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口通商前，怡和洋行的鴉片船便已經在這些城市活動了多年，武裝的鴉片躉船也早已停泊在這些城市的沿海。正如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所說，英國對華的商業(yè)入侵，正是合法貿易與非法鴉片貿易雙管齊下地進行的。合法貿易是在新開闢的五個條約口岸進行。鴉片貿易則使在這些港口之外的沿海一帶的接收站多了一倍，那裡通常都停泊著二三十艘鴉片接收船。到1860年爲止，鴉片貿易額翻了一番，每年進口由3萬箱增至6萬箱左右。

從1839年到1858年鴉片貿易合法化爲止，鴉片貿易在一種半秘密、半公開的狀態(tài)下進行。

上海與香港一樣，也是一個主要的鴉片集散中心。我們從在吳淞的躉船上所進行的鴉片貿易可見一斑：1847年在上海進口16500箱，價值834944萬元；1848年進口16960箱，價值1180129萬元；1849年進口22981箱，價值1340423萬元……1853年從躉船交貨242萬箱，約值1440萬元；1857年增加到319萬箱，價值13082萬元。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403頁。

就怡和洋行而言，由五個通商口岸和殖民地香港串聯(lián)起來的中國東南沿海，是其鴉片躉船和飛剪船馳騁的疆場。通過鉅額投資和大量收購印度鴉片，並將之運往中國沿海口岸，這一運作方式對怡和洋行來說可謂駕輕就熟。猖獗的海盜活動，雖然嚴重威脅著販運鴉片的船隻，但有著優(yōu)良武器裝備的怡和船隻無懼於海盜的襲擊。

鴉片貿易的這種特點，對於像怡和與顛地洋行等實力雄厚的大型商行是如此有利，以致怡和洋行在香港進入低迷之年的1844年曾考慮將其鴉片業(yè)務北移。對於上海的重要性，怡和洋行已經充分感受和領悟到。沿海原有的幾個鴉片交易中心，如伶仃洋、南澳或廈門等，已經統(tǒng)統(tǒng)無法與上海相比。

因此，以上海吳淞口爲中心向長江流域或內地其他一些省份輻射的重要性得到強調。怡和已委派常駐經理處理相關業(yè)務，停泊在吳淞的躉船供應著這一帶持續(xù)增加銷量的鴉片供應。

08

金錢、土地與權力：返英後的渣甸和馬地臣渣甸和馬地臣無疑都是成功的蘇格蘭人。金錢、權力和土地，一個成功的蘇格蘭人所應擁有的這些，渣甸和馬地臣都擁有了。

在林則徐南下禁菸之前離開廣州回國的渣甸，在倫敦曾多次會見巴麥尊和璞鼎查等人，爲鴉片戰(zhàn)爭的推進及《南京條約》的簽訂“貢獻”良多。

利用在東方經商積攢下的金錢，有人統(tǒng)計，從渣甸離開東印度公司自己經商，20年裡他積累了大量財富。當他回到倫敦時，已經成爲百萬富翁。見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45～46頁。渣甸在蘇格蘭伯斯郡（Perthshire）的朗里科（Lanrick）買下一塊地，成了蘇格蘭大地主。渣甸在倫敦的住處則在海德公園附近的一處高級住宅裡。

渣甸1839年從東方回國後，成了麥尼克·斯密斯公司的合夥人。兩年後的1841年，當他買進斯密斯家族股權後，行號更名爲麥尼克·渣甸行，這也就是日後的馬地臣行——怡和洋行的倫敦聯(lián)號。

然而，渣甸在1841年當選阿什伯頓市的國會議員僅僅一年多後，便一病不起。1843年2月27日，59歲的渣甸在倫敦寓所去世。

馬地臣說他的搭檔渣甸“好像是一位真正的鐵鑄的人”。美國商人亨特對渣甸也記憶深刻，稱他是“一個精力充沛而且非常慷慨的人”。亨特多年後談到渣甸的獨特性格時稱：渣甸在廣州的辦公室裡，從來不放椅子——表示在辦公時間內，誰也不能以閒談與偷懶來打發(fā)。

渣甸逝世後，在爲他寫的許多頌揚文章中，怡和洋行在紀念成立100週年的書中引用的這樣一段評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誠實和榮譽永遠潔白無瑕。在與他相識的人中，沒有一個人能想得出他在品格上有任何一點不足之處。你隨時可以清楚地看到像粗野或狹隘一類的東西與他的天性顯然毫無關係，而且這些壞的品質在他的心中是絲毫不存在的。”

渣甸在東方多年從事罪惡的鴉片貿易，損害了無數(shù)中國人的體質和心靈，這段頌詞不能不說是個莫大的諷刺。

渣甸離開中國後，馬地臣執(zhí)掌怡和洋行，度過了從廣州撤離後到鴉片戰(zhàn)爭期間的幾年動盪不安的生活。1842年3月，鴉片戰(zhàn)爭尚未結束，馬地臣便離開中國返回倫敦。

渣甸過世後，阿什伯頓市的國會議員席次出缺。早就有野心的馬地臣看到機會來臨，1843年3月1日在隔日登出的競選宣言中寫道：“我向各位毛遂自薦，我是已故前任議員渣甸先生的合夥人及朋友，我在政治方面的見解傾向推動務實積極的改革，我自認是公民、宗教及商業(yè)自由的熱烈支持者。我深信，以我在商務上的關係，將有助於我促進貴市貿易的穩(wěn)定和繁榮。我希望在選舉日之前，向每位選民致以個人最誠摯的敬意。”後來他如願當選，並一直出任該市國會議員，直至1847年轉任羅斯可麥郡（RossandCromarty）的國會議員。

1844年，馬地臣以50多萬英鎊買下蘇格蘭西部海岸的劉易斯島，並投下巨資對其進行修建。馬地臣出任羅斯可麥郡的議員直到1862年，從1843年之後的19年裡，馬地臣一直是英國下議院議員。1851年，馬地臣被封爲準男爵。1878年的最後一天，82歲的馬地臣去世。

09

權力交替：兩個家族的子侄們馬地臣回到倫敦後，怡和洋行的管理權轉由下一代執(zhí)掌。由於作爲合夥制公司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均無子嗣，權力移交到了跟隨他們經商多年的外甥或侄子身上。馬地臣的繼任者是其外甥央馬地臣（1805～1886），當時他大部分時間在澳門掌控全局。馬地臣的侄子唐納德·馬地臣負責香港事務，渣甸的侄子大衛(wèi)·渣甸負責廣州事務。羅伯·布雷克著，張青譯：怡和洋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臺北，2001，123頁。在馬地臣家族中，除了央馬地臣接任怡和大班外，央馬地臣夫人的親戚波斯富後來也曾出任過怡和大班。唐納德是怡和洋行的合夥人，他的弟弟休·馬地臣後來則是馬地臣行的合夥人。

央馬地臣是馬地臣的姐姐瑪格麗特之子。唐納德·馬地臣則是馬地臣的大哥謝里夫·馬地臣之子。1844年，有點暴躁易怒的央馬地臣曾致信唐納德，怒責接替璞鼎查擔任香港總督兼駐華商務監(jiān)督的德庇時，拿朋友的名字命名香港街道，而這些人根本就沒有到過香港。在他看來，爲英國割佔並建設香港立下汗馬功勞的渣甸和馬地臣們卻沒有享受到此等待遇，實在有些過分：“雖然英商創(chuàng)建了香港，但沒有一條街是以商人來命名的，想想‘雪利街’是某個混蛋的名字，‘渣甸街’、‘顛地街’、‘吉布街’等聽起來不是自然多了嗎？不，要不是爲了有利的投資，別想要我在香港投入一毛錢。”當時怡和洋行抱怨說香港街道沒有以其名字命名，其實後來留下的最多。至少有9位怡和洋行人員擁有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WilliamJardine：渣甸街（JardinesBazaar）、渣甸坊（JardinesCrescent）、渣甸臺（JardineTerrace）；JamesMatheson：勿地臣街（MathesonStreet）；JamesJohnstoneKeswick：敬誠街（KeswickStreet）；Irving：伊萊街（IrvingStreet）；AlexanderPercevalJardine：波斯富街（PercivalStreet）；DavidLandale：蘭杜街（LandaleStreet）；CharlesEdwardAnton：晏頓街（AntonStreet）；WilliamJardineGresson：機利臣街（GressonStreet）；JJPaterson：百德新街（PatersonStreet）。

1847年，央馬地臣離開東方回國；唐納德則於1849年離開了怡和。

馬地臣家族與怡和洋行的關係相對簡單，渣甸家族則要複雜得多。渣甸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分別是瓊·渣甸（JeanJardine）、瑪格麗特·渣甸、大衛(wèi)·渣甸。此外，還有一個妹妹伊麗莎白·渣甸。

渣甸的哥哥有7個兒子，其中4個相繼成爲怡和洋行的合夥人，即安德魯·渣甸（1812～1889）、大衛(wèi)·渣甸（1818～1856）、約瑟夫·渣甸（1822～1861）、羅伯特·渣甸（1825～1905，又名加律治）。此外，渣甸的哥哥有兩個女兒的後代也有多人成爲怡和洋行的大班或合夥人。瑪麗·渣甸的兩個兒子約翰·比爾-歐文和詹姆斯·渣甸·比爾-歐文先後成爲公司合夥人，次女伊麗莎白的長孫威廉·渣甸·格里森也是怡和洋行的合夥人。

除了幾個侄子與怡和洋行關係密切之外，渣甸的外甥與怡和的關係也同樣密切。最年長的外甥安德魯·江斯同（1798～1857）比渣甸小14歲，是渣甸大姐瓊的兒子，與渣甸的生活經歷相似：先是在東印度公司的中印貿易船上擔任醫(yī)生。1831年前後，江斯同離開東印度公司自己經商。1833年，35歲的江斯同成爲渣甸·馬地臣行的合夥人。1836年4月，富有的江斯同辭別怡和洋行，從澳門啓程回國。從此，這位終身未娶的“鑽石王老五”買下鄧弗里斯郡附近的哈利茲（Halleaths）產業(yè)，過上了鄉(xiāng)紳般的莊園主生活。

江斯同的妹妹瑪格麗特嫁入凱瑟克家族後則子孫滿堂。從19世紀70年代渣甸大姐瓊的孫子克錫（WilliamKeswick）開始的100多年裡，這個家族大部分時間掌控著怡和洋行。

渣甸的二姐嫁給了另一個渣甸家族，她的兩個兒子戴維和羅勃在印度創(chuàng)業(yè)。戴維和安德魯·江斯同的弟弟約翰·江斯同（1822～1884）合作，1843年在加爾各答創(chuàng)辦了渣甸·斯金納行（即後來的渣甸·哈德遜行），羅勃隨後也成了該行合夥人。獨立運作的渣甸·斯金納行是怡和洋行在印度最重要的鴉片供貨商，在怡和成爲鴉片帝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過鉤沉史料，對渣甸、馬地臣家族與怡和洋行有直接關係的第二代進行梳理，可以看到，在繁雜紛亂的關係背後，有一根主線相當明晰，那就是這兩大家族的子侄們，在此後的20年裡，輪流領導著怡和洋行，繼續(xù)保持各項業(yè)務蒸蒸日上，進一步鞏固了怡和鴉片帝國的根基。

同時可以看到，一般情況下，怡和洋行的大班在東方打拼，賺得鉅額金錢後返回英國，或購置莊園或進入議會，成爲莊園主或國會議員。

1843年，安德魯·渣甸回國，繼承其叔父渣甸的朗里科莊園，併購買了科裡（Corrie）的巴洛尼莊園。

1847年，央馬地臣回國，同年任艾弗尼斯市（InvernessBorough）議員。央馬地臣於1868年選舉中接任其叔叔馬地臣在羅斯可麥郡的議員席位，直至1884年。1882年受封男爵，4年後去世。這時，一場金融危機開始席捲倫敦。在倫敦的麥尼克·渣甸行業(yè)務全面告急，當時麥尼克·渣甸行的合夥人有麥尼克家族的荷林華斯，斯密斯家族的約翰·亞貝爾·斯密斯、托馬斯·查爾斯·斯密斯，以及威廉·弗雷澤。央馬地臣和安德魯·渣甸及時注入資金，使公司渡過難關。1847年12月31日，麥尼克·渣甸行關閉。第二年1月，馬地臣行誕生，繼續(xù)擔當香港怡和洋行和加爾各答渣甸·斯金納行的代理行。麥尼克家族和斯密斯家族退出公司管理層，馬地臣行主要由馬地臣和渣甸家族控制，公司合夥人爲安德魯·渣甸、央馬地臣、休·馬地臣和威廉·弗雷澤。值得一提的是馬地臣兩個侄子的“良心發(fā)現(xiàn)”。在馬地臣剛回到倫敦的1843年，他曾爲22歲的侄子休·馬地臣在怡和洋行安排了一個職位。但是，出乎馬地臣意料的是，休·馬地臣一想到那是受到人們抨擊的鴉片貿易，便毅然放棄了高職厚薪。不僅如此，在香港督導怡和營運的哥哥唐納德也開始懷疑這種生意的道德正當性，並於1848年決定不再出任怡和洋行合夥人。對此，身在倫敦的馬地臣怒不可遏。但是，唐納德主意已定，於1849年辭職退出了怡和洋行。

1851年，已經是國會議員的央馬地臣以773萬英鎊巨資，買下了蘇格蘭羅斯郡的大片產業(yè)，包括洛哈爾什鎮(zhèn)及阿泰德鎮(zhèn)。同年6月，央馬地臣退休，大衛(wèi)·渣甸正式成爲怡和大班。

在爲怡和的事業(yè)奮鬥了幾年之後，1856年，年僅38歲的大衛(wèi)·渣甸去世。5年後的1861年，不到40歲的喬瑟夫和他那不滿50歲的哥哥安德魯也雙雙去世。這3個侄子與渣甸一樣，全是忙於“鴉片事業(yè)”的“鑽石王老五”，因此他們在怡和洋行的股權和在蘇格蘭東南部低地的大片地產，全部轉給了最小的弟弟加律治（羅伯特·渣甸）。加律治不僅繼承了3個哥哥怡和洋行的股權及大片地產，也在1856年接任了怡和大班職位。

生於1825年的加律治，18歲時成爲倫敦麥尼克·渣甸行的一員。1849年5月，24歲的加律治來到東方，3年後成爲怡和洋行合夥人（與他一同成爲怡和合夥人的還有波斯富）。加律治既是幾個兄弟中唯一娶妻生子者，也是活得最長者。加律治後來返回英國，擔任議員，獲封準男爵，一直活到了80歲。

加律治於1860年返回英國後，怡和大班職位由波斯富接任。在鴉片已經合法化的新背景下，怡和鴉片帝國雖然依舊處在鼎盛時代，但是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發(fā)生。西方對華貿易即將迎來鉅變，怡和這個鴉片帝國開始轉型，並將其強有力的觸角伸向了更廣闊的領域。第二部大陸風雲(yú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