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竇老太后的認知體系，這天底下最大的事兒，既不是漢家宗廟社稷穩定，也不是漢家的國家利益。

而是‘太宗皇帝遺德’六個大字。

這也很好理解。

——竇老太后，之所以是孝景竇太后，以及當今劉榮一朝的太皇太后，其法理地位的根源，是其‘太宗皇帝正宮皇后’的身份。

對竇老太后而言，這一身份的重要性，甚至比‘先孝景皇帝生母’的身份都更高一些！

於是，一切就都說得通了。

竇老太后之所以是先帝朝的太后、當今劉榮朝的太皇太后，是因爲她是太宗皇帝的正妻。

那麼，爲了維護自己的法理基礎，竇老太后天然就要維護太宗皇帝——哪怕太宗皇帝早已殯天，漢家的皇位，也已經傳到了太宗皇帝的孫輩。

或者換種方式來說：竇老太后哪怕是爲了自己，也必須維護太宗皇帝，確保太宗皇帝的‘遺德’不收任何損害。

太宗皇帝遺德無損，始終都是那個在世聖人，竇老太后才能憑藉‘在世聖人之妻’的身份，維持自己太皇太后的權威。

而在竇老太后的認知體系，或者說是立場排序中，與‘太宗皇帝遺德’並列的國家穩定，其實也還是和前者離不開關係。

——太宗皇帝遺德，是竇老太后在維護亡夫的生前身後名，從而間接維護自己的法理地位。

而維護漢家宗廟、社稷的安穩，則是竇老太后通過自己的作爲，來證明自己配得上如今的權勢、地位。

簡而言之就是：維護太宗皇帝，就是竇老太后在維護自己。

而維護國家穩定，則是竇老太后通過證明自己，來反向維護太宗皇帝，不去丟太宗皇帝的臉。

二者相輔相成，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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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這一點，其實就不難發現：對於竇老太后而言，最重要的，從來都不是漢家的現在和未來。

而是竇老太后自己。

無論是維護太宗皇帝的遺德，還是力所能及的維護漢家宗廟社稷的安穩，實際上，竇老太后的目的都是維護自身地位。

再往下看。

在竇老太后心中，並列第一的太宗皇帝遺德、宗廟社稷穩定兩項之後，排在第二檔的，是竇老太后的個人利益，以及背後的竇氏外戚一族的利益。

前者不必贅述——自然是包括但不限於竇老太后自己的政治利益，個人名望，以及權利、財富在內的實質性利益。

後者，則是通過爲竇氏謀取利益，或維護竇氏的利益，來間接扶持這個能做自己臂膀的家族。

最終的目的，還是幫助自己鞏固地位，鞏固權勢。

最後，排在最後的，纔是漢家的國家利益。

甚至就連這排在最後的國家利益，也同樣是因爲竇老太后，有一定程度的‘野心’。

當然不是顛覆漢家的野心；

而是青史留名，爲漢‘賢后’，從而得到精神方面的滿足，併爲自己，以及竇氏進一步謀取利益的野心。

搞明白這些，先孝景皇帝劉啓、當朝竇老太后，以及當今劉榮這祖孫三人的不同，也就是一目瞭然得了。

——先孝景皇帝劉啓，知道自己不是一個驚才絕豔，千年不出的聖君雄主，卻也有著相當成熟，且必然達到合格線的政治手腕；

所以，先孝景皇帝劉啓，會把國家的穩定放在第一位，以此來保證自己不成爲‘禍亂宗廟社稷’的昏君、庸主。

說白了就是提高下限。

至於追求上限，也就是爲國家謀取利益，則被先帝放在了第二檔，與先帝自己的個人利益並列。

原因正如上文所言——人貴有自知之明。

先帝知道自己不是驚才絕豔，千年不出的聖君雄主。

尤其是在年過三十才即位，知道自己很難在有生之年，爲漢家做出太過於卓絕的貢獻、成績的前提下，先帝將‘穩’作爲了第一要務，將進去則放在了次要地位，主打一個‘穩中求進’。

至於激進的《削藩策》，以及《削藩策》所引發的吳楚七國之亂，則是不得已而爲之。

是爲了長久的穩定，而不得不採取一時的激進策略。

在吳楚之亂平定之後，無論是原本的歷史時間線，還是劉榮所身處的這個位面，先帝的諸般舉動，都是以求穩爲主的。

至於個人利益——這也是一個非常說道的點。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一個並不昏聵的帝王而言，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往往是沒有太過清晰的分界線的。

因爲在封建王朝，國家本身，就是屬於帝王的。

國家利益，就等同於帝王利益——只不過並非直接利益，而是間接利益。

這就好比一個公司的收益，與老闆個人的收益之間的關係。

天子的個人利益，就好比公司老總的個人收入，以及股票分紅。

而國家利益，則像是公司本身的收益。

公司老總的工資、分紅，老總自然是在乎的。

但公司很賺錢，老總難道不也是很開心？

雖然嚴格意義上來講，公司的錢並不屬於老闆，但公司是屬於老闆的啊！

公司賺錢，不就等於老闆簡介賺錢？

一樣的道理——國家利益，雖然並不等於天子個人的直接利益，但國家本身屬於天子；

所以，但凡不是個極度昏聵，只顧著奢靡享樂、酒池肉林，而不顧天下人死活的昏君，便都會將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儘可能保持在同一個頻道。

實際上，也不需要天子刻意去做什麼。

只要滿足‘並不昏聵’的要求，那天子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本身就是高度一致的。

因爲對於不昏聵的天子而言，哪怕只是箇中庸之主，其‘個人利益’，或者說是個人訴求，都必然是以國家的穩定，以及進一步的繁榮昌盛爲主。

而這，就使得天子的個人訴求、志向，與國家利益達成高度一致。

天子達成目的，則國家得到利益；

天子達成志向，則國家繁榮昌盛； 反之，國家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天子也同樣能得到民聲名望、聲威權勢等許多‘個人利益’層面的東西。

而這些看似屬於個人利益層面的東西，最終又同樣會被天子，用於爲國家謀取利益。

這就屬於一個良性循環。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自然是昏君。

昏君之所以是昏君，一言以蔽之，便是因扭曲的慾望，而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分割開來。

國家需要天子勤政，昏君卻‘從此君王不早朝’；

國家需要天子簡樸，昏君卻酒池肉林，極盡奢靡。

國家需要百姓得到善待，昏君卻坐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狀況發生。

國家需要什麼，昏君就不做什麼；

國家害怕什麼，昏君就給你來什麼；

什麼天下人，什麼宗廟、社稷，什麼歷史評價，在昏君眼中，都比不過二兩馬尿的滋味，以及褲襠裡的那點腌臢事兒。

很顯然——先孝景皇帝劉啓，固然算不上聖君，甚至未必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明君，但至少絕非昏君。

所以，先孝景皇帝劉啓的認知體系和立場，便是在明確自身能力侷限性，以及大概率無法在位太長時間（31歲繼承皇位）的前提下，從事實處罰，最大限度確保漢家的穩定。

並且在此基礎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以及非做不可的事，來做好太宗孝文皇帝，與當今劉榮一朝之間的過渡。

至於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別的方面，先孝景皇帝或許有值得中傷、批評的地方；

但劉榮敢拍著胸脯說一句：對先帝而言，國家利益與先帝個人利益的一致程度，至少達到了八成以上！

所以，劉榮在先帝面前，往往不需要藏著掖著，也不需要拐彎抹角，或是隱藏真實意圖。

因爲劉榮的認知體系和立場，也和先帝差不多。

對於劉榮而言，國家的穩定，自然是高於一切。

但與先帝稍有不同的是：劉榮將國家利益，也就是發展、進取，與國家穩定擺在了一起，並列第一檔。

究其原因，倒也不是劉榮自命不凡，自認爲自己比先帝睿智、英明許多；

而是單純的穿越者自帶外掛，以及二十來歲繼承皇位的年紀，還有歷史大勢的節點，讓劉榮有信心在有生之年，帶領漢家銳意進取。

如果說，先帝是‘穩中求進’，劉榮則是‘穩、進並求’。

進取困難的時候，就偏穩一點；

有機會進取的時候，也完全可以在適當範圍內，暫時犧牲‘穩’字。

二者處於動態平衡，視具體情況而定。

至於個人利益——和先帝一樣，劉榮認知中，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如今漢室的國家利益，同樣是高度一致的。

作爲天下共主，富擁天地萬物的劉榮，能有什麼個人利益？

吃穿用度，甚至於合理範疇內的奢靡享樂，劉榮都不需要操心，也完全不需要去爭取。

皇帝的身份，天然就滿足了劉榮，在想象力範疇內的一切物慾。

物慾無須爭取，便能得到全方位無死角的滿足，那剩下的，自然就只剩下精神慾望了。

精神慾望有很多種。

在後世，諸多貴族子弟，便在物慾得到滿足後，感到極致的精神匱乏時，選擇了許多消極的、負面的精神預防。

本分一點的，爲了追求刺激，玩兒跳傘、滑翔等極限運動；

出格一點的，飆車，濫交，亦或是沉迷扮豬吃虎。

最過分的，更有沾染du品，強迫女性，乃至以殺戮來求精神刺激的極端個例。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

精神慾望，有消極層面的，自然也有積極層面的。

好比如今的劉榮，一點都不覺得長安的紈絝子弟，鮮衣怒馬，出入成羣，又或是在長安街頭策馬狂奔，再撞死幾個人，是多麼炫酷、多麼令人感到精神滿足的事。

反倒是一個個原本吃不飽飯的農民，在劉榮的治理下能勉強吃飽了；

一個個差點凍死的苦命人，因爲劉榮的原因勉強活下來了；

亦或是原本前途暗淡，根本沒有未來可言的底層民衆，在劉榮的精心設計下，得以生活在一個未來有希望的社會體制之中。

——這一切，都會讓劉榮感到非常自豪，精神慾望得到極大滿足。

更進一步，劉榮希望自己在位的這幾十年，漢家能洗刷過往的許多屈辱，能愈發強大。

希望漢家的百姓，餓死、凍死的越來越少，自然死亡、壽終正寢的越來越多；

希望漢家的將士，戰死、傷殘致死的越來越少，光榮退伍，眼睜睜看著漢家越來越強大，越來越繁榮昌盛，並與有榮焉，含笑而終者越來越多；

希望漢家的官員，因貪污腐敗、殘害百姓，亦或尸位素餐而被罷官免爵，甚至坐罪問斬的人越來越少，致仕歸鄉，得百姓民愛戴，頤養天年，享兒孫繞膝之樂者越來越多。

劉榮希望漢家越來越好。

劉榮希望自己在位的這幾十年，能成爲漢家愈發強大的根本原因。

劉榮，也希望能得到天下萬民愛戴，能得後世子孫由衷的讚歎一句：漢x宗孝x皇帝劉榮，當真是千年難出的聖君雄主！

得漢x帝劉榮，乃我諸夏之大幸！

這，就是劉榮的精神慾望，甚至可以說是劉榮全部的個人利益。

很顯然，劉榮想得到的這一切，幾乎是完全與漢家的國家利益綁定的。

這就不難理解劉榮在先帝面前，往往都能坦誠相待了。

——父子二人，都希望國家穩定，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能爲國家帶來利益。

與此同時，父子二人都將漢家，當成自己現在或未來的個人擁有品，並將漢家的國家利益，與自身的個人利益高度綁定。

這還有什麼好瞞呢？

有什麼就說什麼唄？

若非二人之間那一層父子關係，這都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知音，乃至同志了！

但竇老太后不同。

在竇老太后的認知體系裡，無論是排在第一檔次的太宗皇帝遺德、宗廟社稷穩定，還是第二檔次的個人利益、竇氏利益；

乃至於排在最後的：漢家的國家利益，都是圍繞竇老太后自己所形成。

尤其關鍵的是：竇老太后的個人利益，和漢家的國家利益，就算沒到‘八竿子打不著’的地步，也絕對達不到先帝劉啓、當今劉榮這般，堪稱‘高度一致’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