話時暈倒，成爲同學的笑柄。天氣太熱或太冷時，站久了有人就說，“看!齊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爭氣真的倒了。
初二上學期快結束時，天氣突然極冷，我們大多數人的腳跟和手指長了凍瘡。那天週會在操場大霧中站久了，我又搖搖欲墜，站在我左邊的同學李心娥小聲說。“把手伸過來，我給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幾下，又在我左額捏了幾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穩，且呼吸順暢了。回到教室。她從書桌內拿出一個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違反父親教我不可隨便吃藥的告誡，吃了她的藥，而且整日感覺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學期開學兩個月後插班進來。那時全國各省逃難的人都涌向重慶，南開中學因應戰時需要，隨時收合格學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參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爲了維持教學水平，學校規定學期結束時若有三份之一課不及格即留級，二份之一不及格即退學，不管家長是誰都沒有用。暑假後，全校成績公開貼在行政中心“範孫樓”，紅筆多的即是留級，這就是著名、令人戰慄的“紅榜”。我還記得有一年看榜時，他們擠得把樓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來的那天。導師帶她到門口。大聲說，“這是新生李心娥。”她實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時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門口那表情，羞澀畏懼，不就是我到南開以前已經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進陌生教室的表情嗎?她既排在我鄰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邊，我就事事帶著她熟悉新環境，尤其是課程進度，明天要繳什麼作業……等。她幾乎什麼話都不說，只是感謝地笑著、聽著。直到新年前，某個星期六下午，在幾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個人坐在牀邊哭泣。
那天下課，輪到我做值日生，掃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經過鄰室，看到她孤單的身影，我懇切地拉著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親自從在南京寧海路開始招待東北的黃埔學生之後，直到他們去世，將近半世紀都以素樸豐盛的北方飲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壩定居後，哥哥考上中大醫學院，卻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親鼓勵他帶週末無家可歸的同學回家吃晚飯，她最受不了別的孩子沒有家，吃不飽飯。
李心娥是我帶回家的第一個客人，她和我一樣瘦弱，更引起我母親的關心。我們只知道她是雲南人，爸爸是軍人，調到重慶駐防，帶她來上南開，媽媽沒有來。從此，我幾乎每週末都請她一起回家。母親知道她被瘧疾折磨所以長不高，對她更加關懷，爲她增加營養，和我一樣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後，日本飛機加強轟炸重慶，除了下大雨，天天來，連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來。民間趕修的防空洞只能擋爆炸碎片，若被直接擊中則只有毀滅。重慶四周高山之上設立許多防空監視哨，空襲時便在哨前長桿上掛起一隻紅色燈籠，並且響起一長一短的空襲警報。敵機侵入一定範圍之內，再掛一隻紅色燈籠，接著響起緊急警報，急促的一長一短的警報響徹山城內外。那種尖銳淒厲的聲音，驚心動魄，有大禍臨頭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夢中驚醒立刻下牀，紮上腰帶穿鞋逃命，那樣的惶惑和憤怒，延續數年的警報聲，在我心上刻畫了深深的傷口，終生未能痊癒。南開沒辦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襲警報時立即疏散，每次週會就領學生念口訣:“一聲警報，二件衣棠，三人同行，四面張望……”。
我們女中教室後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個狐穴，跑出去時就三人找一丘靠著。天晴時，可以看到兩翼漆著紅太陽的日本轟炸機，看它機翼一斜，肚子裡落下一串串銀色的尖錐形炸彈。有時，看到我們的驅逐機從反方向迎戰，機關槍的聲音在空中響起：有時則看到冒煙的飛機，火球似地向地面墜落。我們心中燃燒著對日本的痛恨，這樣的心情，是我生長歲月中切實的體驗，很難由心中抹滅。長長的八年，在自己的國土上流離，沒有安全感，連藍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懷?
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後各校學生及老弱婦孺都儘量往樹木多的郊區疏散，減少傷亡。有一天，李心娥對我父母說，她父親邀我們到他駐防地一處名叫黃桅標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後能上課再回來。我父親問了她父親大名及軍區，知是雲南軍的一位師長，李彌將軍。
暑假開始，母親、我及兩個妹妹過了長江，過江的時候，船伕嚷著，“掛球了，快點劃，趕快攏岸!”由江岸搭上軍車，車行約三十里到一個羣山環繞的小鎮外臨時軍營。李心娥的父親戎裝出來迎接我們，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這麼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區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們回沙坪壩纔回來。
在黃桅樺軍區，我又有另一個頗可自傲的經驗。住下後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帶我去騎馬。幼年時在東北家裡，爺爺有馬，村鎮之間多數男人也騎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夢啊…這天清晨，勤務兵牽來兩匹大馬，我們兩人都比馬背還矮。馬兵說每天早上都須榴馬，把我們這麼小個的“女娃兒”放在馬背上，馬都“不曉得”!
李心娥很明顯的是會騎的，她一躍而上。而我，站在馬旁——是師長的馬，他們優待我，簡直手足無措，想逃走。但見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腳放入踏瞪，扶我擡身到馬背，再把右腳跨過去找到另一邊踏瞪，坐穩在巨大的馬鞍上，抓緊了繮繩。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馬兵一直用手牽著蠻繩，數日後我居然也敢跑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慶仍在日機惡毒的“疲勞轟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報。而我。住在軍營裡得了短暫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樹叢土路上跑馬，涼爽的風吹透了我少年的短髮。
那種感覺是連夢中也無法想象的，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穩定，和在學校判若兩人。她說在雲南家鄉，隨爸爸移防，必須會騎馬。而我，在那樣的緣份下竟然騎過李彌將軍的戰馬……她所說的滇緬邊境的崇山峻嶺，激流狹壁引起我無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個男孩，長大了也去從軍，參加騎兵隊，像二十九軍的大刀隊那種兵，從長城喜峰口到南天門，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樣，躍馬千里，絕不要蹲在沙丘旁，讓那麼小的日本倭寇到我頭上來轟炸我。我們兩個來自中國極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敵人的轟炸下結成好友，那種真正患難柑共的感覺，是太平歲月中長大的人無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間空襲時，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緊急警報聲中，靠月光找棲身的小沙丘，牽著拉著，互相喊著名字，坐下後聽遠遠近近的炸彈，看三十里外城裡的火光，兩個十五歲女孩分擔著不可解的恐懼。解除警報時多半己是凌晨兩、三點鐘。解除警報是長長徐緩的長鳴，好似在長長地吁氣，慶幸我們還活著。數百人因爲徹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人有興致擡頭看剛剛帶來死亡威脅的天空。月亮已經落下，星光燦爛，而我那時並不覺得星空美麗。
初三畢業，李心娥隨她父親回雲南。戰爭已逼近西南各省，沿著雲南邊境新修的滇緬公路需要大量的防衛軍力。最後一次她到我家，帶了一個錦緞包的玉鐲交給我母親，請我母親爲她收著。說是她母親的紀念。她已經“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確定是怎樣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雲南的家庭生活。抗戰結束，除了她初回雲南寫過一封信。我家離開重慶，就斷了音訊。十年之後，我家又“逃難”到臺灣已數年，在反攻大陸聲中，報紙上大幅報導留在滇越邊境的最後守將李彌將軍奉命撤退來臺，轉戰萬里終能歸隊，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他到立法院報告時，父親約他相見，請他將玉鐲還給李心娥，此時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國外。李將軍見到玉鐲時十分意外，兩人談到當年在抗戰中樞的重慶，信心與鬥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這般局面，感慨萬千，只餘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