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開始，我在樂山的生活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有人到女生宿舍給我“站崗”了。

一、二年級我參加的課外活動只有南開校友會和團契，在那小小的圈子裡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屬，在那個尊重“感情專一”的時代，從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遊。

勝利不久，我將由重慶回校上課前，突然收到一封信，寄來一首以我的名字譜曲的創作，作曲者是剛畢業的黃君。他在信中說已愛慕我一年多了，看我那不理人的態度，鼓不起勇氣去找我。畢業後，認識他的人少些。如不被峻拒，他會在就業前悄悄回到樂山來看我，試試能不能培養出感情。

武大除了幾個大合唱團之外，有一個比校接近專業水平（或者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愛樂團體，由三人到五人不定期開個小型音樂會。在那個沒有任何音響的時代，很受歡迎與尊重。兩把小提琴。一個男中音，黃君是第二小提琴，他拿著琴上臺時，碩長儒雅，許多女生爲他著迷。

南開校友話劇社一九四四年六月初爲歡送畢業同學公演話劇《天長地久》，是由《茶花女》劇情改編的抗戰名劇。他們敢於演出而且轟動全校的原因是有魯巧珍和幾位在沙坪壩即已演出成功的校友。在幾乎完全沒有音響設備的學生社團，全靠幕後的真人支援;他們說演曹禹的《雷雨》時，後臺幾位男同學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壯漢架好一大塊鐵板，另一位用錘子拼命的敲。又有閃電又有雷聲。而這位

第二小提琴黃君，雖不是校友，但性情溫和（另一位不好伺候），被請來在幕後奏樂。導演同學跟他說，你們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準備一首輕快的，一首悲傷的，到時候我告訴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們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個大一新生王世瑞，上臺在揪鏈上坐了兩分鐘，代表純潔無憂，然後就到後臺去幫忙提詞。不知是導演喊錯了，還是提琴手聽錯了（後臺又黑又窄又髒），當男女角戀愛幸福的時候，有人推黃君說，彈那個“悲的”，他就很有情調地拉起舒曼的《夢幻曲》，前臺演員聽了簡直笑不出來了。

第二天城裡小報說，南友話劇社這次演出一塌糊塗，男主角不知愛爲何物，只有女主角魯巧珍一人獨撐全劇。黃君雖未表示震怒，但是南開校友看到他有些尷尬，有些虧欠。

開學不久，他就千里迢迢地由重慶回到樂山，專程看我。那實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動在那小小的縣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門房報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權威口音，向三樓大喊一聲，“齊邦媛先生有人會!”老姚“喊”所有二年級以上的女生爲“先生”，他說女生上了大學就得有個樣子，但是在宿舍裡面他很少這麼稱呼，大約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我到了三年級才第一次跟男生單獨坐在江邊的木排上。樂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裡的林木紮成木筏形式，推成一排排的，等水漲了由岷江順波而下到長江大港城市去。黃昏後是同學們喜歡攀上去坐著，唱歌說話的、有情調的地方。不久，雙十節，他突然又來。

黃君如此熱切表示愛慕，卻在最糟的時候來……。

自六月以來，我心中對張大飛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難言。我不知如何恰當地稱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長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鍾情卻從未傾訴。想到他，除了一種超越個人的對戰死者的追悼，我心中還有無法言說的複雜沉痛與虧欠，談到他的任何輕佻語言日都是一種褻瀆。正如柯立芝《沮喪:一首頌歌）所言的悲痛：

沒有劇痛的哀傷，是空虛幽暗而沉悶的，這種窒息，呆滯，又不具激動的哀傷，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徑，也無從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詞，嘆息甚或是眼淚中……

在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女孩子，在我那個年紀和見識，都會被一個風度翩翩，爲你譜曲作歌，爲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百里旱路的人感動乃至傾心吧。但也許凡事早由天定，當黃君爲《天長地久》配樂的時候，在快樂幸福的場面誤奏了悲傷曲子，即是一個預兆吧。我們註定無緣。

在樂山的最後一年，至少上學期，大家還認真地上課。武大維持著相當高的水準，以外文系爲例，朱老師不僅自己教英詩、現代文學批評和翻譯，擔任系主任時規畫的課程也夠強，使前六年的畢業生出了社會進可攻退可守。可惜到了下學期，很多老師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開始趕課，提前走了，而那時也開始許多大大小小以遊行方式出現的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