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絕大多數後世人印象中中，封建時代的戰爭，往往是會集萬千矚目於己身的。

就好像封建時代，無論是對外主動征討、被動防禦，還是對內鎮壓、平亂——只要戰爭爆發，所有人的關注點，就都被會戰爭所吸引。

然而事實上，封建時代的戰爭，往往並不會引發太過強烈的注意。

準確的是，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往往只是戰果。

好比一戶農人，你說國家正在打仗，他會告訴你：打就打唄？

國家該打仗打仗，我就該種地種地唄？

咋？

國家打仗，農民就不用種地了？

這算個哪門子的道理？

故而，在戰爭爆發時，除了政壇和權利決策層，會從頭到尾的關注戰爭進程外，其他的各個羣體、階級，都只會等一個結果。

而且不是乾等，而是一邊忙自己的事——該種地種地，該讀書讀書，邊忙邊等。

其中，尤其是對最底層的農民而言，甚至就連戰爭的結果，都不是那麼的重要。

一來，是在封建社會體質、體系當中，作爲最底層的農民，其生存壓力相當之大。

整日整日頭疼吃什麼、穿什麼，也就沒有精力去關注萬千裡外，正在進行的那場戰爭了。

二來，則是農民家庭對戰爭的參與度，同戰爭勝利與否之間，實在關係不大。

因爲對於農民家庭而言，自家子侄參軍入伍，並不是只有建功立業，武勳得賞這一條路子，能爲家庭帶來好處。

——能活著下戰場，能全須全尾的得到賞賜，自然是最好的。

但若是不成，那就退而求其次——缺胳膊少腿了，官府給了傷殘補助，又或是陣亡、戰歿了，官府也同樣會下發撫卹金。

對於農戶家庭而言，二者的區別只在於：租賃，還是一次性買斷。

建功立業，或者受到封賞，就像是農家子弟被朝堂、被軍隊租賃，並且租賃結束。

而傷殘、戰歿者得到的撫卹金，則好似官府一口價，把農家子弟給一次性買斷了。

這麼說或許很殘忍。

但這，也同樣是殘酷的現實。

——農民當然希望自己子弟，能平平安安從前線回來。

但這是不受控制的事。

所以，農民們便只能將希望，從子弟平安歸來，改變爲：至少錢的回來。

功臣封賞也好，傷亡撫卹也罷——總歸是要回來的。

而戰爭的勝敗，卻並不與某一個農家子弟，究竟是建功立業，還是喪權辱國直接掛鉤。

打了勝仗，農家子弟也照樣會死不少。

打了敗仗，也未必就沒人活得下來。

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相較於戰爭的勝敗，底層民衆還是更擔心自己的子弟，有沒有英勇殺敵、建立武勳，又或是是否被致傷致殘，後半生都有了官方的照料。

當然了，如果戰爭勝利，則勝利方自然是傷亡較小、武勳較多；戰爭失敗，則失敗方傷亡更大、武勳更少。

所以，民衆出於最樸素的：希望自家子弟平安歸來，順便建功立業的心思，爲漢軍將士祈禱，祈求上蒼庇護，好讓漢家打一場勝仗。

但也絕不會像後世的現代人那般，每日關注戰爭的實時動態，又或是聽人同自己分析接下來的戰爭走向。

底層民衆，生存艱難。

在自家沒有被抽丁參戰的前提下，能稍稍關注一下這場戰爭的存在，並在腦海中生出‘希望能勝利’的念頭，就已經是極限了。

其他的時候，民衆的絕大多數注意力，都還是放在生活本身。

事實上，自當今劉榮即位以來，這將近四年的時間裡，漢家幾乎是在連續、不間斷地同匈奴人打仗。

從最初的朝那之戰，到後來的河套-馬邑之戰，再到年初冬天的高闕之戰。

坊間甚至有人說：自當今即立，漢匈之間，便幾乎沒有停過‘火’，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奔赴戰場、開啓戰爭的路上。

然而事實上，過去這幾年，天下民衆的大部分注意力，都仍舊放在了各自的生活智商。

春耕秋收，該種地種地。

傳來朝那之戰勝利的消息，搞兩杯慶祝一下——畢竟這是漢家第一次勝利、第一次把匈奴人攔在國門外。

還是該種地種地，該幹活幹活。

又傳來河套-馬邑戰役獲勝的消息，這倒是可以更隆重的慶祝一下。

畢竟再怎麼說，河套奪回來了。

開疆拓土不說，尤其還是開的這麼一片特殊的土地。

有了河套，漢家不再缺牛、馬，百姓民或許就可以和秦時那樣，以牛耕犁。

軍隊也必然能組建起騎兵，從此不再被匈奴人的騎兵當狗遛。

但慶祝完了，也仍舊還是要生活。

便是高闕之戰勝利的消息傳來，即便整座長安城，都被一股濃烈的歡欣、喜悅所充斥，但終究也仍是慶祝而已。

慶祝完了，人們便不會再整日整日的想起、提起這場戰爭。

生存。

底層民衆，要竭盡所能，窮其一切，來保障自己的生存。

而一場戰爭的勝利，是無法在短時間內，爲具體的某個人——某個沒有參戰的個人，帶來太過顯著的利益、又或是生活幫助的。

事實上，不單底層民衆如此。

官方的郡縣政府，乃至於長安朝堂，其實也在不同程度上，有類似的情況存在。

當然，並不是說官府、朝堂，也和底層民衆一樣‘生存艱難’，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生存之上，故而無心關注戰爭。

而是因爲官府、朝堂，有許多除戰爭之外，仍需要關注——甚至更應該關注的事。

好比某個縣，又要維護當地治安，又要處理當地的刑事、民事案件，還要收繳賦稅、疏通水渠、維護道路。

你問他，爲啥不關注高闕之戰？

是真的沒空啊……

一個縣尚且如此，更高級別的郡，乃至長安朝堂中央，那就更是不必贅述。

幾乎每一天，長安朝堂中央，都要接收到天下各地送來的海量事件，需要進行決策。

往大了說，誰誰誰圖謀不軌，意圖造反啊~

某某地遭遇災害，需要賑災啊~

又或是某某人、某某地發生‘天啓’事件，需要長安朝堂中央，去解讀上蒼啓示的具體內容之類。

往小了說，某某郡某某縣要開條新渠、建條新路啊~

某個地方的某些羣衆，因爲什麼是而對當地政府不滿啊~

等等。

需要長安朝堂關注、解決，並做出決策的事，堪稱海量。而且不是積攢起來的海量，而是每一天，都以海量的速度暴漲。

也就難怪秦始皇嬴政，忙的一天只能睡兩個時辰，批閱奏疏時反覆拿起、放下竹簡，最後都把肩膀給累壞了。

簡而言之：長安朝堂很忙。

作爲朝堂中樞，是沒有辦法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場戰爭之上的。

絕大多數情況下，長安朝堂中樞對某場戰爭的關注，也僅僅侷限於：戰爭爆發前，有司公卿重臣商量一下怎麼打，派誰去打，什麼時候、在哪裡打。

商量好了，再由少府去負責具體的物資調配，戰爭就可以開始了。

開始之後，大家就都各忙各的去了。

忙累了，辦公辦的頭昏眼花，腰痠腿疼的時候，藉著伸懶腰的功夫，同身旁的屬官問上一句：打得怎麼樣了？

這便到頭了。

再然後，便是戰爭結束，捷報或噩耗傳回，大家再根據情況，做出針對性的佈置。

如果勝利了，該如何安排慶典；

如果失敗了，該如何將後續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如何彌補戰爭失利，爲漢家所帶來的政治打擊。

以及：無論勝利還是失敗，都同樣會存在的：有功將士封賞，以及陣亡將士撫卹。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對於長安朝堂中央而言，戰爭，也同樣只是有司官員工作的一部分。

就像廷尉的官員，本職就是審理案件、懲處罪罰；

太僕的官員，本職就是天下馬政，捎帶上天子儀駕等等。

長安朝堂的責任，便是在漢家發生一切變故、突發情況時，作出相應的應對，又或是在事前進行謀劃、引導，來讓事態按照有利於漢家的方向發展。

而戰爭，僅僅只是長安朝堂中央，所需要解決的無數事件、所需要面對的海量決策當中，相對比較重大的其中之一。

且戰爭決策的確立，以及戰爭最終的走向、勝敗，會對政局造成較大的、較爲直觀的直接影響。

所以，長安朝堂應對起來，也會稍謹慎些、精細些。

但還是那句話。

大家都很忙~

農民忙著種地，商人忙著買賣，匠人忙著打鐵，官員忙著貪污…咳咳，忙著治民。

長安朝堂，更是要爲了整個天下的大小事務，而時時刻刻忙到腳不沾地。

正所謂：三生不幸，知縣附郭；

三生作惡，附郭省城；

惡貫滿盈，附郭京城。

如果按照這句話來定，那長安朝堂中央，便竟都是‘惡貫滿盈’，惹得上蒼震怒，不惜以這種方式降下天罰的苦命人。

對這些人而言，很多時候、很多事，都是不大受控制的。

比如，東宮太后，西宮天子，說不定就要腦門一拍，搞出什麼幺蛾子。

沒搞出名堂，甚至搞出問題來了，把脖子往後一縮，最後還是要朝堂去擦屁股。

再比如，某些政策的頒佈和推行，往往會出現一些‘事與願違’的情況。

就像是長安朝堂，在天子的允許下頒下政令：爲了慶祝東宮太后大壽，今年全天下免除稅負！

結果到了下面的郡縣，話很有可能就被‘傳’成，或者說是被理解成：今年，東宮太后大壽。

大家夥兒，難道就不表示表示？

老百姓自然不需要‘表示’。

但官員呢？

太后大壽，你甭管官大官小，總不能真就什麼都不表示吧？

自然是要‘表示’的。

而表示，又是需要花錢的。

錢從哪來？

於是，長安朝堂發下去的政令，到了地方郡縣就變成了：爲了慶祝太后大壽，今年，本郡/本縣額外收xx稅，每人每戶xx錢。

原本不需要‘表示’的百姓農戶，被官員攤牌上了本不屬於自己的責任。

結果錢花了，最後還不算是百姓農戶表示的，而是地方官員，代表當地百姓農戶——更或直接就是代表自己，向太后有所‘表示’。

花百姓的錢，辦自己的事，走自己的人情。

偏偏長安朝堂中央，還拿其毫無辦法——甚至大概率發現不了。

長安朝堂只會知道：命令發下去了，府、庫也確實沒有收入稅、賦。

對此，長安朝堂心中有數，天子、太后，也都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卻也只能通過採風御史、監察御史等方式，來讓下面的官員收斂一些。

但也正應了那句話。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邊，天子榮剛定下制度，爲外族奴隸減免奴隸稅，寄希望於一次引導漢家的地主、富戶，爲了節省成本而用更多的外族奴隸——至少在重體力勞動方面，更多的用外族奴隸，而非漢人。

結果制度剛確立不久，底下的‘對策’便已經準備好了。

——外族奴隸？

便宜沒好貨！

又懶又蠢不說，還聽不懂人話！

而漢人，貴有貴的道理——踏實肯幹，逆來順受，又好溝通。

可漢人奴隸的奴隸稅，就是比外族奴隸的奴隸稅貴啊！

怎麼辦？

簡單。

讓漢人奴隸，‘變’成外族就好了。

具體操作方式也很簡單。

權貴、富戶，本就有收買官員的需求，甚至大都和地方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輸送關係。

隨便找一個縣令級別的官員，讓人家賣自己一個人情，把自家的漢人奴隸，都在奴籍簿上改成外族就行。

至於這麼做會不會露餡？

原本是不會的。

燕國東北的朝鮮奴，還有嶺南的百越奴、西南夷的夷奴等，看上去大都和漢人沒什麼兩樣。

光從外表，是無法判斷出一個奴隸，究竟是漢人，還是這些泛華夏文化圈的‘外族’奴隸的。

直到有一天，一個被改爲‘外族’的漢人奴隸，不知道腦子哪根筋打錯了——居然跑到官服門口，狀告自己的奴隸主！

原本只是一件極不起眼的小插曲，卻在一系列的機緣巧合下，才長安朝堂中樞，捲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貪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