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先生“魯伯特·默多克可不是個吃素的主兒，他今天也顯然是有備而來的。

在隔岸觀火察看了這大半天雙方的爭鬥之後，魯伯特·默多克顯然是已經有了心中的答案。

但他不虧爲”傳媒帝國”的國王，他不會貿然表態說出自己的額觀點，他要遵從新聞報道的鐵律——讓事實來開口說話。

提前做好了充分準備工作的魯伯特·默多克，從他帶來的那個棕色大號公文包裡，拿出了兩份早已經複印好了的材料，他給在座的其他四位長老每人發了一份。

然後他纔開口說道：“這是兩份中國考古界的絕密材料，我也是前不久才通過非常渠道拿到手的。”

“先請各位看你們手裡第一份複印件，這是中國考古界在他們最爲自豪的，安陽殷墟考古大發現中挖掘到他們的‘洋人’祖先，以及他們自己依據考古出土的實物所得出的結論。各位先生，大家先不要爭吵了，我衷心地希望諸位，看完這兩份絕密材料之後，我們再來對項莊能否加入長老會這件事兒做出決斷好嗎？”

這第一份絕密考古材料中寫到：從安陽的墓穴中所發現的產於北部的戰車殘骸、金屬刀斧和產於西部的銅鏡,表明商朝至少和熟悉這些東西的人類有過間接的接觸。那麼這些人類是什麼人?他們生活在哪裡?又是什麼時候遷移到那裡的?

隨著塔里木盆地木乃伊的發現,我們知道,在今天的新疆,已被考證的最早人類文化源於西北方向或西部。

根據考古學家韓康信對頭蓋骨測量的研究,這些人類可以分爲三種不同類型。第一種被認爲是來自北方,這是根據對保存下來的這個類型的頭蓋骨進行測量後得出的,它和位於撒巖阿爾泰(Sayan-Altai)北蒙古北部阿法那色沃(Afannasevo)區域的人類頭蓋骨有著特別緊密的聯繫。

同時,該類型頭蓋骨和生活在更靠西部的西伯利亞大草原的人類頭蓋骨也有相似之處。這個人羣被Mair和Mallory稱爲原歐洲人(Proto-European),他們遷至新疆的時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

甚至有人提出,這個人羣可能是因來自於撒巖阿爾泰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區的印度、伊朗擴張而被迫逃往南部的一部分阿法那色沃(Afanasevo)/土火羅人(Tocharian)難民的一部分，也即我們所說的古以色列國的猶太人。

如果接受了這個難民分類,那麼卡瓦來胡爾(Qawarighul)和燕布拉克(Yanbulaq)原歐洲人在塔里木東南的地理位置就容易解釋了。

這個位置距任何地方都很遠這意味著安全。這一推測對於幫助人們理解這部分人來到新疆之前和之後的情況是很重要的。

從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二里頭、二里崗文明和與之相關的文化以及安陽文化的延續體當中,中國早期文明經歷了從發生、發展、擴張和到達巔峰的過程。

在這期間,沒有顯著的證據表明東塔里木的人羣和中國政體初具時期的人羣有過接觸。

我們只能證明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後剩餘的兩種高加索人,也就是帕米爾弗漢那人(PamirFerghana)和印度阿富汗人(Indo-Afghan)遷至新疆。

帕米爾弗漢那人羣被認爲是從公元前1000年由天山西部的延伸地區進入新疆西北的,而印度阿富汗人羣則被認爲是稍後從大夏國(Bactria)進入新疆西南的。

考古學家韓康信對三種人類頭骨變異進行的描述可見塔里木木乃伊(第238頁)和青銅時代(第566頁)。

如果沒有證據表明新疆的高加索人羣和他們東面的漢族緊鄰又相互接觸,那麼在安陽發現的非中國人遺骸就不太可能是來自新疆。

帕米爾弗漢那人和印度阿富汗人在商朝終結時或之後進入新疆西部的這個事實更支持了這個假說。

迄今爲止,很多學者懷疑在中國政體形成的過程中有外國力量的參與。

但是,由於無法推論和證明它的可能性,沒有學者有足夠的信心或者能夠說有實實在在的證據證明這個懷疑的可能性。

誠如RobertBagley所指出:從1928年開始用李濟來指導發掘是一個幸運的選擇。而且李濟所著的《安陽》提供了1928年到1937年詳細的挖掘史。

它保留了很有價值的資料,我們認爲其中的陰山的自然人類學筆記很有參考作用。

在《安陽》的第258~261頁,我們找到了在安陽的祭祀坑中挖掘出來的5種人類頭蓋骨照片。在祭祀過程中,他們的身體被埋在墓穴周圍的斜坡裡。此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從祭祀坑裡發現的頭蓋骨被認爲是進行宗族儀式時那些被處死的938個戰爭俘虜,遺骸中的400個人類頭蓋骨可供研究,其中152個可以進行分類。

詳述見下文:韓康信把新疆的頭蓋骨變異分成三個類型:1=原歐洲人;2=帕米爾弗漢那人;以及3=印度阿富汗人。(Mair,Mallory,p38,2000)下面圖片源自李濟有關安陽墓葬發掘的報告1在侯家莊發現的典型蒙古人頭蓋骨:上圖第1類頭蓋骨大約有30個受難者,被李濟稱爲典型蒙古人種。他們可能是與商朝發生衝突的南部族人。

他們可能從代表安陽周圍地區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口中被選出來,在祭祀祖先的儀式中,起著象徵成功的必要作用。第2類頭蓋骨的總數大約有34人,被稱爲大洋洲的黑人。

按比較流行的說法,他們是說南亞語系語言的人羣,董作賓提出的東夷人似乎是目前爲止最有可能的候選人。

第3類頭蓋骨只有2人,被稱爲高加索人。雖然只有兩個人,但這兩個頭蓋骨的重要性確實不容忽視。把這兩個高加索人的頭蓋骨和韓康信定義的原歐洲人相比較,我們發現安陽和新疆發現的頭蓋骨是如此相似,所以很容易得到他們之間有明確聯繫的結論。這樣,我們就有證據證明,安陽存在著極有可能說希伯萊語或該語言前身的人。

第4類頭蓋骨有大約50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組。他們被稱爲愛斯基摩人,把這些愛斯基摩人和韓康信定義的帕米爾弗漢那人相比較,我們再次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第5類頭蓋骨也頗具代表性,總數大約有38人。

有趣的是,按照李濟的觀點,這些明顯小於其他4組的頭蓋骨身份不明。但是,把這些頭蓋骨和韓康信的印度-阿富汗人比較,我們又發現他們是屬於同一種類型的。

根據已發掘的情況,毋庸置疑,安陽確實曾經存在過異族人,雖然他們僅僅是作爲犧牲品而出現的。在對這些線索進行檢查之前,我們要注意的是,到目前爲止,對這5組從安陽挖掘出來的頭蓋骨的數量進行任何比較,都沒有找到有意義的數據聯繫。

這是因爲沒有把1928至1937年之間挖掘的頭蓋骨和1949年以後發掘的大量頭蓋骨進行比較。而1949年以後發掘的頭蓋骨也沒有進行分類檢測。

只有在可能獲得更多的頭蓋圖一從婦好墓中發掘出來的具有北方特徵的青銅器。(摘自Bagley,1999:198)a)刀,長362釐米(見林竐:對商文化青銅器和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的再考察,商代文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商代考古研究。252頁,耶魯大學出版社,1986。b)銅鏡,直徑從125到71釐米。(摘自ibid)c)弓形器,長404釐米。(摘自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骨樣本中進行分析,才能對從祭祀坑裡發現的頭蓋骨類型的相關數量進行較爲準確的判斷。

在較高等級的埋葬地裡發現了切開的頭顱和身體埋在一起以及屍體保持完整的殉葬者,這些人的頭蓋骨沒有和那些從祭祀坑裡發現的頭蓋骨進行比較。

另外,車馬坑裡發現的頭蓋骨沒有和祭祀坑中的頭蓋骨比較,安陽的頭蓋骨也沒有同二里崗發掘的頭蓋骨進行比較,這些都需要注意。

很有可能是,一些外國人比如古以色列國的猶太人來到安陽，並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比如薩滿巫師和占卜師、煉金術士、戰車建造師和馭手、樂師、天文學和年曆學家、或者是語言學家和翻譯。

商朝的國王很可能還有說印度-伊朗語的帕米爾漢弗那戰車馭手,進一步的研究將會更準確地揭示,不僅僅是安陽而是整個商朝和二里崗早期,甚至有人說包括更早的二里頭(Erlitou)的夏朝時期都有外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