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收稅這件事情，姜星火非常上心。

土地稅自不必說，就算是以浙江爲試點開始建設的商道，也需要稅卒衛進行維護，與此同時，皇權下鄉必然會面臨非常多的問題，而且因爲現在國內的商貿網絡剛剛開始建設，稅收必須從頭抓起，所以更得投入關注。

而海洋貿易則稍微好點。

現在海洋貿易的稅收，因爲審法寺已經修改了海禁的天憲條文，所以，洪武時代嚴格的海禁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關稅呈現出逐步恢復增長的態勢。

趙羾負責的市舶司，基於現有的寧波、泉州、廣州三個市舶司，開始逐步整頓和培訓官吏，建立完整的緝私艦隊，而這，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現有的人手，肯定是不夠的。

而姜星火手裡最主要的人才來源，就是從國子監的高級學堂“率性堂”中畢業的監生，這些人都是從小到大讀書，又有一部分臨畢業時觀政（類似於實習）耳濡目染積累起來的經驗和能力。

但這些人卻並不能完全地補充到空缺的大量崗位中，因爲這些監生，都是奔著當官，尤其是當京官去的，這樣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卻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合適的機會，想要放到外地使用並不容易。

爲此，姜星火大刀闊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議。

嗯，還是用的老朱的名義。

提到這裡，要簡單說一下老朱對科舉的態度，突出一個反覆無常。

在吳王時期，老朱就下詔籌備開科舉，並且放了狠話，“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官”，瞧瞧，不考科舉不讓人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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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臉很快就來了，洪武六年的時候，老朱就發現了，科舉招來的這幫人，筆桿子可以，真辦事還真就不行，所以說了“既而謂所取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舉賢才，而罷科舉不用”，又把科舉給暫時罷黜了。

但是不用科舉用什麼呢？光靠國子監，肯定是不行的，大明的國土太大了，總得給其他遠離首都地區的讀書人一條出路吧。

而且，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繼發生，官員空缺的實在是厲害。

於是，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復科舉制度，京師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舉行鄉試，被錄取者爲舉人，翌年會試於京師，被錄取者爲進士，中了進士馬上就能當官。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但正所謂千軍萬馬擠獨木橋，進士是通天坦途，舉人想做官卻困難的多得多。

顯而易見的是，這種以考試來確定前途的人事制度，雖然形式公平，但存在著實際效率低的事實，不利於發掘人才潛質，調動落榜人才的積極性，很多科舉名次很高的才子，仕途爬的很高，但卻極度缺乏治國理政的能力。

這種能力的缺乏，或許可以通過大明行政學校的輪訓和針對性培訓，來部分彌補，但制度性的缺憾，顯然是無法完全彌補的。

而眼下，又確實缺進士和國子監監生都不願意去從事的地方基層官員位置，那怎麼辦？

小吏晉升成官員，是想都別想了，現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那就只能空著？

可雖然空著，總不能學帶清賣官鬻爵吧？

姜星火給的辦法，就是增加舉人做官的機會，開放新的上升通道。

“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盛世，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佈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綱羅之具，以觀其它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於彼也.而今日之宦場，其系舉人出身者，則衆甚薄之。

進士未必皆賢，舉人未必皆不賢，至於升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於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升，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隳墮而恬汗。

臣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只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茍未必優即後以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茍未必劣即先以進士無妨也。

吏部自行體訪，但系賢能，一例升取，不得復有所低昂。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敢獨驕而善政必多；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亦必多；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

永樂盛世，可庶幾望也。”

姜星火的奏疏寫的相當有水平，先陳述問題現狀，然後陳述自己改革制度的理由，再講具體方法，最後展望未來。

尤其是倒數第二段，說白了就是鮎魚效應。

朱棣看的很高興，能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就是好辦法，朱棣的腦袋沒那麼死板，讓舉人當官，在他看來沒什麼不可以，並不一定非得要進士，在北方舉人學歷已經很高了好嘛。

所以，朱棣大筆一揮，批示道“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國朝用人制度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國師所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禆益，依議著實舉行”。

在地方人事制度上，姜星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府、州一級，依舊維持現狀，但對於縣一級的基層吏治，爲了配合皇權下鄉的行動，開放了經歷、照磨、主簿、典史等基層官員的舉人新人任用，但必須保證異地用人，也就是該舉人的戶籍地跟任職地至少要跨一個布政使司，也就是還保持流官，只不過資格要求降低了，省掉了漫長的排隊派位時間，同時這是爲了防止這項政策淪爲地方豪強反過來加強地方控制力的措施。

同時對於迴避制度也做了一定的改革，也就是彈性迴避，對於不入流且基本只有責任沒有油水的官員崗位，譬如學官、司教、驛官、閘壩官等，在沒位置的時候，允許在本布政使司跨2-3個府任職，不再強制要求必須安排在其他布政使司。

當然了，制度有放鬆的地方，那就肯定就有收緊的地方，爲了擴大用人範圍和效率做出的改變，必然在監管上要進行配套。

對於都察院和吏部的考察範圍，也對應地擴大。

以往一般性的考察，通常僅到知縣這種基層正職爲之，而現在，既然其他基層的首領官及佐貳官享受了政策放鬆的待遇，那就得承擔相應的義務，而且這些基層官員在地方上，由於直接負責治理民事，就算不是“土皇帝”那也是“土大王”，在地方耀武揚威者甚多，爲非作歹者也不少，所以人事考察制度必須擴大到這一層級。

根據這套制度修改意見，吏部和都察院也是修改了對應的制度，並且用《邸報》明文公告天下。

“都察院參劾故事，止施於州縣正官，而不及佐貳、教職，中間雖有不肖彰聞者，遠則必待三年黜落，近則改升正官，俱屬寬縱，不足以示懲。今都察院及吏部，但行監察，則所屬佐貳以下罪過顯著者，遵旨逮問，差薄者革任閒住，每季具題，以備復奏。”

按照姜星火的“剔蠢釐奸之術”，既然京察的效果不錯，那麼吏治上的改革，隨著太學之會的結束，整個朝野輿論風向的轉變，也開始了無人可擋的推進。

一則少非議，二則振綱紀，三則重詔令，四則核名實，一條一條，逐步落實了下去。

其中第四條裡的裁汰各衙門冗員、限制‘隱性官員’權力、嚴懲盜賣國家物資，更是在京城裡弄得一地雞飛狗跳。

但這就像是屋子換了新主人，就一定要打掃乾淨一樣，即便有些暫時的塵土飛揚，那也是在所難免的。

很多靠著走關係進來的小吏被革職，而之前盜賣國家倉庫物資的官吏，更是被錦衣衛連根拔起，雖然跟洪武朝那時候大案的規模比不了，但也算是牽扯不小，空出來的位置倒也不用擔心，自然會有人補上。

在大明，最不缺的就是想當官的人。

那麼多士子寒窗苦讀了不知道多少年，爲的就是當官。

實際上，對於他們來說，不管朝廷有多少位置，都是能填滿的，不存在有官沒人做的現象，除非是洪武朝時期那種恐怖的連興大案，把人嚇怕了。

通過考成法和京察，一手帶刺蘿蔔一手沾血大棒，先是重點敲打了京中官員，隨後整頓了宦場風氣，清除冗員，補充了基層官吏，剩下的就是對正經的京官的補充了。

這一點，自然就是依靠今年甲申科會試了。

在姜星火前世的歷史上，甲申科會試是一樁著名的疑案，當時的主考官是解縉和黃淮，讀卷官是胡廣、胡儼、楊士奇、金幼孜，而這次科舉，在狀元人選和整體錄取問題上，都存在著極大地爭議。

世人都認爲劉子欽本來該當狀元，但因爲主考官解縉不喜歡劉子欽，認爲其目中無人、驕傲自大（同性相斥？）於是私下將考題泄露給曾棨，導致曾棨高中狀元，劉子欽僅爲二甲第十二名，而曾棨是永豐人與解縉有舊，榜眼周述、探花周盂簡，既是曾棨的弟子，又是解縉的同鄉吉水人，這個排名被朝野普遍認爲解縉培植親信籠絡黨羽，這給解縉後來的人生和仕途埋了個大雷。

同時，江西籍貫的考生依舊維持了強勢，佔據了這一科的前七名，包括一甲進士三人：曾棨（永豐人），周述（吉水人）、周孟簡（吉水人），和二甲進士的前四名：楊相（泰和人）、宋子環（廬陵人）、王訓（吉安人）、王直（泰和人）。

在整體錄取比例上，江西人也佔了三成之多。

而在這個時空裡，解縉和黃淮都被外放了，此時解縉正給老師董倫扶靈回鄉呢，所以甲申科的這顆雷，也輪不到他來踩。

按照大明的制度，鄉試中式的舉人，於二月入京參加由禮部主持的會試，以往各屆會試中未中的舉人也可一同應試。

所以，大皇子閉門思過的三個月還沒結束，主考官不出意外地，被任命給了姚廣孝和宋禮，而閱卷官則是內閣的三楊。

嗯，姜星火還真沒把楊士奇怎麼地。

這裡面有個說法，就是科舉會試，在明初時候的規矩，跟明代中葉以後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主考官，兩個人的人數沒變過，但在明代後期，那必然是內閣宰輔用來培植黨羽的。

而在宣德、正統時，就要求三品正卿兼翰林院學士，至弘曆以後，一般以大學士一人、翰林院學士一人，或“大學士即宰相，或侍郎二員”。但在明初，則是會試同考官不限品級、出身，最初由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都能上。

嗯，劃重點，“禮部推選”。

會試是禮部的重點工作之一，禮部現在在變法派手裡，所以推選誰，只要皇帝不插手，那就是姜星火說了算。

會試亂不亂，國師說了算。

但國師不好意思親自上，所以讓資歷深厚的黑衣宰相上了，再配個禮部侍郎，沒人能挑的出什麼毛病。

永樂二年正月二十六結束的太學之會，沒過幾天。

二月初八，永樂帝欽命禮部尚書卓敬前往孔廟，祭大賢至聖先師孔子，祭祀結束後，由禮部主持的會試便正式開始了。

二月初九，姚廣孝、宋禮、三楊等人，就都跟著考生一塊進考場了。

而甲申科會試在制度上跟過去沒什麼區別，主要有區別的地方，在考題上。

考試時的彌封、謄錄、校對、閱卷、填榜等手續與鄉試一樣，場地在南京夫子廟貢院，考生都在單間裡考試，在進去前先搜身，每人發三根蠟燭，進去後房門馬上封鎖，考生就在裡面答題，晚上也在裡面休息。

單間裡面有兩塊板，坐著就是椅子，展開就是牀，下面放著馬桶，吃喝拉撒都是在裡面，吃食還得自己準備，因爲持續好多天，所以一般都帶不容易腐敗的食物，通常就是大餅和米飯，然後配上燻肉、鹹菜，不然的話，要是食物餿了，肚子再竄稀，那一邊吃一邊拉一邊考，晚上還得睡在馬桶上.

總之，自打二月初九開始考試，夫子廟貢院就落鎖了，外面都是甲士圍著，這時候就算京城要被攻破了，裡面的人都不能出來。

反正姚廣孝和宋禮以及內閣的三楊，這時候全都得待在考場的評卷房間裡，誰都出不去，內閣只剩下胡廣一個幹活的。

那邊更辛苦一些，倒是不好評判。

雖然會試是從初九開始，但一般二十五、二十六日就得開始填榜，二十九日（非閏月）就必須要發榜，時間上是非常緊張的。

淘汰，其實從初九就已經開始了。

第一場試五書（新增《荀子》）義（限300字）三道，五經義（限500字）四道。

雖然第一場經義上面，在考試時間上沒有規定得多久寫完，理論上只要在第二場之前交上就行，但越早交，理論上考中的概率就越大，因爲排名和篩選一般都是趕早不趕晚的。

當然了，收上來的考卷，考官們暫時看不到，在士子交卷後，還有好幾道關卡呢。

第一關是彌封官，收卷官根據所治經書分類，然後送至彌封官處彌封，將試卷上填寫姓名的折角蓋上關防印記。

第二關是眷錄官，由書吏用紅筆滴字不漏地抄寫一遍試卷，考官只看抄寫的副本，原本則另行封存保管，這是爲了防止閱卷官辨認字跡，杜絕場外串通的可能。

同時，眷錄官需要把沒有注意避皇帝諱的、自述了門第等個人信息的、在卷面做了特殊標記的、字數不符合規定的、夾帶草稿紙的等等不合規的卷子，統統都篩掉，這是考試規定，跟內容無關，你寫的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你違規了，那就必須要篩掉。

第三關是對讀官，也就是說眷錄好的副本還會由專門的對讀官負責組織人員進行對讀，一人讀紅卷，一人讀墨卷，兩人一組，必須一字一句用心對讀，確保萬無一失。

如此一來，經過彌封、眷錄、對讀三道關卡之後，無姓名無標記無紕漏的試卷副本纔會交到考官手中。

而因爲要保證會試的公平公正，同一份答卷往往需要好幾位考官分別批改，實際上的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工作久了必定會頭暈眼花出錯，造成對後面閱卷考生的不公平，所以並不是所有試卷都是姚廣孝、宋禮和三楊去閱卷的，這裡面還有很多“同考官”。

這些“同考官”，基本就都是從《永樂大典》編修組裡拽出來的翰林院成員們了。

會試試卷的評閱是在第一場考試之後進行的，兩位主考官、三位閱卷官和幾十位同考官在評閱過程中面對同一份試卷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主要有對比評閱法、詞句評閱法、證據考察評閱法、經義衡量評閱法等等。

而且不僅僅是考官們不能出院子，爲了防止互相之間有聯繫，制度規定，判不同題目的各房考之間的同考官，也不能互相往來，吃喝拉撒都得在自己的房間裡。

只能說，考生痛苦，考官也挺痛苦的，從初九晚上開始，就要通宵達旦地進行試卷批閱，工作量過大，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分晝夜。

而第一場考試，考的是五書和五經，所以同考官分爲兩組，一組是五書房，一組是五經房，這個不同組的同考官人數，則是根據各自擅長的領域來分配的，同時也跟題目有關。

呃.還有一點，通常不會有人在明面上提，但是確實是存在的，那就是科舉考試的流行風向影響。

士子選擇五經裡的何經作爲本經，往往與其家學淵源、老師、就讀的縣學府學都有關，但從大數據分析的話，研究《詩》《易》《書》的人數遠遠大於《禮記》和《春秋》（這裡有個題外話，本來應該是考六經的，但是《樂經》已經失傳了），這和前三者的字數和難易程度比後兩者來得簡單許多也有關係，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義，常令專攻的士子知難而退。

正是因爲這種現象，所以一般科舉出題的時候，也會有針對性地偏向《禮記》和《春秋》或者不偏向。

也就是說，既然朝廷知道士子們學的最多的科目是什麼，那麼其實是可以人爲地控制“大小年”的，這就有點賭運氣的成分了。

而這種“大小年”，士子往往會通過朝廷對於用人的需求來判斷。

今年甲申科，因爲朝廷用人需求很大，所以士子們普遍認爲，第一場考《詩》《易》《書》的概率要遠超於《禮記》和《春秋》，因爲這樣會造成科舉“大年”。

很遺憾，姜星火不是一個喜歡按套路出牌的人。

所以今年五經重點考《春秋》，五書重點考《荀子》。

因爲主要是“同考官”們負責批閱試卷，而主考官和閱卷官則是負責後面的審覈，所以“同考官”們，其實才是真正掌握著舉子們命運的人，他們通常是用“青筆”來寫評語的，一般評語越好，中的概率就越高，通常平均字數在三十個字左右，如果寫了一堆好評，那就代表著該“同考官”賭上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向閱卷官推薦這名考生的卷子，一般閱卷官都會重點關注一下。

但是因爲名額有限，一般三甲進士就錄取三百多人，所以閱卷官和最終決定的主考官，都是慎之又慎的，還會將幾十名“同考官”推薦上來的卷子篩選掉一片，然後再從剩下的卷子裡優中選優，進行第一場考試的排名。

永樂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場考試，考試論（限600字）一道，判語五條，詔、誥、表內選答一道，試論就是議論文的意思，題目也是從五書五經裡出，但跟第一場不一樣，不需要用八股文來答，隨便你怎麼答，散文駢文都可以，重點在於議論文本身的質量；判語就是行政文件，也就是京中各衙門對於下級單位遞交上來的文件的批語，姜星火跟老和尚商量定的是兩個總裁變法事務衙門的文件、兩個六部的、一個寺裡的，也算是爲國篩選實用人才了；詔、誥、表則是皇帝的公文寫作，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寫出相應的詔、誥、表，一般都是漢詔、唐誥、宋表，也就是說情景模擬，給過去的朝代寫皇帝的公文，這是爲了避免有人觸怒現在的皇帝，今年的三道題目就是“擬漢武帝與西域大月氏諸國詔”“擬唐以張九齡爲中書令誥”、“擬宋羣臣賀孝宗做敬天圖表”。

二月十五，第三場考試。

第三場則是簡單很多，就一道題，策問，考的是時務策（1000字以上），策問要求文字平鋪直述，不尚文藻。

策問，就是以“問”來開頭，給一段材料，在閱讀材料後，寫出自己的理解。

一般來說，策問屬於附加題，從重要性排序上，會試重點看第一場經義的八股文，然後是第二場的試論判語和詔、誥、表任選，最後纔是策問。

但今年不一樣，今年在考試之前，就明確說了三場重要性相同，意思就是策問的得分佔比提高了。

果不其然，今年策問的題目就是“論宋朝四民皆本與開海裕國之國策”。

說的是宋朝，但所有參加會試的舉子都知道，這是說的今天的大明。

而且既然甲申科的會試，從主辦機構到主考官，全都是變法派的人，那麼自然這道題的“標準答案”或者說考官的喜好，就不用多說了。

當然，也有可能給伱閱卷的“同考官”是個保守派，暗戳戳地把傾向於變法的策論卷子給罷黜掉，但這種概率始終是不大的。

頭鐵的有沒有？也有，但是這就是屬於跟自己過不去了。

所以，絕大多數舉子，不管是確實傾向於變法，還是爲了自己的前程，都選擇了寫這些宋朝國策的好處。

而這就是掌握科舉的目的之一了，你別管是不是心不甘情不願，只要你寫了，以後你身上就會被先貼上一個“變法派”的標籤，而且如果科舉始終是這個標準，那麼以後大明的士子們，肯定會重點研究變法的這些東西，思想和行動自然會傾向於變法，如此持續下去，那一屆屆科舉考下來，還愁變法不成嗎？再加上國子監現在思潮已經全面轉型，大明行政學校更是姜星火完全控制的，三條用人通道都在控制裡，那麼未來就是屬於變法的。

二月十六，交完卷子，對於甲申科的考生來說，這一屆科舉就算是暫時結束了，接下來的事情，就完全不由他們掌控了。

二月二十五，所有考官匯聚在一起，將排好的試卷號碼填入草榜中，然後鎖起門來，將硃卷和墨卷一一對號，經查無誤，則將硃卷和墨卷捆起封存儲於堂中，待二十六日正式填榜。

二月二十六日，姚廣孝等人又齊聚一堂，開始填乙榜。

二月二十七日，填甲榜，也稱正榜，從第六名開始填，第六名到第十八名的名次決定權主要還是在主考官手中，剩下的，則是直接彙報給朱棣和姜星火，他倆已經在宮裡等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