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萬萬想不到，現(xiàn)在輪到爸爸爲我流淚了。
媽媽去世已經(jīng)兩年，他從不知人生這一步的寂寞。凡是他在家的日子，從來都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媽媽全程照顧數(shù)十年，去世的早上還在囑咐女傭中午要做的菜。留下他一個人後，我千方百計求他，哄他，甚至騙他，搬來和我同住，但他堅持不離內(nèi)湖的家。我和寧妹每隔兩天回內(nèi)湖去看他，都在下課下班後，但是他早上九點起就在臨街的陽臺上張望。
我車禍後，他多日不見我回去，就不斷問，妹妹說:“臨時有事出國開會去了。”他說:“她不是剛從德國回來嗎？”如此過了十多天，妹妹只好說:“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他說:“我可以去看她呀…”這樣鬧了一個月，他突然腸胃不適，也送到三總內(nèi)科。就在我病房的樓下。我那時上半身已拆了石膏，左腿還裹著石膏。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過幾天得到醫(yī)師準許，坐輪椅去他的病房探。下半身用被單蓋著，已經(jīng)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樣子了。我進他的病房，叫了一聲爸爸，他就哭起來，說:“你怎麼了？你怎麼摔成這樣？”
他緊閉了四十年眼淚的閘門，自此衝破，再也關不上了。這位被尊稱爲“鐵老”的漢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淚，這之後，他在世一年多的日子裡，每次看他“撿回一條命”的女兒，就流淚不止。他有時會說:“那些年，我去革命，你媽媽帶著你可沒少跟我吃苦，這麼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幫我撐這個家多麼辛苦！”
他最後幾年孤獨的日子裡，回憶往事大約佔據(jù)了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時對我說，心中常是千軍萬馬在奔騰，慨嘆中國命運的大起大落。文革漸漸結束後，由各方面?zhèn)鱽碓S多人和事的消息，讓他更能從整體瞭解當年的情況。譬如說，一九八一年他在榮總住院時，張學良突然去病房看他。自一九三五年漢口不歡而散，近半世紀首次再見，令他心情很不平靜。當年雄姿英發(fā)的青年，都已八十二歲了，鄉(xiāng)關萬里，一生坎坷，千言萬語都說不盡，也不必說了。常常自問，“如果當年能夠合作，東北會是什麼樣子?中國會是什麼樣子?”事實上，時光即使能夠倒流，合作亦非易事。張學良二十歲繼承奉軍地盤，毫無思考判斷準備，只知權力，衝動任性地造成貽害大局的西安事變，使東北軍數(shù)十萬人流落關內(nèi)，失去了在東北命運上說話的力量，他和這個堅持人性尊嚴，民主革新的理想主義者齊世英怎麼合作?那一天會面，兩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懷念郭鬆齡將軍。張學良想的是郭將軍對他權力的輔佐;我父親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軍戰(zhàn)勝，東北整個局面必會革新，不會容許日本人進去建立傀儡滿洲國，即使有中日戰(zhàn)爭，也不會在戰(zhàn)爭勝利之後，將偌大的東北任由蘇俄、蔣中正、、杜津明、，這些由遙遠南方來的人搶來打去決定命運!這些憾恨，雖已還諸天地，卻仍折磨著他的餘年歲月。
晚飯時，我和妹妹總是給他斟一杯酒。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淚，斷斷續(xù)續(xù)說當年事:明明不該打敗仗的局面，卻敗了，把那麼大的東北丟了。那些年，佈滿東三省，一心一意跟著我十多年在敵後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們盼望勝利的中央會照顧他們的孤兒寡婦，也全落了空。沒有出來的人，能在手裡活著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愛國的知識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適應生存。養(yǎng)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們，是我對不起他們!這些話，他反反覆覆地說著，折磨著他最後的日子。
媽媽去世後，他言語更少，近乎沉默，正似從洶涌的巨流河衝進了啞口海——臺灣極南端鵝鑾鼻燈塔左側，有小小一湖海灣，名爲啞口海，太平洋奔騰的波濤衝進此灣，彷佛銷聲匿跡，發(fā)不出怒濤的聲音。正似莎士比亞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滿了聲音與憤怒，全無意義。”長日無言，有時他獨自坐在陽臺上望著我們來時的路。秋天白晝漸漸短了，我回去與他對坐，又念起他也愛的濟慈《秋頌）．
春天的歌聲呢？.春之聲在哪兒?
別想它了，你也有自己的樂音。
他又問，那些傻蜜蜂呢?我們就是那些傻蜜蜂，以爲只要花仍開著，溫暖的夏日永無止境。詩人記得那秋天，“燕子在秋天的弩蒼下回旋飛鳴”。他說這一生在家鄉(xiāng)時間太少，還記得莊院瓦房的屋擔下有許多燕子做窩，開春時總盼望牠們回來。
一九八七年八月父親節(jié)的下午，他勉強從牀上起身，坐在牀旁藤椅上。磕然逝世。寧靜地放下了這一生所有的理想、奮鬥和失落的痛苦。我們將他的骨灰埋葬在母親身旁，面對著太平洋的穹蒼。在這安居了四十年的島上，冬季無雪，夏季溼熱，太陽猛烈地照在他們埋骨的石座之上。
整理他們的遺物真是容易的事，我母親一生沒有一件珠寶，也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她的櫃子裡有一隻小破皮箱，裝了一些從南京到重慶，復員回北平又來臺灣都不肯丟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張照片都沒有），最高一層放了八牀棉被，我知道她搬到內(nèi)湖後，常去臺北長沙街一家傳統(tǒng)彈棉花被的店，訂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說：“現(xiàn)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來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實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關的，打臺兒莊的，拚滇緬路的，逃難的鄉(xiāng)親，流落的青年……全都走過去了。我留下她的兩牀棉被，在麗水街的冬天蓋了十多年，那傳統(tǒng)手彈的棉被時代也走過去了。
收拾我父親遺物更是容易，他在一九五四年離開國民黨後，一直有人跟監(jiān)，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後，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燬，以免連累友人。以後多年他也不留來信，我在他書桌抽屜中只看到幾封張羣爲日本斷交商談的信，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兒麻生和子謝我父去日本弔唁的信;還有一個木盒裝了吉田葬禮送的紅色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詩;還有孫子女們寄給他們的小貓、小熊的生日賀卡：臥房內(nèi)找到一本日記：他從德國買的《哲學叢書》二十冊（一九二0年版精裝）：當年在上海購買精製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書架上。母親死後，我們不知該去爲他曬書，這時已被白蟻啃食殘破不堪，只剩上半頁和封面，木盒已觸手即碎，只有焚燬。
雙親俱逝之後，在層層的失落感中，我掙扎奮鬥，遊不出他的淚海，我的血液繼承了他的飄泊之淚。第二年夏天我自臺大提前退休——車禍之後重回講壇，保持自己教書風格，連續(xù)兩小時站立已感辛苦，下課提著書本和試卷等等資料，由文學院走到大門口，寒冷或炎熱，站在新生南路口攔不到出祖車時，已無法走回家去。這是我該坐下來，，想和寫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