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起源於何時，雖難確定，但根據考古材料的證明，甲骨文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一種比較成熟的字體。它是古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一種文字。清代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發現在河南安陽城北五里的小屯村。這個地方曾是殷商時代的故都。最初發現的時候，由於洹水堤岸壞了，衝出了許多甲骨，拋棄在地面上。
又有人在耕地時也發現了這種東西。可是當時人們不認識它，多不注意。後來有人稱它爲龍骨，用爲藥物。到了光緒二十六年，一個有心人王懿榮撿出了百多片帶到北京，這才引起人們的注意。從此遂爲考古家研究的依據，確定它在我國文化史上的價值。原來這種甲骨文字，多是用來記載卜筮的辭語的。
古代尊尚鬼神，遇事都要占卜，拿龜甲和獸骨的平坦面，颳去表皮的一些障礙物，就將卜辭刻在上面。因爲它都是記載殷商時代的事蹟，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時代的遺物，因此也叫殷墟書契。大的字體有一寸見方，小的像穀粒，可都非常精緻。甲骨文字大都有一個先寫後刻的過程。
有用墨寫或硃寫在玉片、骨片、陶片上的，也有刻好後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絕大多數甲骨文只刻不填。從書法上看，鍾明善先生在《中國書法簡史》中認爲：“甲骨文字大體可分爲兩大類型：一類是瘦硬挺拔的細筆道的；一類是渾厚雄壯的粉筆道的。甲骨文是刀刻的，刀有鈍、銳，骨有細、硬、疏鬆之別，所成筆畫就有粗有細，有方有圓。
由刀刻形成的筆畫多方折，筆畫交叉處剝落粗重，給後世書法、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筆、用刀的方法。從結體上看，甲骨文錯綜變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對稱、穩定之格局已定。從章法上看，或則錯落疏朗，或則嚴整端莊，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狀不同而異，都顯露出古樸而又爛漫的情趣。
給現代書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啓示。罕見的殷人墨跡——玉片、陶片、獸骨上的墨書、朱書，橫豎畫起筆筆畫粗圓如點漆，自然藏鋒，住筆尖細如橫針、懸針；轉折處圓潤自然，尤其寶貴。當然後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筆道纖弱無力的作品，不足取法。”很明顯鍾明善認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稱得上書法。
理由是以前的圖書符號並不全有用筆、結字、章法的書法三要素。甲骨文的發現，一方面給書法界開拓了新天地，很多書法家去學習借鑑，另鑄新風，書趣古樸，情味別具一格。另一方面很多人認爲甲骨文雖然古雅可愛，但字體不易認識，不適宜臨摹，究屬少數人的愛好。
鐘鼎文指三代鐘鼎彝器上的文字，它的發現，始於漢代。漢武帝時候，有人在汾陰得到一個寶鼎，獻給皇帝，朝廷還因此改了年號，叫元鼎，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周以前的鐘鼎文字，簡單質樸，銘文很短，大都只有兩三個字，辭句很深奧，一般的人難以讀通。到了周代，器既日增，銘文也長，三四百字以上的屢見不鮮，文詞也很典雅。
就字體來說，周初金文，從筆畫到結字都與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間歧山出土的康王時重器《大盂鼎》的銘文爲其代表。
其它如武王時《利簋》銘文，《大豐簋》銘文；成王時《令簋》、《大鼎》、《令尊》銘文；康王時《麥鼎》銘文等也屬於這一類。把這類銘文與商《骨匕刻辭》、《帝辛四祀卣》和墨書陶片等去對照，會發現它們之間的許多相同之點。
筆畫大都首尾尖細，中間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筆一畫，起筆尖細，行筆漸重按成肥筆，落筆又歸尖細，形成這時金文特有頭尖、腹大、尾尖短的蝌鬥尾巴形畫。
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漸進入成熟階段。其書法的主要特點是：（一）筆畫圓勻。起筆、收筆、轉換大多爲圓筆。使後人學習篆書必須用藏鋒、裹鋒、中鋒運筆才能得到篆書筆意。這種圓轉、藏鋒的筆畫就是後來隸書、楷書中圓筆筆法的由來。草書的使轉也從中得到啓示。
結體比周初金文更緊密、平正、穩定、富有規律性。如銘文中有四個“武”字，結構完全一樣，重心平穩，上下呼應，有避有就，可以說是結構緊湊的好範例。
從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顯擁擠處，通篇之中縱成行，行距小；橫有列，字距大，爲後來漢隸碑版如《曹全碑》一類章法開了先河。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婦簋》章法尤爲嚴整規範。《虢季乾白盤》字距、行距都很大，顯得特別疏朗開闊，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個。
春秋戰國五百年間，東方諸國的書法，如魯、杞、紀、祝、齊、戴、燕、晉、蘇、曾、陳、鄭、蔡等，都較多繼承了成熟的西周書法的特點。西方的秦國亦繼承了西周金文的書法特點，併產生了劃時代的優秀書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個饅頭形石頭，每石刻一篇有韻的詩。詩的體裁類似《詩經》的四言詩。
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來，就議論不定，有人說刻於周初，有人說刻於後周。唐人以爲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爲始皇以前的說法。近代學者認爲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獻公諸說。
唐蘭先生根據那時的銘刻、文學、語彙、文字及書法的發展，證實石鼓的製作爲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論證全面，很有說服力，如無新的提法，似已成爲定論。《石鼓文》用筆圓勁挺拔，圓中見方。結體有略趨方正之勢，促長取短，務取其稱。字距行距開闊均衡整齊，疏朗若晴空星月。
字大逾寸，近於大篆。雄強渾厚，樸茂自然，爲“書家第一法則”，不爲過譽。後來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脫化而來。歷代臨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鍾》的銘文與《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書法亦與《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體委婉流動、結構疏密均有意誇張、縱長的徐《洗兒鍾》、《子庫鍾》、中山王墓出土的銘文等。
還有參差錯落，結體狂怪的《楚公鍾》、《楚王恙鼎》銘文等。至於兵器文字如鳥蟲書。《越王州句劍》銘文屬於篆書美術字一體；玉器銘文、古空文字、貨幣文字、符節文字，簡冊遺墨等又各具特點，往往一字數形，在書苑中形成了百花爭妍的盛況。
一字數形，後人稱爲奇字，什麼叫奇字呢？就是和古文不一樣的書體。《說文解字》上舉了一些例子，大多是古丈的別體字，或增減它的筆畫，或變異它的形體。
《漢書?楊雄傳》說劉歆的兒子劉棻曾經跟楊雄學奇字，就是指的這種書體。從文字上的功用上講，這種各具特色的書體和一字多形的現象，恰好給書法提供了極可寶貴的資料。
鐘鼎文和甲骨文一樣，寫起來很不方便，一般的書法家無從問津。清中葉以來只有一些好古的人如張廷濟、吳大癕等人才去追摹它。
大篆也叫籀書，又叫籀篆。但也有相反的意見。據《漢書?藝文志》載，有“史籀十五篇”，自注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漢光武帝年號）時亡其六篇。”又說：“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子壁中古文異。”據清人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裡說，太史籀當爲篇名而非人名，這種字體同鐘鼎文又有同有異，“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只能說基本是如此。石鼓文可爲代表。
秦始皇時定書體爲八種，謂之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處書，八曰隸書。蟲書又叫鳥蟲書、鳥篆，以鳥蟲頭起筆，以蟲身屈曲爲線的篆書美術字，是戰國《越王州句劍》銘文一類書體的延續；刻符如《新妻》、《陽陵》皆爲小篆；摹印爲方正的小篆，開漢印篆體的先河；用於門榜，封簡題字署書，刻於兵器的書，都是大篆、小篆或隸書應用範圍的變化而已。所謂的“秦書八體”，以漢字形體而論，不外乎是大篆、小篆、隸書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