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喜憂無界，現實混亂的十一月，佈道家計志文牧師應衛理公會內地會之邀到樂山來。他勸我受洗，定下心來走更長的路，也可以保持靈魂的清醒。他的佈道會既以武大師生爲主要對象，所講內容的知識和精神層次頗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諷。那幾天，他常常用江浙國語帶頭唱讚美詩，其中有一首，我比較不熟悉的，一再重複一句副歌，“求主將我洗，使我拔草呼吸。”那時的教會並沒有大衆使用的聖詩本。我在南開中學長大，聽慣了帶天津腔的“標準”國語（他們有時笑我的東北口音），心裡想，大約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靈隨自然脈動而舒暢呼吸吧。後來到了上海。有人贈我一本《普天頌讚》，才知道原來是“白超乎雪”，喻洗禮使人潔淨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較難忘。
這一年的聖誕前夕，教會的美籍韓牧師請一些教友學生去他家共度佳節，晚餐後安排餘興節目，其中一項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簽，同一數目的兩人一組，共同回答已寫好的一些問題，競賽答對的冠軍。寫答案的時候，爲了保密，須用一件唱詩班穿的袍子蓋住兩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寫出來再從袍子裡拿出來。我抽到和電機系四年級的俞君一組。他領了一件袍子走過來找我的時候，我心中有一陣從未經驗過的緊張與興奮。
記得剛到樂山那年冬天，對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在餘憲逸、翟一我、馮家碌、魯巧珍的宿舍窗前，看著音樂會散場後男生舉著火把經過自塔街回工學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頭路上快樂地喧譁呼應，中段有一大羣人唱著當晚節目中的歌，這時，學姐們指著一個高高的漂亮男生說，“啊，看看，俞XX走過來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飲酒歌），那充滿自信的男中音，漸漸凌駕衆聲，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漸漸遠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內學姐的欣賞與傾慕之情。此後兩年，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響亮。
如今，我和這樣一個“陌生人”並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聲商量機密，簡直羅曼蒂克得令我窒息!更何況第一個題目我就答不出來，問的是寫出西方最重要的三個古典作曲家，第二個是寫出最重要的指揮家。在黑暗中，他寫了六個名字。接下來問幾個《聖經》中的故事、神話的名字，我全不知道，只答出了《簡愛》男主角的名字作一點點貢獻，那種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蓋，仍可列爲平生十大恨事之一。當晚我們得份最高，其實全是他贏得的。種種衝激之外，這樣的“聚首”奇緣，讓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個世界。
南開中學的音樂教育在當年是比校好的，我們的歌詠團名聞後方，“OneHUndredandOneSOngs”，我們幾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戰歌曲更是我們的看家本領。
我沒有讀過音樂史，課內和課外都沒有。南開和《時與潮》社的收音機只播戰情、政論，沒有播系統性的音樂節目。
俞君是抗戰中期，不願受日本教育，輾轉由上海到後方來的淪陷區學生。和他同時分發到武大的還有姚關福和蘇漁溪。我大學畢業時，姚關福自上海寄贈我一大本《莎士比亞全集》，至今仍在我書架上，蘇漁溪後來也成爲我的朋友，勝利初期死於政治鬥爭。他們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藝術知識豐富，是我的益友。俞君的男中音是經過名師訓練的，他的父親曾是上海聖公會的主教，當時已去世。
新年元旦黃昏，他突然現身女生宿舍（據說以前沒來站過），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來，交給我一本英文的《偉大作曲家》，祝我新年快樂。又說，考完了，我來找你好不好?我剛點點頭，他立刻邁著大步走出大門（後來他說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緊張）。
放寒假時，他來邀我到浸信會的草坡上走了幾圈，我倆二十年的人生其實非常不同：他講上海淪入日本手中後的變化，我敘述南開中學的愛國教育和重慶跑警報的情況……。他說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學畢業和他一起來四川，在成都的美軍顧間團工作，很喜歡文學。
那年二月底，開學不久，遠在樂山的武大也響應了全國大、中學生愛國大遊行，抗議“雅爾塔秘密協議”，要求俄軍退出東北，追悼張莘夫。
張莘夫是工程專家，原爲我父東北地下抗日同志。勝利後被派由重慶回遼寧接收全國最大的撫順煤礦，一月十六日赴瀋陽途中，被共軍由火車上綁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殘殺。俄共迅速拆遷東北大型工廠的機器，每遷出一地即協助軍隊進駐。這是繼去年十一月底響應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發動的反對內戰、反對美軍干涉內政爲名的遊行後，第二次全國性學潮。同學中政治立場鮮明的，積極組織活動，口號充滿強烈的對立。遊行的隊伍擠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轟炸後仍未修建的殘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種旗幟都飄不起來，只聽見喊至嘶啞的各種口號，“打倒……打倒！！！萬歲，……．?。?！”自此以後，隔不了多久就有遊行。只是換了打倒的對象，除了經常有的“中華民國萬歲”之外，還有別的萬歲，每次換換即是。
我參加了張莘夫追悼遊行，因爲他是我父親多年的抗日同志，他們的孩子和我們一起在戰爭中長大。但是我既未參加遊行籌備工作，又未在遊行中有任何聲音，只盡量跟上隊伍，表達真正哀悼誠意，但是從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擠到路邊了。後來我自己明白，原來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陣營，如果我不積極參與活動，永遠是被擠到路邊的那種人。如果我敢於在任何集會中站起來說，“我們現在該先把書讀好”，立刻會被種種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選擇了一個輕一點的罪名，“醉生夢死”。
半世紀後，隔著臺灣海峽回首望見那美麗三江匯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檻褸、長年只靠政府公費伙食而營養不良的同學力竭聲嘶喊口號的樣子，他們對國家積弱、多年離亂命運的憤怒，全都爆發在那些集會遊行、無休止的學潮中，最終拖塌了抗戰的政府，歡迎共黨來“解放”。他們的欣喜。事實上，短暫如露珠。開放探親去大陸回來的同學說，當年許多政治活動的學生領袖，由於理想性太強，從解放初期到**，非死即貶，得意的並不多。我們這一代是被時代消耗的一代。從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災荒所迫，挑著擔子，一家或一口去墾荒，希望是落戶。而我們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卻因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聚散飄泊或淹沒。五十年後我回北京與班友重聚，當年八十多個女同學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後，進修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家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
在遊行隊伍中被擠到路邊的時候，我與原來勾著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衝散了，我像個逃兵似地背靠著街牆往回走。
這時，隔著舉臂吶喊的隊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水西門石牆的轉角，穿著一件灰黑色大衣，臉上有一點獅身人面的表情，望著我。
隊伍過完了，他走過街來說，“你也參加遊行啊!”我說，“張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來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應該來參加這場遊行，實際地哀悼?！彼f他的父親在心臟病發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們到自由國土來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佔領、控制的上海。但是在這裡，政治活動無論左右都沒有找他，他們大約想，從上海來的人只是英文好會唱歌吧。
當遊行越來越頻繁的時候，我們每天早上仍然從女生宿舍走到文廟去看看，有時有佈告，有時沒有。課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著些人，有時老師挾著書來了，學生不夠;有時學生坐得半滿，老師沒有來，所以一半的時間沒有上課。全校瀰漫著渙散迷茫的氣氛。
期待多年，生死掙扎得來的勝利，卻連半年的快樂都沒享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