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中國文學的大排檔宣言?
張潮緩了一緩,才道:“去年帕慕克獲獎以後,我們基本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小說技法上。他也確實是目前還處於創作活躍期的作家裡,最喜歡顛覆自我、始終走最前沿的一個。
《我的名字叫紅》甚至都不能算他最大膽的作品,但是在風格、視角、結構、技藝已經足以讓我們歎爲觀止。讀帕慕克的小說,讓我有一種需要重新學習閱讀和寫作的衝動。
他第一部作品出版於1982年,從時間幾乎和中國的先鋒作家們同時起步。但是25年時間過去了,中國的先鋒作家要麼迴歸現實主義,要麼止步不前。他卻還在不斷創新,想起來令人驚歎啊。”
這時有一個年輕老師捂嘴一樂,問道:“也包括於華老師嗎?”
張潮點點頭,認真道:“當然包括他。說實話,在成爲他的學生之前,我很難想象寫出《現實一種》《四月三日事件》的他,後來怎麼又寫了《活著》這樣在技法上很‘傳統’的作品。
即使《活著》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創作。”
大家沒有想到張潮對自己的“老恩師”的評價竟然這麼直白,一時間都有些愣神。
張潮笑道:“這些我前兩年就和於老師交流過了,剛剛那些我都是撿輕了說,不礙事。我們還是說回帕慕克——即使他在技法上創造了那麼多新穎的東西,我仍然認爲這不是他最重要的文學貢獻。”
說著,張潮又夾起幾片地瓜葉,說道:“要是我爸爸看見這東西現在能上桌當菜了,他肯定唏噓不已。——大家趕緊吃菜。”
老師和同學們都有些發懵,聽得正入神呢,張潮怎麼說起地瓜葉來了?
張潮接著道:“我爸生於50年代,童年時正好遇上糧食青黃不接,我大伯看他餓的不行了,就帶著他夜裡去生產隊的地裡偷東西。地瓜不敢偷,因爲地一翻開第二天就會被看出來,所以只敢薅一些地瓜葉煮來吃。
那年月,地瓜葉是實在沒轍才吃的東西,也就比野菜、樹皮好一點。現在呢?這一盤要10塊,大家都愛點,比空心菜還受歡迎。這是爲什麼?”
雖然不知道張潮爲什麼對地瓜葉說了這麼一通,但是還是有同學回答道:“時代不同了嘛。以前窮,地瓜葉拿來充飢;現在有錢了,大家發現地瓜葉拿油一炒,又嫩又甜,用來清口、去膩,是道好菜。”
張潮點點頭,又夾了一筷地瓜葉吃掉了,接著說道:“是啊,你們看,第一個把地瓜葉端上餐桌的廚子多偉大。這一盤菜,某種程度上濃縮了中國50年來,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變遷。
帕慕克和他的作品,對於土耳其來說,就是第一個把地瓜葉炒了並端上餐桌的那個廚子。”
這個彎拐得有點急,衆人一時間消化不了,都沒有人接茬,於是張潮連忙招呼大家吃菜喝飲料。
過了好一會兒,纔有一個學生怯生生地問道:“你的意思是,帕慕克是一個‘轉變期’的作家?”
張潮沒有馬上回答,示意他等一下,開始專心對付手裡拿著的一個皮皮蝦。他先用筷子尖垂直插進皮皮蝦的尾部,然後沿著皮皮蝦的背甲一路把筷子捅到頭,按住,再捏著尾巴一揭——
一隻完整的皮皮蝦就被剝出來了。
張潮驚喜地道:“有膏!”接著一口就把皮皮蝦的肉和膏吃進了嘴裡,品味了蝦肉的鮮甜和蝦膏的醇厚以後,發出了心滿意足的“嗯~”聲。
受到張潮的感染,大家也放鬆下來,開始剝蝦的剝蝦,剔刺的剔刺。
張潮這才說道:“說他是‘轉變期’的作家,不僅不準確,甚至可以說貶低了他。他就代表著轉變本身——帕慕克之前,土耳其文學關注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和城市的底層勞動者;
手法也侷限於現實主義,幾乎是歐洲18、19世紀文學的粗糙復刻。這當然不能說是‘錯’,但毫無疑問忽視了土耳其社會在奧斯曼帝國末期以及瓦解以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帕慕克是以一己之力,用他傑出的創作,把土耳其社會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帶入了文學世界當中,並且成爲經典。
他幾乎是一個人創造了土耳其這個國家乃至文化圈的現代文學,不僅是在技法上打碎了歐洲中心主義,而且在主題層面上,創造出兼具現代與傳統的全新的審美範式,比如‘呼愁’。
如果說凱末爾在制度上締造了現代的土耳其社會,那麼帕慕克就是在創作上締造了現代的土耳其文學。”
凱末爾被稱爲土耳其的“國父”,張潮竟然將一個作家和“國父”相提並論,也算是開未有之先河了。
中文系的老師舒瓊一時間竟有些恍惚,不由得質疑道:“你這麼評價,會不會把帕慕克顯得太高了?
他難道比托馬斯·品欽,或者約翰·庫切還要優秀嗎?”
托馬斯·品欽是美國作家,約翰·庫切是南非作家,在世界現代文學版圖裡,都算得上是“基石”型的人物。
張潮解釋道:“帕慕克是給整個土耳其世界的年輕作家開路的人。他爲土耳其帶來了從表達形式到思維方式都獨樹一幟,又臻於完善的文學範本。
這種示範作用和鼓舞力量是巨大的。我敢預言,不久的將來,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文化背景的年輕作家會一個一個涌現出來,不斷衝擊世界文學的中心。
因爲帕慕克已經把最難的事做了,最大的石頭搬開了。”
一個學生好奇地問道:“最難的事?最大的石頭?是什麼?”
張潮“嘿嘿”一笑,道:“那當然是輝煌燦爛、歷史悠久的奧斯曼帝國的文學啊。別忘了,人家也是上承古老文明、綿延數百年的大帝國,經典浩如煙海。
如何面對這龐大到能把任何後繼者碾成粉末的遺產,如何處理現代與傳統的難題,始終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帕慕克因爲搬開了這塊石頭,差點被保守派送去坐牢,甚至上了激進派的暗殺名單,只能被迫離開家鄉。
當然,土耳其的國內倒是有不少他的擁護者認爲帕慕克應該回國坐牢,甚至被殺死,這樣能激起國際社會重新關注世俗化改革。”
張潮說完,飯桌上的師生全都陷入沉默當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張潮竟然對帕慕克的瞭解這麼全面、深刻,完全不是國內跟風的皮毛報道可以媲美的。
帕慕克去年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向遲鈍的中國文學界也是這時候纔開始關注到這個作家。
《我的名字叫紅》更是第一部被翻譯成中文的帕慕克作品,出版於2006年8月,到今天也才半年多年。
當所有人還沉迷在帕慕克天花亂墜般的繁複敘述技巧中時,張潮竟然已經開始關注帕慕克的文學史價值,這種敏銳足以讓國內絕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汗顏。
尤其是張潮說完這一切,還一副“不就是應該這樣嗎”的樣子,讓人又羨又恨。
其實不是張潮有意要炫耀,因爲這在10年後,帕慕克已經被研究爛了,他說的這些結論並沒有特別之處。
但是在2007年初,就堪稱石破天驚了。
不過這繞了一大圈,和“中國的當代文學是否落後於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不一會兒,有人回過味來了,問道:“帕慕克把奧斯曼帝國輝煌的文學傳統這塊石頭給搬開了,爲後來者開了路——你的意思是,我們中國的當代文學缺少這麼一個人?”
張潮點點頭道:“中國的文學傳統比奧斯曼帝國還要悠久燦爛,經典還要豐富多彩。這個遺產自然很豐厚,但其實也是一種枷鎖。
白話文運動在表達形式上把這塊石頭搬開了一半,但是更難搬開的是剩下的那一半。”說著,張潮用手指了指腦袋,一切盡在不言中。
一個同學奇怪道:“魯迅不算嗎?”
張潮笑著答道:“魯迅都還沒有被打成‘漢奸’,可見他還不算。——但他確實是最接近的。能說出古書的字裡行間都是‘吃人’二字這種話,已經堪稱不朽於史了。”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盯緊了眼前的菜,似乎怕聽到什麼不經之論。魯迅要當“漢奸”,才能給後人搬開石頭。
張潮說這種話,不怕被雷劈嗎?
張潮似無所覺,喝了一口快樂水,繼續把話題繞回到帕慕克身上:“土耳其是近代進入工業化的後發國家,伊斯坦布爾至今也是全世界西化與反西化鬥爭的最前沿。
帕慕克出生在一個西化家庭,祖父從推行西化的生意中大發其財,爲家族積累了龐大的財富。他從小就能坐在可以眺望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書房裡學習。
他雖然也很喜愛奧斯曼帝國留下來的一些文化傳統,但是他的價值觀是明確擁護西化的,而且態度很堅定。”
張潮見衆人不信,就補充了一句:“你們想想《我的名字叫紅》的情節還有結局。”
聞言衆人紛紛回憶起來。
《我的名字叫紅》講的就是一個傳統與變革衝突的故事——1590年,蘇丹秘密召集4個細密畫家(一種波斯傳統繪畫手法),讓他們以歐洲風格,爲一本頌揚他與他的帝國的榮耀的大書作畫。
這在原教旨盛行的16世紀,是非常危險的計劃,被視爲異教主義,因此畫家們只能秘密進行。但在這個過程中,一名名爲“高雅先生”的畫師被人謀害,隨即又發生一系列的謀殺。
……在衆人的合力下,終於從未完成的圖畫裡找出兇手——另一個畫師“橄欖”。“橄欖”是才華橫溢,並且是極度虔誠的藝術信徒,堅守傳統細密畫,即使知道這門藝術在歐洲浪潮的衝擊下就要潰不成軍,也無法放棄。
最後他的信仰崩潰於發現自己的姨夫、另一位細密畫大師熱愛上了法蘭克繪畫的那一刻,失控的“橄欖”毀滅了所有他認爲背叛傳統的藝術大師,包括他自己。
張潮看大家都回憶得差不多了,補充了一句道:“帕慕克在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夢想成爲一個細密畫畫師,他的書不少封面都是他自己畫的。
最⊥新⊥小⊥說⊥在⊥六⊥9⊥⊥書⊥⊥吧⊥⊥首⊥發!
如果當初最早被髮表的是他的畫作,而不是小說,也許我們就看不到一個作家帕慕克了。”
這一句話,如黑夜中的一根火柴,點燃了衆人腦中那片幽暗的空間,蒙在《我的名字叫紅》上面的那層薄紗,似乎一瞬間就被揭了下來。
“其實‘橄欖’就是他自己?”
“不,每一個畫師都是他自己。‘橄欖’‘高雅先生’‘蝴蝶’‘鸛鳥’,都是他,也都不是他。”
“帕慕克明明熱愛細密畫藝術,也深知本土畫派的艱難處境,但還是讓歐洲畫派用一種無可爭議的巨大力量,摧毀了本土畫派。”
“天哪,太殘忍了!他怎麼可以對自己,對自己國家的傳統這麼殘忍?”
“他不覺得可惜嗎?”
“帕慕克的世界觀……真可怕啊!”
衆人議論紛紛,張潮則忙裡偷閒地又剝了兩隻皮皮蝦,津津有味地吃著。
大家討論了一會兒,張潮才道:“知道帕慕克爲什麼要被暗殺,還有送上法庭了吧?按人家國內傳統派和廣大羣衆的評價標準,他妥妥的一個‘土奸’,甘爲西方勢力走狗。”
衆人啞然,許多學生眼裡流露出了迷惘的神色。
一個學生忿忿不平地道:“帕慕克這樣算不上‘土奸’,他只是反對用落後的傳統去約束和壓抑人性的正常需求,所謂‘矯枉必須過正’!”
另一個則道:“那也要看實際情況啊!細密畫縱然已經落伍了,但從藝術角度講,還是有傳承下去的必要的,不能一棍子都打倒。”
還有同學道:“他的出身就決定了他的立場。他不是‘土奸’,而是始終站在其中一部分人這邊,這部分人也是人家國內重要的政治力量和人羣。”
這時一個叫胡序的男老師嘆了口氣道:“我知道張潮的意思了。歷史悠久、文明燦爛,但是在近代又落後‘西方’的國家,其實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傳統與現代之間巨大的鴻溝,時刻在撕裂著人羣的生活和思想,其中像帕慕克這樣的知識分子受到的折磨尤爲強烈。
皈依傳統,無法忍受那些落後的習俗對自由意志的壓抑;皈依西方,又無法割捨傳統當中那些美好的部分。想要在兩者之間取衡,實際上更危險——就像走獸和飛禽都不喜歡蝙蝠一樣。
你之所以說帕慕克幫後來人搬走了石頭,就是因爲他冒了極大的風險,用明確的態度給後來人指出瞭如何在文學中處理這個問題。”
張潮點點頭道:“帕慕克既開了路,又扛了雷,土耳其的年輕作家可以沿著這條路狂奔了,所以我說未來很快會有不同的後起之秀衝擊世界文學界的中心。”
事實也是如此,在帕慕克之後,艾麗芙·沙法克、埃莉芙·巴圖曼等陸續受到了強烈的關注。
有人道:“你的意思是,中國的當代文學,少這樣的一個人?”
張潮道:“我們從外人的角度看帕慕克,欣賞他挑戰傳統的姿態和勇氣。但是類似的人誕生在我們內部的時候,我們真的會欣賞嗎?”
又是一陣沉默。
張潮道:“魯迅當年不僅要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他還要組織過漢字拉丁化運動,主張全面廢除漢字,代以拉丁字母,就像越南那樣。
我們怎麼評價當初他的這個主張呢?可惜,魯迅要再活20年,或者沒有被文化鬥爭牽扯那麼多的精力,也許會替我們搬開那塊石頭。當然,也不免被罵毀滅中華傳統的‘漢奸’了。
所以,我們的當代文學不是落後沒落後世界的問題,而是從來就沒有一個足夠有分量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展現出某種理性的、可行的道路,爲其他人梳理清楚‘繼承傳統’與‘擁抱現代’這個難題的癥結所在。
80年代的先鋒作家紛紛迴歸現實主義,80後的年輕作家又都在迴避傳統敘事,其實都是這個癥結的產物——包括我在內。
就像我在飯冢榮教授課上說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兩回事,我們的「當代文學」,究竟是歷史層面的「當代」,還是文學層面的「當代」,其實也要打一個問號。”
說到後面,張潮自己的情緒也不免低沉下來,語氣當中帶上了自嘲。
師生們也似乎感受到了這股情緒。一個已經取得這麼多成功的年輕作家,骨子裡似乎竟然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確實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
這時有同學大喝一聲,嚇了所有人一跳:“中國文學的「當代化」,就在我們這些人肩膀上了!從今晚開始,我們要爲這個目標,奮鬥不休!”
立刻就有人笑道:“你這算什麼?‘中國文學的大排檔宣言’嗎?”
大家都笑起來,只是都有些落寞。
張潮卻認真地道:“有何不可呢?”
衆人都愣住了——你認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