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有備無患。

無論是微觀層面的個人，還是宏觀層面的羣體、國家乃至於文明，實際上都應該做到這一點。

做兩手準備，以最樂觀的結果爲目標，以最悲觀的結果做準備，同樣是文明發展歷史上不可或缺的謹慎態度。

很顯然，遊牧之民現階段的文明程度，還沒能明悟這一點。

在華夏，哪怕是這距離後世兩千多年前的落後時代，社會地位幾乎低到不能再低的農戶黔首，尚且有‘存糧御變’的意識。

到了後世新時代，華夏文明更是以國家爲單位，進行海量的戰略物資儲存，以備不時之需。

乃至於，哪怕是後世新時代，一個衣食無憂的青少年，心中都有一個鑄造末日堡壘，囤積百年物資，以備世界末日到來的夢想。

具體到國家、文明層面，尤其是具體到如今的匈奴人身上，生活在生存條件惡劣的草原上，隨時可能面臨生存威脅的他們，本該有更多的憂患意識。

在獲取物資時，他們應該更加節儉，更加謹慎；

在有餘力選擇時，他們應該更多去考慮‘如何細水長流的生產物資’，而不是如何源源不斷的掠奪物資。

甚至於，哪怕只把漢家，當成永遠都不會乾枯的水流，遊牧之民也應該意識到：在天氣都一天三變的草原，沒有任何事是亙古不變的。

草原霸主在短短百餘年間，能歷經東胡、月氏，到如今的匈奴人。

草原上強大的部族——冒頓單于時期的強大不足，如今已然十不存一，老上單于時期的，也同樣是十不存三、四。

就連現軍臣單于即位時，那些顯赫於草原的龐大不足，如今也已有小半衰落，甚至徹底滅亡。

在草原，永恆不變的東西只要一個，那就是變化。

草原上唯一不變的東西，就是任何東西都在變。

而且變得速度極快，週期極短。

小到人的壽命、勇士的戰力巔峰，大到部族的強盛，乃至於草原霸主的歸屬。

在如此多變，且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遊牧民族本該較漢家農人，生出更爲強烈的憂患意識。

他們應該在春天想：如果到了秋天，牧畜們還沒有被養足肥膘，那冬天該如何度過；

如果到了冬天，部族沒有找到合適的糞底窪地，部族應該何去何從。

他們應該在彼此征伐時想：今天我攻伐別人，來日別人攻伐我，我應該如何應對，才能不讓整個部族輪爲奴隸。

以及，他們應該在南下侵略漢家時，想到未來某一天，遊牧之民變弱了，或農耕之民變強了，該怎麼辦？

無法再從漢人手裡搶到東西，甚至要被漢人反搶走手中的牛羊牧畜時，該當如何是好？

可惜，世界萬事萬物，皆無‘如果’。

遊牧之民所生存的惡劣環境，並沒有讓他們生出足夠的憂患意識，反而因爲生存環境過於惡劣，而生出了兩種過度極端的思想。

第一種，是及其消極的：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誰還存明天的糧食啊？

今天吃得飽，今天就填飽肚子先。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能活著見到明天的討厭，再去考慮明天該吃什麼。

這種類似於乞兒自暴自棄，只看眼下不顧未來的生存信條，使得遊牧之民很難以‘年’爲單位，制定長期的計劃。

小到牧民個人，不會去想明年該吃什麼喝什麼，畜牧多少頭牛羊；

到作爲‘羣體’的部族，不會考慮明年應該去哪裡放牧，或者是和那個鄰居打上一場。

大到草原上的至高統治者：匈奴單于庭，也不會思考太過遙遠的事情。

今年過得好，那就好好過今年。

明年的事，明年再說。

大不了去偷、去搶，去和漢人打一仗，或是讓底下的部族多繳納點上貢。

什麼細水長流，什麼長期目標、遠大理想，根本無法在遊牧之民簡單的腦回路中站穩腳跟。

對一個文明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悲哀。

尤其是對如今這個時代，整個人類世界唯二的兩個超強文明之一的匈奴人而言，這是極大的悲哀。

但正所謂：彼之英雄，我之仇寇。

匈奴人的悲哀，無疑是漢家的幸運。

曾幾何時，匈奴老上單于，一度展露出了‘華夏明君’才應該具備的睿智和長遠視角，惹得漢家上下憂心忡忡。

但好在草原貧瘠的土壤，只能養得出一個老上稽粥。

無論是現在的軍臣，還是日後的伊稚斜，乃至於未來的一代代匈奴單于——草原上，再也不會出現第二個老上稽粥單于，來爲匈奴人、爲草原遊牧之民‘謀萬世’了。

更要命的是：凡事就怕對比。

——匈奴人的開國之君攣鞮冒頓，至少在軍事層面，與漢家英明神武的太祖高皇帝劉邦，爭了個不相上下。

匈奴人的‘文皇帝’老上稽粥，則是全方位、無死角的，形成了與漢太宗文皇帝劉恆的分庭抗爭。

及至雙方的第三代，漢家的孝景皇帝劉啓，雖然被坊間普遍評價爲‘中庸之主’‘守成之君’，但從綜合能力以及成就上來看，依舊拿得出手。

反觀匈奴軍臣單于，不過是靠著父祖餘蔭，靠著父祖留下的寶貴財富、強大實力，才和漢家的孝景皇帝，鬥了個半斤八兩。

而今，到了雙方真正意義上的第四代。

匈奴人，還處於三代軍臣單于末期，下一代，大概率是鷹視狼顧，頗得冒頓單于雄風，卻幾乎半點不得老上單于睿智的攣鞮伊稚邪。

而漢家，則是劉榮。

一個自後世而來，雄心壯志或許不比歷史上的漢武大帝，但綜合能力以及法統、根基，都遠勝於漢武大帝的天子榮。

在這一代，漢匈雙方必然能分出勝負，一決雌雄。

而且勝利的天平，肉眼可見傾斜向了有利於漢家的一方。

縱觀漢匈雙方的文明發展史，漢家過去這短短五六十年，是從弱小到強大，從貧窮到富庶，從百廢待興，到百廢俱興的高速發展史。

匈奴，則是以一個極高的起點出發，隨後便在老上單于時期到達巔峰。到軍臣單于繼位，匈奴人，已經開始盛極而衰，走下坡路。

漢家在往上走，匈奴人在往下走。

再加上雙方文明階段的差異，更使得雙方的龍爭虎鬥，早已註定了結局。

有趣的是：在漢天子劉榮的主導下，漢家的公卿百官，其實進行過一次別出心裁的討論。

討論主題爲：站在匈奴單于庭的角度，應該如何讓遊牧之民強大起來？

這裡的強大，顯然不是過去幾十年，匈奴人曇花一現般的軍事實力強大，而是像曾經的秦，以及如今漢室這般，全方位無死角，且可長久維持的綜合實力強大。

而在那場討論中，最讓劉榮印象深刻的，便是法家代表人物：趙禹的論點。

在趙禹看來，如今的匈奴人，在文化層面可謂是一張白紙。

而文化的積累，需要歲月的沉澱。

所以在趙禹看來，無法在短時間內積累足夠文化底蘊，以支撐文明進程的匈奴人，要想成爲像華夏王朝這樣的綜合強國，唯一的方式，便是從法治建設著手。

通過法治建設，來強行爲遊牧之民的文明進程提速，在‘倉稟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基礎上，反其道而行之，以達成‘知律法嚴苛而仁義俯焉’的目的。

劉榮細問，趙禹則進一步表示：遊牧之民的短視，首先需要通過嚴格的法律，來一點點擊碎。

等遊牧之民產生‘這麼做絕對不行’‘這麼做懲罰極重’的意識之後，再通過法律條令，強制讓遊牧之民接受長遠規劃。

如個人層面的畜牧生涯規劃，家庭財富規劃，家庭成員規劃、家庭結構調整等；

如部族的遊牧路線、部族組成，軍事、器械、後勤保障等體系構建；

再比如，單于庭層面的國家戰略等等。

趙禹說，這是因爲匈奴人——遊牧之民大都‘未開民智’，想要他們聽懂什麼叫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並不比對牛彈琴輕鬆多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解釋，只通過法律手段，粗暴的讓他們去執行。

等他們執行過後，親眼見到成效了，自然也就不用解釋了。

從趙禹這一番話語中，劉榮不難得出結論：秦一統天下之後，始皇便是採納了法家的這一建議，通過‘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的粗暴手段，來讓天下人強制接受秦廷的調度。

但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手段在華夏行不通。

因爲華夏百姓民，哪怕是斗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也絕不能算作‘未開民智’的愚類。

數千年的文化沉澱，讓每一個出生在神州故土的華夏之民，都沐浴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

哪怕一生都無法看懂聖賢之書，世世代代都無法出一個認字的後代，華夏之民也仍舊能從社會氛圍、風氣當中，汲取到遊牧文明永遠都無法達到的濃厚文化底蘊。

販夫走卒，殺豬屠狗之輩，也仍舊心懷仗義；

丘八武夫，肩扛手挑之人，也同樣有自己的一套價值體系。

這是遊牧之民永遠都學不會，也效仿不了的。

至於那場討論最終的結果，則是由天子劉榮以穿越者的宏達視角，做出最後的判斷。

——沒有千年以上的，傳承有序的文化積累，以及連續三五位，或是隔三差五，累計七八個‘老上單于’出現，遊牧文明就永遠無法進入人類文明的下一階段。

即：鬆散部落奴隸制聯盟，到中央集權封建制王朝的轉變。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是華夏文明進入更高的文明階段後，周邊的泛華夏文明圈的文明，也有可能被強制擡到封建王朝。

但這就像後世，存在於新時代的國王、國公——哪怕在這公元前，算是足夠先進的文化體制，但在那兩千多年後的新時代，卻依舊無比落後。

簡而言之，文明進程的先進與否，往往都是橫向對比出來的。

在這公元前的古時代，華夏文明即便還只處於封建文明早期，卻也依舊能對尚處於奴隸制文明的草原遊牧之民，形成極爲徹底的降維打擊。

而在後世，東南亞的泛華夏圈各國，雖然也終於抵達‘封建王朝’的文明階段，卻依舊被已經進入更高文明階段的新華夏，全方位無死角的壓制。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眼下的問題，對匈奴人非常棘手。

而且並非方法論的問題，而是匈奴，乃至整個遊牧文明的體制結構問題。

此次發生在幕南地區的糧食短缺，僅僅只是這落後的文明體制，在特殊時間節點的一種體現。

旨在提醒遊牧之民：你落後了。

再不改變，再不進步，就要完蛋了。

只可惜，如今的匈奴單于庭，無論是當代單于攣鞮軍臣，還是準下代單于攣鞮伊稚邪，都不是老上稽粥單于那般，有能力爲遊牧之民‘謀萬世’的決定性人物。

在軍臣看來，今年的糧食短缺，就是今年的問題。

解決了，今年就好過了，解決不了，那也就是今年不好過。

無論如何，等今年過去了，一切就都恢復如常了。

伊稚邪看的或許遠一些，或許會想到今年出現的問題，未來也同樣會出現。

畢竟河西、河套，都並非被漢家借走了一年，而是基本永久性奪走。

漢家強大到遊牧之民無法從漢北邊境討得便宜，也不是漢家用了一年期的體驗卡，而是在肉眼可見的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能持續存在的戰略優勢。

但即便意識到這一點，伊稚邪也依舊無法想到：這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因爲匈奴人倒黴的丟掉了河套和河西；

而是在草原如今的政治文明體制之下，必然會發生，也早晚會發生的事。

只要意識不到問題的根源，伊稚邪就永遠不可能將這個問題從根部解決。

無論伊稚邪是如今的右賢王，還是未來的匈奴單于。

二者或許有很大不同。

但在這個問題上，卻只有一點點聊勝於無，且無法影響最終結果的微小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