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應該依附在有毒的鴉片上擴散嗎？上帝難道會贊同毒害無數人心靈和的鴉片擴散，是從“惡中求善”？

——（英）羅伯·布雷克

1825年和1828年先後加入麥尼克行的渣甸和馬地臣，不僅相互間配合默契，而且在廣州闖出了一片天地，成爲“有勇有謀”的鴉片商販，並且是廣州僑民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隨著1832年6月30日麥尼克行的關閉，7月1日，渣甸·馬地臣行正式誕生。

敢於冒險和先人一步，是渣甸·馬地臣行在鴉片買賣上的成功之道。就在以伶仃洋爲基地的珠江三角洲鴉片市場日益穩固的同時，渣甸·馬地臣行開始積極拓展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龐大市場。當1834年東印度公司正式結束其對華貿易壟斷權，預計有更多商人投入到對華貿易中來之前，渣甸·馬地臣行已經開始了以更大規模、更加系統的方式從事鴉片經營的事業。由躉船、飛剪船和沿海航船構成的一支完整的鴉片貿易船隊組建了起來。

01

渣甸·馬地臣行正式開張1832年7月1日，渣甸·馬地臣行在廣州成立。這就是日後聞名東方的“怡和洋行”（渣甸洋行）。

正如第一章所述，渣甸·馬地臣行（怡和洋行）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782年“柯克斯老爺”與約翰·裡德等人合夥建立的柯克斯·裡德號。渣甸和馬地臣最早在同一行號下共事，則是在麥尼克行。

在渣甸和馬地臣成爲合夥人之前，由麥尼克兄弟——查爾斯、荷林華斯和丹尼爾主持的麥尼克行，是廣州和澳門一帶最有實力的代理行。據怡和洋行成立一百週年時出版的《怡和洋行百年史略（1832～1932）》記載，麥尼克兄弟的父親弗朗西斯·麥尼克（FrancisMagniac）共有8個兒子，除一個戰死在滑鐵盧、兩個夭折外，弗利（Fry）和萊恩（Lane）在東印度公司任職，另外3個兒子查爾斯、荷林華斯和丹尼爾先後來到澳門和廣州經營自己獨立的公司。

弗朗西斯·麥尼克雖然沒有到過中國，但身爲鐘錶匠的他，曾經爲清朝皇帝（乾隆或嘉慶）製造過兩座靠機械運動並裝飾有士兵、樂師和鳥獸的音樂鍾。

在渣甸初次來到廣州的1802年，湯姆士·比爾是“普魯士駐廣州領事”，弗朗西斯的大兒子、26歲的查爾斯是“副領事”。1820年，查爾斯繼湯姆士·比爾成爲“普魯士駐廣州領事”，他的弟弟荷林華斯和丹尼爾分別爲“副領事”和“秘書”。

1824年，在渣甸已經在廣州商界打下根基之時，查爾斯生病回倫敦、荷林華斯從倫敦趕來接手相關事務期間，早已與麥尼克兄弟相熟的渣甸受託臨時打理麥尼克行的事務。當回到倫敦的查爾斯去世後，1825年，荷林華斯邀請渣甸加入麥尼克行。渣甸二話沒說，立即赴孟買了結相關事務，1826年正式作爲麥尼克行合夥人，全力在廣州發展。

1827年，急於退休返英的荷林華斯回國。隨後，麥尼克行邀請從加爾各答回到廣州的馬地臣加入。前一年（1826）10月，馬地臣的合夥人伊沙瑞在加爾各答去世，於是他前往加爾各答料理後事。1827年3月初，馬地臣通知客戶商行日常業務由其侄子央馬地臣（AlexanderMatheson）和另一名僱員處理，一般業務則由渣甸負責。9月，馬地臣回到廣州。也就是在這一年，馬地臣在廣州創辦了英文報紙CantonRegister（《廣州紀事報》），亨特稱，據說創辦《廣州紀事報》的是馬地臣，但究竟是他還是來自美國的文藝青年伍德，“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當初他投稿以及後來經常接觸，伍德“從未暗示過自己不是該報的唯一創辦者。如果我的記憶無誤，當時詹姆斯爵士正沿著海岸向北旅行”（《廣州“番鬼”錄》中文版第84頁）。按：亨特多年以後的這個記憶的確有誤。除了刊登一些最新的消息和商情外，最大的特點便是刊登鴉片買賣價格。

1828年1月，馬地臣正式加入麥尼克行。由於荷林華斯還是合夥人，因此行名未作改變，直到1832年6月30日麥尼克家族的事務處理完畢，麥尼克行關門大吉。次日，渣甸和馬地臣作爲合夥人，以渣甸·馬地臣行之名，在廣州重新開張。

在渣甸·馬地臣行開張之前，渣甸特意租了十三行中的東生行義和館。每年租銀6500元，3年爲期，期滿再籤。將“深陸大進”的東生行義和館租給渣甸，也因此時已經破產的東生行欠渣甸銀65萬元，現由其他行代爲清還。從怡和洋行檔案中保留的《義和館租約》中我們看到，由十三行中的同孚行、怡和行、廣利行等9個商行“會館公立”的租約，籤於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租約商定：館內瓦面牆壁破爛、樓閣門扇被白蟻食爛，以及館內門扇三年油漆一次，均由會館負責，牆壁及上蓋每年的粉刷，則由渣甸自理。租約同時強調：“自租之後，不得攜帶夷婦在館內居住，又不得囤貯違禁貨物，如違，會館立即取回，毋得異言。”楊聯陞：劍橋大學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選注，清華學報，臺北，一卷三期（1958年9月），52～60頁。

02

衰落與崛起：兩個怡和洋行的不同命運那麼，渣甸·馬地臣行使用“怡和”（EWO）之名，始於何時？渣甸洋行與怡和洋行的稱呼是否有細微的區別？渣甸與馬地臣作爲合夥人成立的“怡和洋行”，與廣東十三行行商伍氏家族的“怡和洋行”又是何種關係？

正如第一章所述，在渣甸·馬地臣行成立之時，伍氏家族的“怡和洋行”在廣州已經叱吒風雲多時。

1832年前後，伍氏怡和洋行依舊處於鼎盛期——雖然伍秉鑑（即伍敦元）在1821年被摘去了三品頂戴，但依然是十三行的首席行商。1826年，怡和行務交由四子伍受昌掌管，伍秉鑑退居幕後，依然握有怡和行實權。1833年，33歲的伍受昌去世，行務由23歲的五弟伍紹榮接任。渣甸·馬地臣行成立時，或稱“渣甸行”和“渣甸洋行”，但尚未使用“怡和”之名。馮邦彥所著《香港英資財團》（三聯書店，香港，1996）稱“怡和”是它在廣州註冊時所用的行號，似不確切。布雷克應怡和之約寫的《怡和洋行》（1999）指渣甸用“怡和”爲中文名在1840年，似亦不確。當時，正處中英鴉片戰爭之際，且伍氏怡和行和渣甸·馬地臣行都在替戰爭的各自一方發揮著重要作用。章文欽在《十三行行商首領伍秉鑑和伍崇曜》（1991）一文中認爲，渣甸“借用”了伍氏怡和行的老字號，但未提及使用年份。格林堡以怡和檔案爲主撰寫的《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1951）也未對此加以說明，該書中文譯者康成稱：“它的起源譯者沒有考證出來，但揣想不會在鴉片戰爭之前。”翁靜晶《怡和行與怡和洋行》（載《星島日報》2006年6月28日）稱：也許“怡和”之名是鴉片戰爭後再度復業始使用的，推論用“怡和”爲名約在《南京條約》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怡和洋行撰寫的《怡和洋行的復興（1945～1947）》，認爲“怡和”是“一百年前中國人給起的中文字號”。著名漢學家楊聯陞1958年發表怡和洋行中文檔案註釋文章時認爲，“稱怡和洋行，似始於19世紀末葉。當時行商中伍家的怡和行已經衰落，所以不至於誤會”，楊猜測怡和洋行租住過義和館，“義和”與“怡和”音近，可能怡和一時有過義和之稱，後轉音而來。Cheong，WE（張榮洋）在MandarinsandMerchants（1979）中稱，系1842年後繼承十三行怡和行名；MaggieKeswick主編的Thethistleandthejade（1982）附錄中稱，1842年繼承行商浩官的怡和行名。看來怡和洋行之稱應該在鴉片戰爭之後，一般而言，在香港稱“渣甸洋行”，在上海和華北一帶則稱“怡和洋行”。怡和在創辦150週年專刊《第一個150年（1832～1982）》中，稱1844年怡和完成了總公司搬到香港東角的搬遷工作，同年“採用‘怡和’作爲公司的中國名，‘怡和’即愉快和諧之意”。怡和在其175週年的紀念出版物中則稱1958年在香港正式使用“怡和”這一中文名稱。

林則徐1839年南下查禁鴉片、鴉片戰爭期間中英之間的調停和談判，伍秉鑑和伍紹榮父子都起著重要作用。伍家的雄厚財力也曾經是林則徐籌措廣東防務的重要財源。戰爭期間，伍家先後爲琦善與義律、楊芳與義律、奕山與義律之間的談判協調奔走。

對於縱橫商海數十年的伍秉鑑來說，除了經營管理上有其過人之處外，在處理與政府、外商的關係方面，也顯示了嫺熟的技巧和高超的能力，在處理對外關係方面，協助化解了無數官“夷”衝突、民“夷”衝突事件。

具體而言，經營方面，伍秉鑑在國內擁有房地產、茶園、店鋪和鉅額流動資金的同時，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行了鐵路投資、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爲怡和行贏得了世界性的影響，伍秉鑑也以其鉅額資產而被世人譽爲19世紀的“世界首富”。

在應對官府方面，由於從政府手中獲得壟斷貿易特權，自然就得承擔政府要求辦理的事項，諸如代辦外商出入口貨稅、轉遞官方與外商之間的文書等。此外，就清朝的這種體制，還須以捐輸、報效、賄賂等方式，將利潤的一部分“孝敬”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員。對此，謹慎而精明的伍秉鑑處理得比較妥當。據廣州學者章文欽統計，1801～1843年，伍氏送禮、捐輸和報效的銀錢多達1600萬兩。

不僅如此，他積極鼓勵家族成員參加科舉步入仕途，或通過捐納以獲取官職和虛銜，作爲經商的“護身符”。

在應付外商方面，十三行既是私人商貿組織，又要代表官方管理對外貿易相關事宜；伍秉鑑既要面對貪腐而盲目排外的一些中央及地方官員，又要應付驕橫跋扈、狡猾傲慢的外商。但伍秉鑑對此多數時候都顯得遊刃有餘。伍秉鑑與東印度公司和美國旗昌洋行等建立了緊密聯繫。怡和行一度是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如1813年東印度公司欠怡和行款項達54萬兩；與改組旗昌洋行的顧盛（JPCushing）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旗昌的另一大股東、日後美國鐵路大亨約翰·福士（JMForbes）還曾擔任其“機密代理人”和“私人秘書”。

然而，當林則徐的禁菸運動與鴉片戰爭發生、國與國之間無可調和的矛盾激烈爆發時，伍秉鑑已經無力迴天。1842年12月23日，伍秉鑑傷感地寫信給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顧盛說，若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伍秉鑑書信集》（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所藏稿本），No33，轉引自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山東畫報出版社，濟南，2006，290頁。

鴉片戰爭結束後，伍紹榮曾被召前往南京參與戰後談判，但在趕赴南京的途中，條約已經簽訂。

根據《南京條約》，清政府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對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貿特權不復存在。與此同時，英國駐各通商口岸的領事官員與各地方官員公文往來直接交往。清政府被英國要求鉅額賠償，一部分也被轉嫁於十三行，怡和行承擔了其中的100萬兩。

1843年9月，當74歲的伍秉鑑在內憂外患中黯然病逝時，《南京條約》已經正式批準，香港已經割讓給了英國，渣甸·馬地臣行在香港東角的房屋也早已修建。

禁菸運動與鴉片戰爭已經讓十三行行商尤其是怡和行遭到重大打擊，而戰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及相關條款，更導致十三行進一步衰落。鴉片戰爭結束後，伍崇曜繼承伍氏家族產業，將洋行改爲茶行，繼續經營大宗茶葉貿易，同時成爲旗昌洋行股東，繼續在當地發揮著重要作用。在1849年英人謀求進入廣州城時，伍崇曜上書英國公使文翰（SGBonham）促其暫時放棄入城起了重要作用；在1854年天地會起義圍攻廣州時，伍崇曜積極籌餉爲政府解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圍攻廣州時，伍崇曜曾不斷爲中英之間的談判而協調奔走。

就在曾經輝煌一時、有“天子南庫”之稱的十三行逐漸走向消亡，身爲世界首富的伍氏怡和洋行走向沒落之時，英資怡和洋行開始崛起。

兩個“怡和洋行”的衰亡與崛起，是兩個國家戰爭勝敗的體現，更是兩種制度較量得出的結果。

03

早期探索：鴉片直銷東南沿海伶仃洋走私基地形成後，除了珠江三角洲的中國鴉片販子來此購買鴉片外，沿海各省也多有鴉片走私商前來洽購。1832年，兩廣總督李鴻賓奏道：伶仃洋在“大洋之中，四通八達，不惟附近奸匪駕艇私往價買，凡通洋各省，無不航海而來，藉販貨爲名，駛向伶仃，暗購煙泥（鴉片），揚帆以去，是外海分銷之路，天下皆通……今則福建之廈門、浙江之寧波、直隸之天津，俱有海船直達伶仃，與夷船私相授受”。

同時，馬地臣等鴉片商在競爭壓力和暴利的驅使下，也以伶仃洋爲基地，積極到中國東南沿海開拓鴉片市場。

早在1806年，麥尼克爲逃避廣州方面對外貿的管制，曾經將孟加拉國棉花運到廈門附近的沿海一帶售賣。不過，較早將鴉片運到沿海一帶進行走私販賣的，則是馬地臣。

1823年，當鴉片價格暴跌時，與西班牙人伊沙瑞合夥成立伊沙瑞行的馬地臣一度爲自己“暗淡的、不幸的前途”而擔憂。在頭一年“公班土”漲價時，伊沙瑞行大量囤積，試圖壟斷“公班土”市場，沒想到廣東地方政府實行禁菸，導致“公班土”價格暴跌。在大批鴉片存貨無法脫手，而長期賒銷給煙販風險又太大之時，馬地臣決心試著派遣“一個遠征隊去開闢中國東海岸的走私貿易”。

1823年6月，懸掛西班牙旗的兩桅帆船“聖西巴斯提恩號”（SanSebastian）駛往福建沿海推銷鴉片，在泉州一帶有所斬獲。對這次試探性的沿海鴉片直銷，馬地臣在返回之後的報告中寫道：“106天辛苦的結果雖然很小，但是前途的展望，卻足可鼓勵我們再作一次冒險。”

“聖西巴斯提恩號”後來果然又到福建沿海進行了一次鴉片走私，當它在廣州與廈門之間的各個港口兜售鴉片時發現，這些港口的鴉片售價比廣州一帶高出許多。這次航行收穫不菲，馬地臣賣出了價值132萬西班牙元的鴉片。

在這種銷售業績的鼓舞下，馬地臣派出了更多的船隻沿著東海岸向北開拓鴉片市場。

馬地臣在東南沿海推銷鴉片的行動，很快引起了競爭對手的注意。顛地行等競爭對手步其後塵，一些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也加入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