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無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難，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初便辭職，去到位於開花城的印大註冊，專心讀書。出國前在臺北辦簽證時，遇到我在東海大學外文系教翻譯課上的學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讀書，所以知道我先到“樹林中的聖瑪麗”教書。印大的宿舍是他幫我接洽的，以我學者的身份及年齡，配得一間眷屬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進去的時候，看到門上釘了一張紙，用中文寫著:“齊老師:我們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們上午十一點鐘來看你。徐小樺、蔡鍾雄留言。”進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蓋的山坡上，有兩個二十多歲的中國男子擡著一個臣大的籃子朝我這面走上來。這兩位我終生的小友擡著的籃子裡，裝著大大小小的鍋、碗、杯、盤、水壺、瓶罐，還有一條真正的窗簾一個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這間單間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鋪至山坡之下，總有一種僅小於鴿子的紅胸鳥在上面散步，據說是知更鳥，但是我在英國文學中讀到的知更鳥是一種頗有靈性的小鳥，也許在美國中西部的穀倉變種，壯碩難飛了。
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自從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後，人們從草坡上來總看見我俯首讀書或打字，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從妻職母職中偷身得來!在一學期和一暑期班時日中，我不顧性命地修了六門主課:“比較文學和理論”、“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是必修。“文學和現代哲學”、“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文學與文化”、“美國文學——愛默森時代”是選修。
“文學與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Mueller）上課有一半時間問"Why?"，催迫聽者思考書中深意，譬如由托馬斯·曼《魔山》和以歌德《浮士德》主題不同書寫所呈現的文化變貌等，這種教法對我後來教書很有影響。“美國文學”由愛默森的“自信”作爲連繫一切的至高存在，輻射出去，將美國文學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層次。他講得翔實生動，我更是有備而來，一點一滴全都瞭解吸收，那寶貴的求知歲月，只有在戰時的樂山有過——而如今我成熟冷靜，確切知道所求爲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當年印大的文學課即使在美國也是一流的水平，我上這些課凝神靜氣地傾聽，儘量記下筆記，常覺五十分鐘的課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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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前的西方文學”全班二十多人，說五種以上不同母語，在如此壓力的“災難”中互相安慰。有一位真正嫺熟法、德、拉丁語的俄國同學，被師生羨稱爲“怪胎”（monster）的大鬍子竟然問那剛從哈佛拿了文學博士的教師GrosLouis，英國更上的阿爾弗雷德國王（KingAlfred）是誰?那簡直和問中國人秦始皇是誰一樣丟臉，旁邊來自各邦國的同學幾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這些課最可貴的不僅是上課言談所得，尚有參考用書書單，少則數頁，多者竟達八十頁。這些參考書單，是我回臺灣後最有益處的指導;尤其“西方文學的背景與發展”一課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鬍子，給人很大的安全感。他那滿座的演講課在很大的教室，三個月間爲我搭建了一個心智書架，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識和思想放在整體發展的脈絡上，不再散失，日後讀書，尋得來龍去脈，也啓發我一生愛好研究史詩和烏托邦文學的路徑。先識得源頭，再往前行。
在五月二十日學期結束之前，我沒日沒夜地在那小打字機上趕出了三篇報告，參加了一場考試後，回到宿舍立即倒牀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來，窗外竟是皓月當空，想到《紅樓夢》中，寶玉醒來所見當是同一個月亮。我這個現代女子，揹負著離開家庭的罪惡感，在異國校園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紅塵自適!起身在淚水中寫了一信給父母親，敘此悲情（當時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會增加他們多少牽掛…），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將信投入郵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動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許久。當時心中盤旋著（春江花月夜》:“昨夜閒潭夢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詩中情境。正好此時，小友蔡鍾雄和幸璣夫婦駕車經過，他們上來帶我去文學院BallentineHall後面，全條路盛開著樁花，紅白交植的樁花，茂密而不擁擠，每一枝都能自在瀟灑地伸展，恬適優雅，成了我一生詩境中又一個夢境。
過了幾天去系裡拿學期成績單，四門課三個A，一個A-，總計4．0。我問另一小友徐小樺，這4．0代表什麼？剛拿到物理系博士學位的他說，是straightA啊!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啊!我說，且慢光榮，你們剛開始人生，無法瞭解，我這麼晚才能夠出來讀這麼一點書，所付的代價有多高……暑期班各處來的名師如雲，我照修三門兇猛的課。我揹負離家的罪惡感，得以入此寶山，一日不能虛度。這段苦讀時間，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變化萬千的浮雲：臺灣的消息來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報》航空版，開花城那間陋室是我一生中住過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幾位中國同學和他們的家庭。印大那時有大約三百個中國學生，十分之九是臺灣去的，香港和東南亞的約佔十分之一，尚沒有一個大陸學生。那一年他們的文革噩夢剛開始，
臺灣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單純。互相照顧。離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裝在大紙箱裡，開學時分批送給新來的人。開花城外有幾個樹木蔥籠的小湖，他們開車去時常邀我。有一次爲了撮合曾與我同住的楊巧霞和曾野的姻緣。曾有六車人開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察“驅離”。有幾次隨徐小樺、蔡鍾雄、胡耀恆幾家開車到芝加哥，到俄亥俄州、愛荷華州……長途所見。使我見識到美國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廣裹萬里的大谷倉，令我懷想我父祖之鄉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圖書館和她的書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佔地半層樓的遠東書庫，我遇見了鄧嗣禹教授（TengsSu，Ssu，l906-1988），是學術界很受尊敬的中國現代史專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軍起義史史學》、《太平天國史新論》、《太平天國宰相洪仁軒及其現代化計劃》皆爲哈佛大學出版，是西方漢學研究必讀之書。鄧教授，湖南人，雖早年赴美，已安家立業，對中國的苦難關懷至深，我們有甚多可談之事。他退休時印大校方設盛宴歡送，他竟邀我同桌。在會上，校方宣讀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l907-1991）的信，信上說他剛到哈佛念漢學研究時，鄧教授給他的種種指引，永遠感念這位典範的中國學者。
這樣單純、幸福的讀書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當初申請傅爾布萊特資助進修的條件是必須有教書工作，而且期限只有一年，不可因修讀學位而延期留在美國。我已申請延長半年，所以先必須回到樹林中的聖瑪麗學院再教一學期。那學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學讀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任課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賓塞詩的專家。另一“文學批評”課也非常充實，對我日後研究幫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認這六個學分。我且回到開花城去參加碩士學位考試通過，只待再修六個法文課的學分即可得碩士學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學位。
交換學者簽證到期之時。我仍在猶豫，要不要再申請延長半年。這時，我父親來了一封信。他說，裕昌工作繁重辛勞，你家中亟需你回來。籤交換計劃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諾的話即須遵守。《聖經·創世紀》裡，雅各布夢見天梯。我在印第安納大學那開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夢見了我的學術天梯，在梯子頂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帶給我好多年的惆悵，須經過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認命，這世間並無學術的天梯。也無天使。我雖被現實召回，卻並未從梯上跌落。我終於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從未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