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身所具有的半野性,使我們不管走到哪裡都會找到秘密的出口,就像從未佔領過某個高貴時代一樣,是通向未完善的文化迷宮與在世間存在過的半野性的出口。而且,迄今爲止,人類文化最可觀的部分仍然存在於半野性的狀態,那麼“歷史意義”就意味著爲所有感官和本能所用,並且爲一切審美和味覺所用:因爲,它可以藉此證明自己是一個高貴的感官。例如,我們喜歡享受荷馬:這或許是我們得到的最幸運的便宜,我們通曉荷馬史詩,但是所有擁有高貴文化的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無法輕易地掌握荷馬。舉個例子來說,17世紀的法國人,如聖埃福萊蒙德,他就指責荷馬的廣泛精神,甚至包括伏爾泰的尾聲。這個非常確定,隨口就可以說出肯定或否定,在遇到一切陌生種類時表現出來的遲疑、退縮,對生動的好奇以及那種對所有高貴而容易滿足的文化的、惡劣意志的、非審美的膽怯,沒有勇氣去承擔嶄新的一幕,也就是對自身的不滿和對異物的稱讚:因爲,對於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來說,這一切決定了他們都處於不利的地位,這些東西決不會成爲他們的財產,或者是他們的獵獲品——對這樣的人而言,沒有哪種意義會比歷史意義、低三下四的無政治權利的平民式的好奇更令人難以感悟。
莎士比亞和令人驚奇的西班牙-摩爾-薩克森的綜合審美者也沒有什麼區別。一個老雅典人因爲與埃西路斯的友誼而爲此笑了個半死,或者作嘔。可我們——卻正因爲接受了這種粗野的光彩,這種最柔弱、最粗糙、最藝術的東西的雜湊,變得誠懇親暱。我們可以把他看做是自己保留下來的藝術的狡猾,並且減少我們因逆向蒸汽和英格蘭庸衆鄰居所受的干擾,這一點倒很像那個不勒斯的科爾索島:因爲在那裡,我們同我們的所有感官都死心塌地,像受了蠱惑一樣,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儘管庸人聚集宿營的陰溝是空的。
我們是體現著“歷史意義”的人:因爲,我們自身就帶有一份美德,這是毫無爭議的——我們無求無慾、忘我無我、勇敢、謙虛、客氣,充滿自我剋制、充滿犧牲、耐性十足、阿諛奉承……總而言之,我們也許並不“香甜可口”;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我們這種體現“歷史意義”的人難把握、難感覺、難回味、難追求的東西,會令我們認爲是一種偏見,甚至將它看做是敵對的東西。
事業上和人身上的高貴,正體現在每種文化和藝術的完善之作以及接近成熟之作,並且包括平湖般的目光和滿懷喜悅的自滿,這些都是自我完善的事物所表現出來的榮光和冰冷。或許,我們所說的歷史意義的美德,與善良審美同處一種程度,但是最起碼它也是處在最佳審美的必然矛盾之中,而我們恰巧可以模仿小的、短的以及在最低級的幸運場合下人的生命的聖化,這一點就像它們自己可以在這裡或那裡驟然四射的光芒一樣,但是在我們這裡卻表現得如此惡劣、遲疑,似乎還帶有一絲勉強。因爲,那種目光和奇蹟,在那種偉大的力量面前,主動站立在深不可測、漫無邊際的事物面前——那裡,因爲突然發生的抑制和石化,因爲我們正巧站在一塊沒有停止抖動的地面上,而出現了一種細膩的快樂。“尺度”這個詞語,對於我們來說是陌生的,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對無限、不可推測的事物的,就像騎在狂奔的駿馬背上的騎手,當無限之物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自然撒開繮繩。現代人,就像半個野蠻人——當然,大多數人也都這樣——正處在危險的地方,而那些半野蠻人也正處在我們的極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