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誡子書】

正如皇帝登基繼位要講究名正言順一樣，每個朝代在興替之初也會面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正統，也就是合法性問題。

比如漢高祖皇帝原本只是一個亭長，比六國貴族不知低賤了多少，憑什麼最後是他坐天下？又憑什麼是劉氏世世代代爲天子而不會輪到別人？

當然，普通的底層黎庶是不會考慮這些事的，他們在乎的只是皇帝與臣子能不能讓他們太平安生的過日子，但他們也需要一個永永尊奉劉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個國家首要的還是知識分子，越聰明的知識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難說服，所以在漢代建國之初，劉氏就一直在急於尋找一個合適的理論，用來解釋上述的兩個關鍵問題。

這個問題只要一直存在，劉氏的皇位就不能說是萬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人，他所提出的理論不僅解決了劉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決了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劉氏受命於天，治理萬民的合法性問題。

那個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將先秦傳統儒家學說與法家刑名之術、陰陽家思想結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爲中心的所謂的新儒學，也就是今文經學。裡面所包含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理論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經學也由此成爲漢代官方的主流思想，從此開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局面。

但是隨著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尖銳，今文經學自身開始出現偏離了經文微言大義的道路，變得繁複而空洞，已經不適用於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論需要。已經漸成氣候的古文經學開始走上政治舞臺，與今文經學分庭抗禮，爭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經的都是關西士族、通習今文經的則是關東士族，古文經學之爭，由此也演變成了關東關西兩方政治集團與學閥的較量。

這一爭，便是兩百多年。

對於皇帝來說，只要符合當前時代的需要，古今經學那個佔主流都無所謂，而曹操有罪無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間。之所以要搞出這麼大的議論，其實還是想借此機會試圖改革貫穿漢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經學的分歧，將其融會貫通，成爲一個新的儒學。

所以在見到衆人之後，皇帝開門見山：“太學如今是什麼個議論，諸君都知道吧？”

衆人互相看了看，默契的點了點頭，這個時候說什麼都沒用，只有等皇帝親口爲此事定下基調纔是最重要的。

“曹操爲父報仇，初衷是好的，但過程未免太過酷烈。”皇帝語氣不急不慢，目光放在衆人臉上一個個的看了過去：“申飭的一定要做的，但若如鄭君他們所言，曹操濫殺無辜，該入獄等事，我看還是不必。其實諸君心裡也明白，此番議論曹操興師復仇不過是一個題目，真正要議的，其實還是各家之見。”

“謹諾。”崔烈最是奉迎上意，搶先說道：“兩家之爭，皆由《春秋》而起，《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今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豈能奉爲一經？而《公羊》言簡義深，乃孔子師徒所傳，堪爲正統。此次議曹操伐徐州，愚臣淺見，當依《公羊》所言伍子胥伐楚復仇之例，許以寬待。”

話音剛落，明經博士、潁川人韓融便出聲說道：“臣附議，上古有明君賢臣，相得而天下治，是以君臣的言行要述舊合古，若是不符《五經》之義，那就是叛離經道。《費氏易》、《左氏春秋》二學師承不詳，《左氏》又有失載十四事，與史相悖，焉能爲經？”

這兩人之中，崔烈自從提拔爲侍中、主持蒐集圖書、編撰《皇覽》以來，一直都以皇帝馬首是瞻；而韓融既是當時大儒，又是潁川人，背後站著什麼人，一目瞭然。在他們兩個表明態度了之後，皇帝便把目光看向了與楊氏有世交、家傳《歐陽尚書》的桓典。

對於這些祖祖輩輩都鑽研一經、幾乎壟斷了一部經書的解釋權的士族們來說，他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新學說的崛起將撼動他們固有的地位，畢竟誰也不願意接受自己祖宗世代沿襲下來的經書被人批判的一無是處。

“春秋決獄，向來是以《公羊》爲主，如今議論曹操復仇之事，理當照章辦理。”桓典說話滴水不漏。

崔烈見機說道：“至若鄭公，臣以爲彼不過爲太中大夫，常去太學談經，有些不妥，恐會擾亂學子修習。此事了結後，不妨將其斥退，安分本職。”

這個說法讓人驚異，饒是耿直的桓典都不由側目看了崔烈幾眼。

“理不辯不清，道不辯不明。”皇帝反駁道：“鄭君學貫古今經學，通習各經，是當世少有的通儒。若不借此一辯，如何得知孰優孰劣？而且太學是教授道理、研習學問的地方，焉能將鄭君這樣的大儒拒之門外？”

崔烈本來是揣度聖意，想迎合皇帝的，沒料到會錯了意思。他把話強行圓了回來，支吾著說道：“唯，陛下說的甚是，正如當年孝宣皇帝於石渠閣、孝章皇帝於白虎殿召集諸儒議論一般，總得采集衆議，兼聽則明。”

“正是這麼個道理。”皇帝點了點頭，說道：“當初孝宣皇帝召集諸儒，試圖論定五經同異，以求殊途同歸之法，奈何衆說紛紜，難以統一說辭。直到孝章皇帝親臨裁決白虎觀會議，這才勉強將二者融洽，如今輪到我輩，豈能不繼承先賢遺願，博採衆長，將古今兩家匯爲一經？”

“這……”

衆人沒有料到皇帝沒有打壓古文經的想法，反倒是想將二者融會貫通、結合成一家的理念，這讓他們先前對古文經的肆意批判顯得十分尷尬，相比之下，還是桓典會說話。

古今經學並不是不能兼容，好比鄭玄既精通古文經，又通曉今文經，是兩家經學的集大成者，可以看出在東漢中後期的時候，古文經學已經有融合的苗頭。皇帝想做的，就是破除了過去古今經學的桎梏，由自己主導古今經學二者合一的歷史進程，並從中添加自己的思想。

這次議論只是個開始，想必鄭玄那一邊也是有這麼個想法，不然他也不會眼巴巴的跑到長安來，還親自爲馬日磾等人張目、推動這一場因曹操而起的辯論。

看看時間差不多了，皇帝站了起來，大聲說道：

“正所謂‘微言大義’，有繁複虛飾則刪，有不合時宜則改，當年光武皇帝刪改五經章句數十萬字，以定經傳。如今正逢諸大儒在朝，何不趁太學議論，再編撰一部繼《春秋繁露》、《白虎通義》之後的經傳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