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省立農(nóng)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爲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爲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0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課程，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tǒng)，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quán)領(lǐng)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HaveaDream”，我在臺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臺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數(shù)據(jù)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Dckinson）、惠特曼與佛洛斯特（Robert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肯尼迪總統(tǒng)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yè)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jīng)開始，有關(guān)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爲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jīng)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FriedrichaHayek）到臺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xiàn)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志忑不安，因爲我大一雖然修過經(jīng)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臺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臺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zhàn)。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Society”跟“Open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xù)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臺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guī)麄冏吡诉@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臺中，我曾爲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0年代左右，蔣總統(tǒng)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臺，因爲他曾寫過一篇關(guān)於臺灣是個新寶島的文章，到臺中來他曾請我?guī)退g，這些經(jīng)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臺上，我都像是戰(zhàn)士披著盔甲上戰(zhàn)場，總想怎麼樣能生還纔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劃，那是更高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