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涌入中國東部沿海的鴉片船隻日益增多。面對激烈競爭，馬地臣在1824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最爲遺憾的是，我們對東部的希望，除了葡萄牙雙桅帆船‘康司提圖秀號’（Constitucio）而外，又由於‘猶金尼號’的羅伯遜先生和‘詹姆西亞號’的顛地行布萊特（Blight）先生來到這同一市場而暗淡起來了。我們感到遺憾的理由是，枉爲沿海貿易辦法的創始人，而我們同行的競爭，竟不許我們多享受一點它的利益。”格林堡著，康成譯：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商務印書館，北京，1961，126頁。
自稱“打開中國沿海貿易機會的第一人”的馬地臣，在1824年9月1日的一封信中寫道：“前兩三次頗爲成功，我很想把貿易擴大到鴉片以外的其他商品方面。但是此間和澳門的中國官員大爲忌妒，致使我們常去銷貨的沿海一帶常常發生很嚴重的干擾，嗣後我們就不得不虛費航行的開銷……我仍然認爲總還可以做一些規模的經營，但是時機不利，所以我們目前已經停止這種生意。”
04
傳教士郭士立：最佳鴉片翻譯印度鴉片產量的增加，愈來愈多的鴉片運到伶仃鴉片基地，中國市場上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鴉片。時緊時鬆的政府查禁行爲，導致鴉片市場價格的暴漲暴跌，競爭加劇又使得鴉片貿易利潤受壓。
渣甸·馬地臣行成立前後，新的市場行情及運輸條件正在發生鉅變：印度鴉片產量大增，價格下跌；鴉片飛剪船的出現，使運到伶仃洋上的鴉片愈來愈多，鴉片商需要尋找和拓展廣州以外的新市場。
爲此，渣甸·馬地臣行決心重新拓展馬地臣幾年前探索過的中國東南沿海市場，而“阿美士德勳爵號”（LordAmherst）剛剛完成中國沿海試探性的貿易航行後順利回到廣州，更是激發了渣甸和馬地臣向更遠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推銷鴉片的熱情。
1832年2月，東印度公司租用“阿美士德勳爵號”載著棉布和棉紗等貨物起錨北行，調查中國沿海市場情況。“阿美士德勳爵號”途經南澳、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一直到達朝鮮沿海。這艘船上雖然沒有裝載鴉片，但裝載了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東印度公司的林賽，化名“胡夏米”，他身負的使命是查明這個帝國可以漸次對大不列顛商業開放最適宜的北方口岸有多遠；另一個是普魯士籍傳教士、醫生郭士立（KarlFAGutzlaff，又名郭實臘、中文筆名“愛漢者”，1803～1851）。由於會說中文——包括福建話和廣東話在內的多種方言，“愛漢者”在此次航行中充當翻譯。就在前一年（1831），郭士立剛乘船沿中國海岸北上到達過天津、遼東半島附近。
1832年秋天，渣甸·馬地臣行作出重大決定，即租賃新建造的飛剪船“精靈號”（Sylph，又譯爲“氣仙號”）遠征天津以北。前往陌生的華北地區推銷鴉片，沒有好翻譯隨行斷難成功。這時，剛剛隨“阿美士德勳爵號”從北方回到廣州的郭士立闖入了渣甸的視野。這位在華傳教多年、娶了英國女子爲妻的傳教士，不僅是一位懸壺濟世的醫生，而且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能夠請到郭士立擔當此次北行的翻譯，自然是最佳選擇。
渣甸向郭士立發出了邀請。但是，以宣傳基督福音爲宗旨、以“拯救中國人心靈爲志業”的郭士立，能夠答應與摧毀和毒害心靈的不道德的售賣鴉片爲伍嗎？他的內心難道可以跨越這個巨大無比的障礙？
爲了讓一個基督教傳教士參與鴉片走私，使一位醫生參與毒品兜售（其實渣甸本人當年正是從事醫生職業），渣甸開始了極有技巧的說服工作。他給郭士立寫信道：“我直率地、開誠佈公地告訴您，我們提供此次航行所需的費用，主要依靠的是鴉片。很多人認爲，鴉片貿易是不道德的，但我們殷切期盼，您不要因小而失大。對於任何一艘船來說，如果要想有機會獲得航行所需費用，就得靠這類交易。我們相信，如果我們有勞您大駕時，您不會拒絕來爲我們做翻譯……您一定很清楚，在我們從事中國沿海貿易的過程裡，其他船貨所獲利潤都不足以吸引散商從事如此昂貴的探險。就我們所知，鴉片似乎是唯一有希望能使我們有餘力滿足沿海官吏貪得無厭的貨品。收穫讓勞苦顯得甜美，我們還可以說，收穫使參與其事的人不再感到那麼危險。”
接著，渣甸指出了問題的核心——豐厚的回報：“說了這麼多，我們只想再說，對於您此行以船醫及翻譯身份所提供的服務，我們願意付給您應得的報酬。而此次遠行獲利愈多，我們所能付給您的報酬就愈多。這筆錢對於進一步實現您心中偉大的目標，或許能派上用場。我們對於您的志業深感關切，並期盼您成功。”
與此同時，渣甸還答應爲郭士立正要編輯的刊物提供6個月的經費。這份刊物即1833年創辦的“中國境內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曾中途停刊，1837年復刊，由郭士立與馬儒翰（JRMorrison，馬禮遜之子）合作編輯。次年終刊，原因是鴉片戰爭行將爆發。
郭士立的內心顯然有過沖突和猶豫，他甚至就此去徵求過別人的意見。最後，邪惡戰勝了理智，金錢戰勝了教義。
1832年10月20日，郭士立在“經過自己心靈的衝突”後，登上了渣甸·馬地臣行的飛剪船——“精靈號”。就這樣，郭士立手上拿著《聖經》，腳下踩著鴉片箱，心中裝著上帝的信仰，開始了他的傳教佈道與走私鴉片的航程。
氣候嚴寒，狂風暴雪。“精靈號”頂著強烈的東北風向中國沿海北行。在駛經南海、東海、黃海長長的航程後，終於抵達天津海岸。但是北風怒吼，船隻難以靠岸。於是，“精靈號”繼續向東北航行。
在遼東半島海域，郭士立及船上的人員經受了一次惡劣氣候的生死考驗。猛烈的北風吹涌起的波濤，經常席捲船隻，似乎要將船吞沒。而天氣的寒冷，也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船內外全都結上了一層厚厚的冰。在熱帶生活慣了的印度水手們全都凍得手腳僵硬，無法正常工作，更有一名印度水手被活活凍死。
郭士立的此次北方之行，多半以探路和沿途蒐集情報爲主，鴉片銷售本身並沒有多大作爲。倒是在回程時停泊上海及杭州灣，以及在舟山羣島和福建沿岸做成了一些生意。最後，“精靈號”在1833年4月29日回到伶仃洋。
這次航行渣甸和郭士立各有所得。“精靈號”爲渣甸·馬地臣行帶回了25萬多西班牙元的鴉片售貨款。雖然收入算不得豐厚，但此次遠征大致弄清了中國北方的市場狀況，那就是華北尚未像珠江三角洲地區那樣普遍售賣鴉片，鴉片消費市場潛力巨大。
郭士立則不僅拿到了那份屬於他的豐厚報酬，而且同樣發現傳教市場廣闊無垠。郭士立在他的航行日誌中寫道：“目前，我們的商業關係處在這樣一個情況，使得沿海貿易得以繼續。我們希望最終有助於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許多扇門都會爲此打開，屆時需要數以百萬計的《聖經》和教義手冊，以滿足人們的需求。上帝的恩典已推倒國界的牆，這項事功將持續下去。吾人仰望受讚美的救世主，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交付他手中，懷抱對主的信心，我們期盼萬民歸主的光輝之日，並願竭盡所能推動這項大事功。”羅伯·布雷克著，張青譯：怡和洋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臺北，2001，48頁。
但是，郭士立在日誌中始終隻字未提“鴉片”二字，甚至連“洋藥”這個詞也予以了迴避。深知鴉片毒害的傳教士郭士立在將傳教和販賣鴉片合二爲一時，內心曾經涌現過複雜的情感。對此，英國史學家布雷克評論道：“無論如何，當手執《聖經》、腳踏鴉片箱的郭士立出現在已知道事件真相的我們面前時，並不是一個好形象。在傳教士看來，中國各省都需要福音，中國民衆需要儘快獲得拯救，但福音應該依附在有毒的鴉片上擴散嗎?上帝難道會贊同毒害無數人心靈和的鴉片擴散，是從‘惡中求善’？”
從中國北方遠航回到廣東沒多久，郭士立再次接受渣甸聘請，於當年夏天隨“約翰·比加號”（JohnBiggar）北上泉州銷售鴉片。船長麥凱（McKay）對郭士立的表現極爲滿意，他向渣甸報告說：“我得到郭士立醫生的大力協助……泉州灣的貿易現在可以說已經獲得了穩固的基礎。”
從麥凱寫給渣甸的信中，我們還可約略窺見郭士立是如何利用其特長爲渣甸·馬地臣行的鴉片兜售立下功勞的：“海關官員不大敢找我們的麻煩。但是在（泉州）港灣和在岸上，他們查緝很嚴。我們來此不久，就有一隊六隻船的船隊停泊在我們附近。郭士立醫生穿上最好的衣服（他在這種場合總是這樣，以增氣派），在兩隻小船的護送下拜訪了他們。郭士立醫生要求對方立即駛離，並威脅他們說，如果再敢停泊在附近，將會遭到擊沉。水師船隊立即開走了，並說是由於夜間看不清才誤停在這裡的。此後，我們再也沒見到過這些水師船。”
郭士立在其《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中自稱“經過自己心靈的衝突”，才登上了鴉片飛剪船“精靈號”。但是，後來的他似乎已沒有那麼多內心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