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芳亮西征天山的戰事，是順朝對民間進行型政治借款的開始。據說這項借款的幕後主張者是太子少師顧君恩，也因此後來當西征弊案爆發時，朝廷無法徹底清查追究，只能對此案不了了之。

顧君恩和劉芳亮經手的西征借款，運作十分複雜。

他們向民間票號借錢，作爲代表的經手人則插手其中，獲取了鉅額傭金。當時民間票號索取的利息，大約都是年息一成左右，但顧君恩向朝廷申報時，卻報成了一成二。

其後顧君恩又以全日昌票號“包認實銀”爲辭，將年息加到一成五。

在西征準噶爾部以及後續平定西域、討伐哈薩克三玉茲的一系列戰事中，經顧君恩之手的民間借款約有一千五百萬銀元左右，朝廷爲此要支付多達五百萬銀元的利息。

而這其中的一半，約有二百多萬元的鉅額錢財，作爲傭金進了顧君恩的一批私人口袋之中。

這種貪墨行爲，引發了不少人的注意，據說龍衣衛曾經得到方以仁的授意調查此事，但最後又因爲方以仁的意思突然結束調查。

直到後來有民間票號破產，一些報紙爆出了其破產時流出的賬冊，才牽扯出了一系列西征弊案。

只是這樁弊案的參與者實在太多，甚至涉及到顧君恩、劉芳亮這些開國元勳功臣的身上，結果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顧君恩和劉芳亮都是國家柱石，爲朝廷東征西討，匡復舊土，確實不可取代。因此他們屬下的劣行朝廷雖然心知肚明，卻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天子因此下定決心強力推行國營銀行的政策，並決定爲了解決財政問題，以亂刀斬亂麻的氣魄，再度強行展開了紙幣制的改革。

紙幣改革的貨幣準備金，這一次由於青丘州的金山開發迎刃而解。來自新大陸的大量貴金屬流入內地，成爲了朝廷重新發行“官票”的有力後盾。

青丘州的貴金屬礦產以黃金爲主，白銀數量則較少，因此朝廷自然決心以金本位爲新紙幣的底色。爲此李來亨在紙幣改革以前，便先出臺了一系列限制白銀元寶和銀元使用的法令，同時朝廷控制下的邸報也流傳出了在呂宋發現巨大銀礦的消息，銀價在紙幣改革之前便已經出現了連續三年的快速下跌。

銀價下跌過程中，朝廷則分年度先後吸納了多達數千萬兩的現銀，保障了後續紙幣改革時控制市場銀價的能力。

紙幣的發行機關是戶政府票號，其他民間錢莊、票號過去發行的各色名目匯票紙幣，則一律由朝廷出資收回，並且在此後徹底禁止發行。

發鈔權得以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中，準備金則依靠青丘州金山的開發所得和前三年趁銀價下跌時吸納的白銀支撐。

李來亨沒有禁止民間繼續使用銀兩或銀元進行交易，朝廷收稅時一樣繼續接受貴金屬貨幣，甚至就連向官員、士兵發放俸祿軍餉時，往往也都由其自由選擇是接受貴金屬貨幣還是紙幣。

所以紙幣改革雖然在天法三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但爲了保障民間物價的穩定，朝廷採取了較爲平緩的推進政策，大約花費了七八年左右的時間，才使得百姓開始普遍接受使用紙幣進行交易。

就整體效果而言，由於朝廷的準備十分充分，又恰逢青丘州金山開發提供的黃金儲備，紙幣制改革十分成功，不僅統一了國內的貨幣，而且通貨發行的控制權落在朝廷手中，國內白銀等硬貨幣，亦因此集中到朝廷手上。

自平準戰爭以來的財政危機被徹底化解，至天法四十年時，大順的財政歲入已經連年激增，達到了官票三億元之多。

這之中除了紙幣改革帶來的鑄幣稅以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大順的海外擴張有利可圖。

雖然大順在西域的大規模擴張，如在朔方建省，如設置安北大都督府管轄漠北地區，如對西域的強力管制和治理，基本上來說都是賠本的，而且財政虧空的額度極爲龐大。

但是大順在關東、朝鮮和日本的擴張都是有利可圖的，對關東的擴張自不必說，遼東自萬曆以後重歸版圖，黑龍江、吉林等地也由於大規模的移民和墾殖運動，爲順朝帶來了每年數百萬元官票的收入。

朝鮮被化爲樂浪、熊津兩都督府後，經過十餘年的重建後，也可說是百廢俱興，每年亦爲順朝帶來二百餘萬元歲入。

順軍藉著追剿滿洲海盜之餘，先以長崎爲租借地，後來又慢慢靠收買九州島各地的大名封建主擴張勢力，最終發到了和德川幕府全面開戰的地步。

爲了征服日本，大順先後投入了約一億元的鉅額軍費，佔領日本的初期，雖然採取了依靠大名進行委任管理的間接統治方式，可每年順朝還是會虧空軍費一千萬元左右。

但是佔領日本帶來的好處，遠比一年虧空的一千萬元軍費多。

大順藉此完全壟斷了西太平洋的海上貿易，這樣從東亞大陸直到新大陸的西海岸，整個太平洋都處在大順朝的控制中。

僅此一項帶來的海關稅增加，就超過了八百萬元，至於其他委任大名的貢稅，以及如長崎一類順軍直轄城市帶來的財政收入，與瀛洲地區的海關稅相加，總共可以爲順朝帶來超過一千五百萬元的收入增加。

孝宗繼位以後，順朝結束了世祖時期窮兵黷武的對外擴張政策，版圖領土都進入了一個穩定時期，財政方面經過整理以後，順朝的財政總收入是爲四億六千萬元。

財政收入的增加，除了因爲版圖擴張、人民滋生造成的田賦收入增加以外，如在工商稅方面，鹽稅經過改革整理以後，陸續增加了一千萬元以上；茶稅亦然，而且茶稅方面還由於出口的增加，增幅更爲巨大。

此外世祖朝後期，由於朝廷開始經營大量國營企業和工廠，官業收入也成爲了一大財政支柱。

到孝宗朝初年整理財政時，朝廷便發現，田賦收入已從世祖朝中期的51%，下降到了16%；鹽稅收入則從世祖朝中期的9%，上升到了11%；關稅收入增加最爲驚人，由世祖朝的9%，上升到了28%之多。

其餘的工商雜稅和官業收入增長，也都十分驚人。孝宗朝初年，由於減少了大量軍費支出，遂在這一預算方案的基礎上實行了連續六年的大規模減稅，而在減稅以後，商業繁榮，朝廷的年收入依舊維持在四億元以上，國用充足，亦可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