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欽差回朝之後，對袁世凱的考語是極爲難得的優敘。他們說袁勞苦功高，不但不追究他的責任，反對其竭力勸勉。且看吳大澂回國後對李鴻章如何盛讚袁世凱：“公向謂張幼樵（張佩綸，李鴻章的女婿）爲天下奇才，我見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回京後他又廣爲袁世凱揄揚，稱其“才堪大用”，真是“到處逢人說項斯”。不久他以名翰林兼開府大帥的地位再三央求與袁世凱結爲親家，就是看準了袁世凱如此才幹品性，將來必成大器。欽差唯一的小小的勸告是，他不要再把軍隊駐紮在朝鮮王宮了，自己也不要住在韓王隔壁宮室了，因爲這會引起日本政府的猜疑，爲其挑釁提供藉口。經此一番變故，李鴻章對袁世凱也日益重視起來，不久，他在保薦袁世凱的摺子上寫下了這樣的評語：“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爲其難。”李鴻章此時的得力臂膀盛宣懷，見到袁氏如此勇猛精進，前途實不可限量，居然極力一再要求和袁換帖結拜爲兄弟。盛宣懷出道很早，完全算得上袁世凱父輩，此前袁一直以伯父稱之，而且盛早就是李鴻章跟前的大紅人，如今反屈身降輩與袁論交。幾乎同樣的命運轉折，在十年之後袁世凱小站練兵被人蔘劾“濫殺無辜”時又重演了一次——這一回他得到的是滿人大僚中最後的英才——榮祿——的賞識、迴護和大力提拔。
這一結局肯定讓那些參劾袁世凱的人大跌眼鏡。他們不知道爲什麼會是這樣一個結局，他們錯估了袁世凱的天資和實力。
這場危機就這麼過去了，以後很少有人再關注這場風波中的種種細節。
可是，後來有一種說法，說韓王最初不肯以臣子之禮見欽差，是袁世凱授意，這是袁世凱爲了在欽差面前標榜自己而出的主意；路上舉著功德牌的百姓，也是袁世凱一手安排，他心計最爲深沉的一招，則是算準第一次欽差會懷疑這些人被人指使，所以預先安排了第二次的擁戴。
果真如此，則袁世凱不止是天生的戰略家，還稱得上是天才的戰術家。
老謀深算，算無遺策，當年諸葛孔明也不過如此罷？不過，這世上的事，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誰又說得定呢？袁世凱後來復辟，不就是藉著那一撥撥“驅之不去”的“民意”和“勸進”代表，“勉爲其難”地登上了“中華帝國皇帝”的寶座麼？面對這紛紛紜紜的歷史迷霧，只能說，袁世凱一生中的謎團太多，他在通往權力巔峰的路上踏出的每一個腳印，都可能是一個掩飾著的陷阱，留給後人一團團疑懼。
5．大與小在晚清政壇，有兩位叱吒風雲的人物，其待人接物及行事方式值得注意，一個是左宗棠，一個是袁世凱。這兩人待人接物態度截然相反，但都憑著這頗具特色的態度而位極人臣。在一個講究科舉出身的社會，左宗棠只不過一介舉人，卻纔氣縱橫，有經天緯地之能。可他性情剛愎，好擅權專斷，不管是他隱居不仕的時候還是他手執國柄的時候，他都是如此德行。
他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內任師爺，人只知有左師爺而不知有駱巡撫，其專斷可見一斑。而且，這人絕不是一個好共事的人，和他同時代的封疆大吏他沒有一個看得上眼，朝中大臣他和誰都合不來，連曾國藩、郭嵩燾這些對他有知遇援救之恩的人他照樣抨擊得罪，更不用說李鴻章這樣的後起之秀。奇怪的是，他終其一生都不改這種脾氣，卻還是做到封侯拜相的地位。
此中道理在於，他實在太有才幹了，他的才幹早已聲名在外，掩也掩不住，埋也埋不掉。正在用人之際的大清朝少不了他。久而久之，剛愎不易相與，反而成了左宗棠的招牌，也就無人以此置喙了。而且人家對他之專斷不易相處這一性情予以承認，倒給了他獨當一面的大好機會。
袁世凱則是另一種典型。他出身比左宗棠還寒磣，連個秀才功名都沒撈到，那就是連“學”都沒有“進”過了，但他最終位列軍機，爵封宮保，在有清一代的漢人中，以他的出身做到這一地步算是鳳毛麟角了。他初出茅廬的時候，謙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權就耍權弄計，飛揚跋扈。
在遭人嫉恨算計之後，卻又幡然變計，盡改前轍，以謙下待人爲能事。即使後來他官封督撫了，他還謙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諂媚。他也練就了一番圓融通透的交結手段，使得任何權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寵若驚，而權位高於他的人則心胸舒泰，極爲受用，至於權位和他相當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決不放過任何示好的機會。他贏得別人好感的秘訣，就在於“以小見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和小事來打動人心。
袁世凱記憶力驚人，對人名地名和別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後袁世凱還能一見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別人的籍貫，甚至當年見面的某些細節。這等本事常常讓與袁結識過的人心中暗暗吃驚，既感到受尊重，又覺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對自己倚重的各種關係人物的性情愛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飯這樣的小事，他在家吃飯吃到一個紅燒大蹄髈，會吩咐侍從端一碗送到馮國璋家裡，交代說“大總統用飯時，想起這個菜馮將軍也愛吃，所以送過來讓將軍嘗一嘗”。甚至他早上吃個奶酪，也會吩咐送一份到馮國璋家裡。有這樣的上司，這部下只要有點血性，誰還不心懷感激？
《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袁世凱的顧問莫理循，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都提到袁世凱是一個很有修養、待人親切的政治家，因爲，他不管多忙，在會見外賓的時候總是能夠一口叫出這些外國人的英文名字，開心地和這些客人回憶曾經一起度過的歡樂時光。袁世凱對外文一竅不通，記住這麼多彼此相差無幾的外國人的名字和麪孔而不混淆，這一點殊爲不易。這些外國人見慣了頑固排外的滿清大臣，忽然碰到這樣一位對他們念茲在茲的人，心中的新鮮和對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們總是在不違背自己國家利益的基礎上予袁世凱以支持，他們相信袁世凱是他們真正西方意義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禮地做朋友的同時，赤裸裸地爭奪利益，面無愧色地做各種上不得檯面的交易。這一點卻的確是袁之特長。
續昌曾和吳大澂一起赴朝查辦袁世凱，但袁世凱反而贏得了兩位欽差的交口稱讚，袁世凱藉此機會拜爲續昌的門生。當續昌去世時，袁世凱在外寫信給其堂弟，要其代袁氏致送葬儀，他還特意叮囑說，最好是從銀號將錢匯到續昌家中，儘量不要派差人送上門，以免續家孤兒寡母還要破費另外打發差人賞錢。我們看慣了人走茶涼的世態，而此種人已亡而情篤堅的“世故”，是何等難見。袁氏於此等小節也能心細如髮爲人著想，他平時待續昌之禮貌周全自是可以想見。其實，知情人說，續昌乃蒙古人，官位並非顯赫，也無甚後臺可供袁氏借力，他如此厚誼，是其爲人的一貫風格。
如果說供奉逢迎位高權重之人，是當然之事，那麼對於位卑權輕之人也能做到禮遇周詳，就不是以“鑽營”可以一言概之了。
袁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蓮英是結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內應，他對一般的內廷太監就沒什麼好巴結的了。但袁世凱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這裡，他絕對不會因爲自己手裡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個優秀棋手，每一個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場。庚子事變（1900）後，帶領宿衛營負責守衛頤和園的張勳，和給慈禧太后兼辦支房（即賬房）的寵信太監馬賓廷交誼密切，袁和張都與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與張同到頤和園，張在前行，馬賓廷迎出來，招手讓張進其住房，張說：“宮保還在後頭啦！”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單腿向馬請安。照例，大臣沒有先給太監請安的。
這個事情，多少年後，馬賓廷的後人還念念不忘，馬賓廷當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馬賓廷的感激有何價值？讓我們來看看政治遊戲中一個不變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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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權力場中，越是接近權力核心的人，獲得的權力越大，而晚清的權力中心無疑是那個常在頤和園遊山玩水的“老佛爺”。要接近這位“老佛爺”，唯一的途徑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知其“所好”，這種珍貴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爺”周圍的一幫人提供。所以，袁世凱得慈禧歡心的秘訣，就在他對馬賓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馬賓廷、李蓮英這樣的人對袁世凱來說真是“妙用無窮”。因爲恪於禮制，當時大臣召對時，都得埋頭跪地，不敢擡頭看皇上和太后，這樣大臣召對時就難以從太后的表情來揣測她的喜怒。傳言說，袁世凱和李蓮英約定，袁低頭看李蓮英的雙腳，他雙腳叉開，就是老佛爺很喜歡聽這樣的話，雙腳併攏就是太后不高興了，不要再說。袁世凱就是這樣來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當然“應對無不稱旨”。此種傳言，不可當真，但李蓮英在不少關鍵時刻助袁世凱一臂之力的事，卻是史有明證的。
得罪這幫太后面前的紅人，後果則是不堪設想。有人說，恭親王被太后罷斥，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看不慣太后身邊的太監，而醇親王奕譞則識相得多：他和李蓮英奉太后令至天津檢閱北洋海軍，始終不敢站在李蓮英前面，只肯站在他側面，雖然大清的祖制內監禁止出京。後來被沈葆楨按律斬殺的安德海當年是慈禧第一內廷紅人，而恭親王以天潢貴胄之尊並不買他的賬。於是，安德海給慈禧佈置日用排場時，故意找些破舊瓷器來用，慈禧詰問，安德海則構釁說，恭親王交代要節省開支（恭親王的確是一再阻撓慈禧修三海的奢費之舉），慈禧摔碗大聲喝道：他省錢省到我這裡來了！
由此更是必欲去恭王而後快。恭親王這樣的際遇，肯定落不到袁世凱身上來。
袁氏深知小人不可得罪。
袁世凱的事業臂助中，有一大批留學美歐和日本的留學生，這些人願意輔佐袁，袁氏給他們提供了施展才乾的機會固然重要，但袁氏對待他們的禮遇之隆之厚也是不可忽視的。袁入調軍機時，每有留學生回國往見軍機，不得不在腦後綴上假辮子，伏地磕頭，對經歷了國外平等風氣的青年才俊來說，其狀自是屈辱，其心難免悲恨，而其他軍機均安坐不動，受之不卻，唯有袁世凱必雙手伸前作揖，表示還禮，並溫言勉勵。因此留學生盡皆願效力於袁氏帳下，其中就有詹天佑、顧維鈞等英才。西方的史家曾說，愷撒敗亡，並非因爲其于軍政大事中種種專斷獨裁，而是因爲他忘了——或者是故意——在全體元老院議員面前起立致意。
有時候，“尊重”別人也並不需太直接，迂迴側擊的效果反而更佳。
有一次，袁世凱去拜會滿族大員增崇（字壽臣），增崇將小兒喚出來見禮。這小孩早聞“袁宮保”的種種軼事，對袁是嚮往已久，所以行禮的時候行旗禮而不行漢禮，以表明自己沒把宮保當外人（漢人）看。轉瞬間，只見袁世凱閃電似的離開了他的座位，也照樣搶前幾步，對這小孩還安如禮，口中還連說“不敢，不敢”。然後雙手緊緊拉住小孩的手，連說：“老弟好！
老弟好！”半側著臉，雙目炯炯有神地看著小孩，半側著臉對增崇說，“老弟真英俊，真英俊！”然後徵得增崇同意，當堂和這小孩攀談，問他看什麼書，又說，“老弟需要些什麼書，我可以給送過來。”小孩說了幾本書，又說課本太少太舊，新出的買不到。袁世凱連忙說，“好，好。我明天就給送過來。”本來，袁世凱以一品大員的身份，能和一個小孩如此親近，已經極爲難得了。這小孩見過王文韶（軍機大臣），他對王文韶一揖到地，王卻連座位都不離，手裡的水菸袋也沒有放下，只是半起半坐、歪歪扭扭地拱一拱手就算還禮。兩相對照，袁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自不待言。但即使如此，這個小孩也沒有想到袁宮保真的會給他買書送過來，這樣的事，恐怕他老爹也沒這份心。可是，第三天中午，他就看到門房的院子裡擺著五個木板箱子（學富五車之意），裡面各種各樣的書應有盡有！門房說，“袁大爺差片給少爺送書。”這件事，這小孩幾十年後還牢記在心，回憶起來宛在眼前，試想，如果這小孩此後發達，能不對袁報以桃李？即使他無力及此，這一車書不止討得小孩歡心，也讓增崇的面子十足。
袁世凱如此費盡心機籠絡各色人等，這樣一來，很長一段時間，他在官場上幾乎沒有敵人。他後來樹敵如此之多，那是因爲他的權位越來越重，再也不可能不損害別人的利益和地位而上升，不可能調和所有的衝突了。
這就是高層政治。
不容諱言，袁世凱這一套結交人的手段，對他仕途升遷有百利而無一害，但從長遠而言，則不可避免損害到他作爲政治家的聲望，也會危及他的全部“事業”。袁世凱得一“虛僞”的“蓋棺定論”，很大程度上和他對人的手段態度相關。因爲政治上總是充斥著各種背叛與茍合，原本“以誠相待”
的多年老友，很可能會因爲形勢發展變化而成爲生死冤家，這在中國這個不缺乏鬥爭傳統的國家尤其如此。民國政府建立，袁世凱和幾十年的生死之交唐紹儀因爲總統和內閣的權力問題而分手，就是如此。至於他和盛宣懷的分分合合，就更是予人話柄了。
袁世凱一生經歷了晚清到民國這一段政治風雲最爲變幻莫測的多事之秋，他所面對的這種分分合合的選擇多不勝數。這樣，原來待人愈是“誠懇”、“謙卑”，到得分道揚鑣的時候，就愈顯得前述待人之態度“虛僞”、“做作”，這本是常人都有的觀感。可是，就袁世凱來看，他和唐紹儀傾心結納的時候，他怎麼會知道，自己最終會和這樣的“刎頸之交”變成了“道不同不相爲謀”
的冤家呢？他們1884年在烽火漫天充滿殺機的朝鮮京城訂交的時候，真的是惺惺相惜的道義之交啊！然而，一旦主要建立在個人感情和效忠上的這樣重要的政治聯合出現裂痕，袁世凱的“信用”就會日漸瓦解，以至於分崩離析。因爲這種聯合和利益上的結合（袁的關係當然有很多是利益結合）不完全一樣，它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心理上的信任。這種信任危機會發生連鎖反應，就跟金融風潮中的信用危機一樣。袁世凱因爲毒殺趙秉鈞（趙案沒有定論，但一般都認爲是袁毒死的）這樣的多年心腹，使得其餘的左膀右臂都不寒而慄，人人自危。這是他復辟之時衆叛親離的一個重要原因。
6．進與退俗話說，“爲官一任，造福一方”，但這是理想狀態，只有在承平世纔可勉強做到。若是碰上多事之秋，地方不太平，做起官來可有不同對策了。上策當然是能夠爲主上分憂，將大禍消弭於無形，中策是穩住局面，使之不再惡化，下策則是坐視不理。然而，如果這種局面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觀甚至也不可能防止，那麼“爲官之計”，上策是三十六計中第一計，及早抽身，免得到時不能自拔。自然，這非君子所當爲，尤其是與儒家“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信條相悖（試想曾左彭胡等同光中興名臣，誰不具備逆難而上的儒臣氣質？），但又確實是“爲官之道”。官場上按部就班升遷不難，青雲直上也常見，陰溝裡翻了船還能鹹魚翻身的可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