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爲，那就是它行政的高效率，而又不是完全沒人性的高效率。如果說秦朝是一個高效率的政權，這點我們是不得不相信的。因爲在它統(tǒng)一天下之前，六國的使臣到秦國訪問，歸來無不慨然太息：秦國的官府效率竟然是如此之高，官吏們是如此勤奮，今天的事，絕不會拖到明天去辦，官吏們的幾案上決不會有冗餘的文書。這樣的國家，那是註定要擔負統(tǒng)一天下的重任的。但是秦王朝的高效率發(fā)展到最後，卻是以犧牲人性爲代價的，除了實用的“科技”書外，它燒燬了其他諸子百家的書籍，法家定於一尊，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主宰。它廢除了無以數計的倫理道德，雖然那看似繁文縟節(jié)的東西的確阻礙了政令的通達，對長治久安是不利的，但它卻在社會的另一個層面發(fā)揮著不可小覷的潛在作用。而漢代正是吸取了儒家這一潛在的作用，把它的統(tǒng)治維持得足夠久長。當然，從本質上來看，它自己的一套法則仍是秦王朝的翻版，不管是漢初表面上的放任自流，還是漢代中期以後的獨尊儒術，都是王朝政治的表面現像，實際上，法家仍舊佔據著主宰地位。誠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儒術。”真正的儒家，在那個冷兵器時代，是無法應付來自域外的內憂外患的。法家的“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才能讓煌煌大漢成爲東亞大陸上一隻威騰萬里的猛虎，才能戰(zhàn)勝那在蒙古草原和黃沙大漠中縱馬飛馳的引弓之國——匈奴。那上千年來讓地球上無數國家和部落聞風喪膽的騎射之族，終於敗在了安土重遷的農耕之國的大漢手下，這實在是世界文明的一個異數。它讓人們相信：在冷兵器時代，文明的農耕民族並不一定會遭到遊牧蠻族的蹂躪，我們的祖先大漢就是榜樣。如果說遊牧民族如匈奴是草原大漠上的狼，那麼大漢就是整個東亞大陸上的一隻猛虎！猛虎嘯谷，百獸震惶。兇殘的狼也終於在猛虎利爪追捕下遍體鱗傷地叫號而去。如果漢族建立的政權一直有這種猛虎的精神，又何至於一次次在北方的狼族鐵蹄下哀鳴叫號呢？這不是民族本身的問題，很顯然，這是制度的問題。有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民風，反之亦然。
潛規(guī)則和顯規(guī)則
衆(zhòng)所周知，當文明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它的人民就會增加多少思慮，而貪生畏死。一個身無長物的賭徒是沒有什麼可以犧牲的，除了他的身體。但是，即便他不肯犧牲他的身體，他也本沒有尊榮富貴。所以他容易下決心作孤注一擲，因爲輸了，他所失不多；僥倖勝利了，那就徹底改變了命運。所以。當年東方六國的銳卒抵抗不了秦國刑徒們的雷霆攻擊，那些人就是一幫身無長物的賭徒，日日盼望的就是來函谷關以東搶掠。這有點像時時南下搶掠的匈奴族。兩者的動力是頗有不同的，而在某些方面又有著驚人的相似。
匈奴是個崇敬壯健、屏棄老弱的民族，所以搶掠得到的好食物好物品，首先要分給壯健者。如果他們能吃好喝好，就有力氣發(fā)動另外一場搶掠。我們不好指責他們的野蠻無恥，因爲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可能無一不是靠此起家的。而秦國的政策，當時頗有相似之處。它也幾乎屏棄了儒家的尚老風氣，也賤棄老弱。所謂“家貧子壯則出分”，就是兒子大了一定要和老子分居，因爲按戶徵發(fā)士兵的制度使它能有更爲充足的兵源。老父親要向兒子商借農具，可能會遭到兒媳婦的辱罵。這在後世的儒家士大夫看來，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忤逆。像匈奴一樣，秦國曾把士卒分爲三隊，一隊是婦女，一隊是老弱，一隊是健壯的士兵。兩軍對壘之際，充當前鋒的婦女和老弱大概很快就喪生在對方密集的箭雨之下，同時也使對方的箭鏃消耗殆盡，這時勇壯的秦國士卒才風馳電掣般馳近，左挾生虜，右斬人頭。灰飛煙滅之下，勝負立判。而能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fā)揮到這地步的就只有法家制度的驅使。
法家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它爲什麼能讓一個農耕民族有如此剛健勇武的作風，就因爲它的“信賞必罰”和“綜覈名實”。當商鞅下五十金的賞賜，鼓勵農民把一根木頭從南門扛到北門的時候，就已經奠定了秦國成功的基礎。誰能想像得到，一個如此簡單的舉動，就讓一個家徒四壁的平民陡然擁有五倍於中產之家的財富？一個政府對它國民的信用，那是比什麼都重要的。這激勵了蕓蕓蠕動的窮苦的秦國人，他們知道，只要他們按照政府的要求做事，他們就一定能得到政府答應給他們的報償，因爲這有精細的律令作爲依據。而大漢就承襲了秦王朝的這一作風，從出土的漢簡來看，漢初法律的精細，甚至超過秦王朝。一個史書上稱之爲“清淨無爲”的政治時代，並不是放任自流的時代。它有它記載在竹簡上的明細的規(guī)則，而且，它還沒有墮入後世腐朽的“潛規(guī)則”盛行的時代，如果它的“潛規(guī)則”像後世的王朝那麼俯拾皆是，它就不可能以比後世遠少得多的官吏，而更加有效地管理那麼龐大的一個國家，觸角一直延伸到那樣遙遠的邊域；它不會有那樣強大的戰(zhàn)鬥力；不會形成那樣重然諾，輕生死的民風。同樣，它也不會留下那樣勘破生死的哀婉動人的五言詩歌，這些詩歌不同於唐代的豪放，因爲它在豪放中夾雜著哀傷。固然，它也不是熱烈奔放，但卻是慷慨激越的那種。所以後者恐怕是讀來更讓人鼻酸的深厚情感。而這種並不單純的歡樂似乎更能給人永久不可磨滅的印像。
不管是從《漢書》中，還是從出土的漢簡中，我們可以看到，漢代律令的執(zhí)行是嚴酷而認真的。所以，當漢武帝像赦免他的寵臣主父偃時，遭到了張湯的反對，他固爭的理由就是一旦開這樣非法赦免的先例，大漢的後世將不可治，於是武帝也只有眼睜睜看著主父偃被族滅。當漢文帝想族滅偷盜高皇帝宗廟器物的盜賊時，廷尉張釋之只肯判那盜賊一個人死刑，並且稱“法如是也”，文帝雖然憤怒，但在和太后商議之後，也只有認爲張釋之的判決正確。當飛將軍李廣憤而自殺時，他只能得到道義上的同情，而在法家看來，他本來就該去幕府對簿的。誰也不能因爲他曾經讓匈奴聞風喪膽，就可以法外開恩。他從來沒有得到封侯的賞賜，並非由於“衛(wèi)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因爲他的確沒有真正的大功勞。他的從弟李蔡雖然平庸，竟封侯拜相，那是按照功勞簿上的記載逐次升遷的。不然，以武帝之雄才大略，又何必厚於李蔡而薄於李廣呢？
正是法家的“顯規(guī)則”而不是“潛規(guī)則”，造就了漢王朝的強大，使陳湯敢於發(fā)出振奮人心的呼喊：“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當然，漢代的律令雖然暢通，也有它受阻的時候，那就是碰到和皇帝的意志發(fā)生明顯的衝突之時。也是“顯規(guī)則”和“潛規(guī)則”相碰撞之時，這時候“顯規(guī)則”只好屈服。雖然我們不能不爲之遺憾，但對於二千年前的封建王朝來說，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了。
西漢的平民奮鬥
不管在什麼朝代，如果朝廷和民間沒有一條可以交流的渠道，那麼這個朝廷是難以長治久安的。所以錢穆盛讚科舉制度，認爲是官方和民間溝通的一條溫情脈脈的橋樑。他的讚揚雖然有點肉麻，但並非沒有一點道理。自隋唐以來，封建科舉制使下層民衆(zhòng)有了進入廟堂的渠道，民衆(zhòng)因此對他們的政府不會產生完全的隔膜。但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漢代，下層民衆(zhòng)靠什麼進入廟堂，去宣泄他們的激情，博取他們的榮譽呢？他們靠熟讀律令。因爲漢代是個法家治理的國家。律令是第一位的，就像作爲當時最高法院院長的廷尉在九卿中排名第二一樣，法律在朝廷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和國家的興衰息息相通。
因此，這個王朝統(tǒng)治下的社會就會產生千篇一律的奮鬥史，就像我們現在通過高考或者別的奮鬥手段來改變自己命運的辦法一樣。當然，當時的民衆(zhòng)除了熟讀律令之外，要想當官，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足夠的家產。這和西方政治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當今的美國，致力從政的人，誰是想靠當官發(fā)財來的呢？誰又不是爲了榮譽來的呢？當某些人“千里做官只爲財”的信條在***上廣爲傳誦的時候，如果絕大部分的爲官者都抱有這個態(tài)度，這個政治的確離腐朽已經不遠了。古今史學家們會勾沉索隱，也會撫膝長嘆，社會的文明發(fā)展又是何其的相似！當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宣言，薪水制度造就了職業(yè)公務員，而使貴族爲了榮譽而治政的信條一掃而空；東方也是如此。當封建貴族制讓位於薪水制，做官就不僅僅是爲了榮譽，而是爲了錢財。漢代去古未遠，因此還保留了貴族制的一些作風。一個家產富足的人來當官，他可能不會過於貪墨，去盤剝他治下的百姓。但是政府又不可能給他的所有官吏以采邑，所以做官已經明顯有了博取利益的成分。雖然漢律對貪污的處置十分殘酷。
我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小武，就是這樣一個家境貧寒的人。如果不是漢王朝的政策改變，他根本不會有做官的機會。但是我仍願意把他寫成一個具有理想色彩的人。年輕人總是有理想色彩的居多。他苦苦學習律令，不放過一切稍縱即逝的機會，而且敢於賭博，終於成功地由一個小小的亭長晉升爲縣丞，進入了中層官吏的行列。但是他的命運似乎不大好，無意中得罪了丞相，弄得四處逃亡。幸好他憑藉自己精熟的律令知識，再次賭博成功，晉升爲丞相長史，進而爲豫章太守、京兆尹。只不過他後來過於自信，不知道在法律鬥爭中適可而止，進入了***的行列，終於抽身未得，遭到了失敗。但是他一生的經歷在漢代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我無意於簡單隨便抽取一個人物，描寫他的傳奇一生。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並不是想寫一部僅僅是好看而已的傳奇小說，我想寫的是一個漢代典型人物的典型的一生，他的身份在漢代是典型的，是法治的漢代社會中最基層的一個官吏。他包含於一個基數巨大如螻蟻般的階層，這個階層奠定了漢代統(tǒng)治的基礎，但又是漢代尤其是西漢晚期以來公卿將相們滋生的溫牀。他的奮鬥方向就是漢代貧民孜孜奮鬥的方向。他們似乎和當今社會中“皓首窮經”的莘莘學子以及一批批“豆腐塊”狀寫字樓裡的白領一族的奮鬥歷程有相通之處。
表面上看來，寫《亭長小武》這部小說似乎是爲了消遣消遣，但這個回答實際上說服不了我自己。我爲什麼不愛其他的朝代，而愛好漢代？我想除了上面正兒八經地說給大家的“公言”之外，還有我個人對這段歷史的偏好。一則我喜愛《漢書》之古雅質樸的文采；二則潛意識裡我喜愛它的雄偉矯健和絕棄腐弱的生命力，它去古未遠的歷史風景，猶保存著真正的封建時代民風的質樸；當然還有它裡面存活著的遊俠義吏重然諾、殺身不惜的作風；等等，這些都使我常常是讀來、思來、寫來不盡感慨。
總之，我所講述的故事雖然在歷史上沒有記載，但它完全是一段“可能發(fā)生”的歷史。它彷彿就是一叢逸失的史事，隱藏了二千多年，終於在今日大白於天下。如同《逸周書》之於周代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亭長小武》可以看成是一部之於《漢書》的寫給普通民衆(zhòng)看的《逸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