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錯覺

蘇門答臘的地震、俄羅斯的墜機事件、一個男人將自己的女人在地下室關了30年、海蒂·克魯姆和席爾分手、德意志銀行破紀錄的工資報酬、在巴基斯坦發生的暗殺、馬裡總統的辭職、擲鉛球的最新世界紀錄，人們真的必須要知道這些事情？

我們的信息很靈通，但知道的很少，爲什麼呢？因爲我們在200年前發明了一種有毒的知識類型：新聞，即世界各地的消息報道。新聞對於我們的精神的影響，就像糖對於身體的影響一樣：新聞是可口的，容易消化的—但長期下來卻是有害的。

3年前我開始進行一個實驗。我決定不再閱讀新聞，取消了所有報紙和雜誌的訂閱，把電視機和收音機從家中搬走，將蘋果手機上的新聞應用程序刪除，我不再碰任何一份免費的報紙，而且當飛機上有人在我面前閱讀報紙時，我會有意識地看向別處。在最開始的幾個星期這麼做是不容易的，很煎熬，我總害怕會錯過些什麼。但在一段時間之後，我有了一種新的生活感覺。3年之後，我的思維變得更清晰，見識更深遠，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有了更多的時間，而且最好的一點是：我從未錯過什麼重要的新聞。我的社交圈子—不是指臉譜網，而是現實中真正的朋友和熟人—起著新聞過濾器的作用。

迴避新聞有很多的理由，我這裡只說最重要的三個。第一：我們的大腦對於駭人聽聞的、與人物相關的、喧鬧的和變換快的刺激會有極爲強烈的反應—而對於抽象的、複雜的、需要解釋的信息則有著極爲微弱的反應。新聞製作者便利用了這一點。吸引人的故事、顯眼的圖片和聳人聽聞的“事實”會牢牢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結果就是所有構思縝密的、複雜的、抽象的和不易看透的內容都會自動地被隱去，儘管這些內容與我們的生活和與對世界的理解更加相關。所以說爲新聞消費的結果就是憑藉一張錯誤的危機入場券在大腦中閒逛。花錢去看新聞的人會把大多數話題的重要性完全估計錯誤，他們在報紙上讀到的那些危機不是真正的危機。

第二：新聞的意義是不大的。人們可以在過去的1年內看完大約一萬則短新聞—每天約30則。請你很誠實地說出一則新聞，它使你能比以前做出更好的決定—對你的生活、事業或生意。沒有人在我提了這個問題之後能說出2則以上的新聞—從一萬則新聞中。多麼可悲的比率。新聞機構要的是使你相信，他們給你提供了更具競爭力的優勢，很多人就這樣受騙了。實際上關注新聞不是什麼競爭力的優勢，而是種劣勢。如果關注新聞真的可以使人們獲得更多成功，那麼記者早就應該站在收入金字塔的頂端了，但他們並不是這樣。

第三：浪費時間。普通人因爲新聞平均每週浪費半個工作日。從全球範圍看來，這給生產力帶來的損失是很大的。比如2008年在孟買發生的恐怖襲擊，恐怖分子在殘酷的自我滿足中殺害了200人。請你想象一下：平均一個小時有10億人在關注孟買的悲劇，他們關注著這一新聞，聽著電視上某些“專家”和“評論家”的喋喋不休。這是個很符合實際的推算，因爲在印度有超過10億的人口，但我們還是按照10億保守地計算，10億人每關注一個小時加起來就是10億個小時，換算過來就是：有

2000個人的壽命被新聞消耗了—比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還多9倍，這個視角雖然很諷刺但也很現實。

消除掉這100多個思維錯誤和行動錯誤，與放棄新聞一樣，可以給你帶來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你害怕沒有新聞的生活會使你被朋友們排斥？你也許不知道在西伯利亞某處有飛機墜毀，但是你可以理解這世上深層次的而且往往不是一目瞭然的關聯，你可以將這些與其他人分享。談到你不看新聞的事情時你不要有顧慮，人們會很感興趣地聽你講述。長話短說，請你放棄對新聞的消費，而且是全部。你可以閱讀長篇的背景文章和書籍，因爲如果想要理解這個世界的話，沒有比讀書更好的方法了。

在此我感謝科尼·蓋比斯托夫，他熟練地編審了這些文章並對其作了最後的潤色。我感謝漢斯-於爾格·魯芬納爾關於有意義的生活目標的機智討論。沒有一個人可以像納西姆·塔勒布那樣，與我進行思想上的交流（即使我與他之間隔著大西洋），我們每天關於明智思考和行動的對話是我生活中智慧的閃光時刻。我感謝ZURICH.MINDS組織的科學家們關於科學研究現狀的討論。我感謝漢澤爾出版社的馬丁·雅尼克極爲專業的合作。當然，我要感謝所有在這一優秀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米歇爾·克魯格、弗裡西塔斯·法伊爾豪爾、赫爾曼·裡德爾、加布裡埃勒·尤及戈爾、瑪丁娜·阿倫特、安娜·馬克格拉夫以及其他所有爲這本書和上一本書的成功做出很大貢獻的人。我感謝超級代理人約翰·布羅克曼對於該書美國版和英國版的發行的貢獻。如果我沒有每週把自己的想法轉化爲文章的壓力，這些關於思維和行動的錯誤就不會以圖書的形式出版，所以我要感謝弗蘭克·施爾馬赫博士，是他將我的文章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的專欄上，喬瓦尼·迪洛倫佐和莫里茨·米勒－維特將文章發表在《時間報》上，馬丁·施比勒將文章發表在《星期天報》（瑞士也有出售）上。我感謝畫家埃·博霍和西蒙·施蒂勒爲我的文章所繪的插圖。編輯塞巴斯蒂安·拉姆斯佩克，鮑爾茨·斯波利和蓋比·施瓦戈爾（三人都供職於《星期天報》），以及休伯特·施皮格爾博士（供職於《法蘭克福匯報》）用他們的火眼金睛在這些雜文刊發前消除了所有錯誤和不明白的地方—在此我要表示由衷的感謝。經過多次編審之後出現在這裡的一切文字，由我來承擔責任。我最要感謝我的妻子莎賓娜·裡德，她每天都在向我證明，“美好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語）更多是來自清醒的思考和明智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