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本小說，是很偶然的。起初僅爲了滿足朋友們的好奇，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弄成這麼長的一篇東西。
我並非學歷史出身，要說喜歡《漢書》，竟是因爲它的文學性。這樣，順帶著漢代的歷史也可說是稍知道一點。也因此，看見現在有些寫這個時段的小說，就沒有胃口。那些作者們大概以爲古代的所有時段都是一回事，所以我從中看到的多爲雷同的內容，除了人名換一下。當然，這並不說明我只愛好歷史的細節。但關鍵是，如果不是那些各個朝代不同的細節，很多故事就有可能不這樣發展，而應當那樣發展。所以，細節有時是可以左右情節的。
因此想寫自己心目中的漢代。但從何開始呢？僅僅寫宮廷鬥爭我自己覺得很無聊，況且很多小說已基本是這內容，我不必去湊趣。不過爲了能吸引大衆的眼球，王侯將相是必要的，畢竟通過欣賞紙上王侯的奢華，能讓我們獲得虛幻的滿足。除了王侯，剩下還有才子佳人。只是漢代又偏偏無所謂才子這種東西，畢竟科舉制度還沒有。那麼我怎麼能讓讀者隨著我一起“意淫”呢？
可以追溯一下經歷。童年時，我住在南昌的一個市井裡，往西走，數百米之外便是波光粼粼的撫河，乃贛江的一條支流，赫赫有名的滕王閣就建在不遠的地方。我回想起這場景，總覺得二千年前的漢代，作爲豫章郡太守治所的南昌（在小說中叫南昌縣），估計也就是這樣子。因此我就乾脆寫一個平民，如何從這個江邊小邑發跡的過程。漢代重視“法律”人才，人要發跡，非得從小吏做起，那麼熟讀律令非常重要。我遙想一個二千多年前的青年人，怎樣通過苦苦誦讀律令，致位通顯。這就是當時的“才子”了，再想出個“佳人”來，故事就基本有了迎合大衆口味的可能。
除了這個俗不可耐的故事框架之外，要說這篇小說有些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它比較注意細節。我充分運用了自己知道的一點漢律知識，讓主人公藉助它時時脫險，步步高昇。就像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憑藉武功脫險，本質都是一樣。可惜最後有個遺憾，我本想讓主人公有個美好的結局，可是寫著寫著就走調了，無可奈何地讓他失敗，這是我感到很抱歉的。有些讀者已經對我提出過憤怒的批評，希望寫下一部時，我能灑脫一點，讓主人公無所不能。這很好理解，讀者代入故事情節時，會因此感到尤其爽快。
有必要說明，雖然我的意圖是儘量寫出心目中漢代的味道，但爲了情節的需要，我將一些很常識的史實加以改造了。讀者看到這些部分，大可一笑置之。
回想當初寫這個東西時，也是比較煩的，每天總覺得要完成一件事，日子因此感到拘束。現在終於看到它的出版，又不由得慶幸。畢竟不寫點兒這個，時間可能也是白白流失，什麼也不會留下。雖然小說並非什麼“經國之大業”，留下與否不很重要，可是“雖小道，必有可觀焉”。如果終究能愉悅他人，自己也會很愉悅的。
2004年4月史傑鵬於北師大
亭長小武再版後記
好像是前年的秋天，我正在開一個莫名其妙的會，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們對我的三本漢代題材的長篇小說很感興趣，問是否可以放在他們那裡再版。
我當時很奇怪，如此小衆的歷史小說，居然有人肯在出版不久就提出再版的邀請，自然心裡很感動，一種遇到知音的感動。但我只能抱歉地回答，這三本書的版權還沒到期，很遺憾。對方不介意，說大家可以見見，認識認識。
於是就約了在學校東門附近的十二橡樹咖啡屋見面，就此認識了孫國勇兄。
有些人聊不上幾句，就能發現他的真誠和善良，讓你覺得，可以和他成爲真正的無話不談的朋友，國勇兄就屬於這一類。古人說“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那實在是歷經滄桑之後的經驗之談。
由於各自都忙，後來的交往時斷時續，終於在今年，在國勇兄的努力下，有了把《亭長小武》《嬰齊傳》《賭徒陳湯》三本書重新再版的機會，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感謝國勇兄的。
那時我突然冒出個念頭，既然再版，何不把書稿再潤色一遍。因爲這些年來，有朋友斷斷續續指出書中的一些問題，我所在的單位一位研究生才子，叫李開升的，甚至把全書像做文獻校勘一樣梳理了一遍，指出了不少筆誤和時間上前後沒照應的疑點，結尾說：“小說本不當拘泥於此等瑣碎枝節，然若諸疑點盡去，豈不快哉。”我的書並不像高文典冊，值得他這樣花力氣，因此尤爲感激。
但是我輕看了修改的工作，以爲並不需要費多少時間，結果諸事叢脞，鬧得進展一直不能如想象般快捷。於是，原先預想的某些段落的重寫計劃只好打消，到修改完成時，原書大約增加了兩萬多字。至於文句的風格，除了一些我自己也不滿意的部分外，依舊比較生澀，我以爲這適合我描寫的漢代，而很多人都是因此覺得我寫不了通順的句子的。
《亭長小武》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意義重大，至今不少朋友仍舊認爲，這是我最好的小說，大概他們覺得這部書的情節最爲跌宕之故罷。雖然，我自己並不這麼認爲，但說它是目前我所有小說中最爲通俗的，大約沒有疑義。曾經有很多家影視公司想把它拍成電視連續劇，不夠通俗就不能贏得這樣的青睞。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會喜歡我其他幾部歷史小說，因爲我寫它們的時候同樣認真。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於北京師範大學
平民的奮鬥
――我爲什麼要寫《亭長小武》
強漢風骨和猛虎精神
亞當·斯密曾經說過：“在火器發明以前，人類文明總是被野蠻所摧毀。”他舉了羅馬毀於北方的日爾曼蠻族之手爲例子。在東方，同樣的事情也曾層出不窮地發生。當野蠻的秦國以摧枯拉朽之勢將東方禮樂之國盡數納入自己版圖之際，後世的史學家們無不心潮澎湃地回憶那段時光，他們號哭流涕，痛心疾首，自以爲找到了另一個文明被野蠻征服的例子，就像在那之前的數百年，赫赫的西周王朝覆沒於犬戎的鐵蹄下一樣。誠然，從文明的定義上來講，秦國的種族的確比較胡化，秦國的社會制度的確比東方六國要野蠻，法家的視點和儒家的悲憫情懷的確大相徑庭，雖然從某個角度來看，儒家也曾有過“殺人不見血”的美譽。
當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的貴族們哀嘆了，奴隸們歡呼了，他們拋卻了身上世襲的枷鎖，可以憑著自身的勇力獲得自由，甚至爵位、官職、土地，只要他們在戰場上殺的敵人足夠多。這在東方六國的人看來，不啻是場無恥的變革。因爲它終於徹底脫下了周代以來一直披在身上的那層禮樂文明的外衣，裸地跳進了“殺人越多越光榮”的角鬥場中，它首倡了“首級俱樂部”制度，讓東方六國的君主們爲之撟舌不下。不管儒生知識分子們願意不願意，“尚首功之國”的秦王朝終於靠著這個“無恥”的制度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到了極致，於是“六王畢，四海一”，秦王朝順理成章地登上了聲勢煊赫的歷史舞臺。
然而這浩瀚的光榮竟然僅是曇花一現，以爲可將國家傳之萬世而不絕的始皇帝剛剛崩殂，強大的秦王朝就頃刻間土崩瓦解。這很讓後世的儒生們感慨，而且找到了一個絕佳的證據：****只能喧囂一時，要長治久安還得靠儒家的仁政。馬背上可以得天下，馬背上卻不可以治天下。這個顯著的實例讓隨之而來的漢代儒生們在皇帝面前指斥起法家來完全有恃無恐，皇帝雖然尷尬，卻也無可奈何。儒家的仁政是好東西，可是統治者們不會看不到其中的缺點，他們不會不清楚儒家思想在先前也曾有過一敗塗地的血的教訓：宋襄公爲了所謂仁義，兵敗身死；晉獻公太子申生爲了所謂仁義，身死國分。於是，暗地的實質的法家，表面的修飾的儒家，這一套制度終於艱難地施行起來了。
漢代終於成爲了一個真正強勁的王朝，它像秦王朝一樣徹底戰勝了北方遊牧蠻族的騷擾，使號稱“天之驕子”的匈奴分崩離析，進而遠遁泰西。它能夠徵發許多的遊牧民族爲它所用，它的軍隊一度遠渡到蒼茫的西域，它的國號繡在火紅的旗幟上，在獵獵的西風中如波浪般盪漾，讓西域三十六國的君主們震怖喪膽。但是它卻沒有像秦王朝一樣“二世而亡”，而足足統治了天下四百年之久。章太炎說，東漢以後，漢民族剛健風氣逐漸喪失，從而屢屢被異族蹙迫。它憑什麼能做到這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