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考察1912年民國成立以後歷任統治者的文化政策，則不能不驚異魯迅早年的批評不無道理，魯迅說這些當政者中，只有袁世凱略知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對穩定統治最爲有利，利用他們做“領頭羊”來引領羊羣，相形之下，“後來的武人可更愚蠢了”。史家袁偉時先生據此說，袁氏當政的時候，革命如章太炎，守舊如王闓運，背信如劉師培，保皇如康有爲，善變如梁啓超，頹廢如嚴復，有個人野心如楊度，這諸公無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異，政見相牴牾，而袁世凱都能包容優待併爲己所用，這種氣度和手腕是後起者如段祺瑞、蔣介石之流望塵莫及的。他沒有因自己科舉功名上的挫敗而嫉視科名之士，也沒有因不斷受辱於文士狂夫而飲恨成狂。
民初章太炎以袁世凱所頒勳章“作扇墜”，於袁世凱的總統府大廳中搖扇叫罵袁世凱半日，袁世凱竟不敢出來置一詞，而且終了也沒有加害於章氏。史學大師湘潭王闓運，當袁世凱復闢邀他作勸進之舉時，開出“王闓運”三字一字十萬元的高價賣名，正處在登基前亢奮中的袁世凱大喜過望慷慨答應，並且電湖南都督湯薌銘先付十五萬。未幾洪憲帝制垮臺，王闓運居然還惦記那未到手的十五萬元，派自己的“貼身”老僕周媽來北京要賬。袁世凱此時萬事不順，哪肯再付這冤枉錢，以皇帝沒做成現在也沒錢婉拒，說是讓她先回，錢隨後匯到。哪知這周媽竟精明透頂，不依不饒，日日到袁世凱居處糾纏不休，說我家老王當初在勸進書上具名可沒有保證你做成萬世皇帝，你堂堂一國之君說好價碼怎能出爾反爾，再說你爲當皇帝花的錢數都數不清，怎好意思卡著我家老王這點小數目。這樣一說，袁世凱大窘。而當袁惱羞成怒威脅這老太太時，老太太乾脆撒起了潑，坐在堂前地上大哭說這死沒良心的老王讓我到北京來送死，你袁世凱一個大皇帝怎麼好意思殺我這手無寸鐵的老太婆。這位殺人無算的梟雄袁世凱居然毫無應對之策，只好把周媽安頓在家裡，讓自己最寵愛的姨太太陪她閒聊遊玩，意圖動之以情。可玩完吃喝完，周媽照樣要債不誤。
這一段民國著名的討債公案，不管細節有多少誇張失實，但周媽纏鬥袁世凱之事，卻也大體不虛。大家都把這事當笑話看，笑話袁世凱復闢不成的醜態。其實今日我們轉念一想，要不是袁世凱“優容大度”，哪有什麼周媽討債這樣精彩的戲——擱在別人手裡，十個周媽也成了泉下之鬼。再想想段祺瑞當政時其衛隊街頭射殺學生，張作霖、張學良等絞殺教授李大釗，和蔣介石當政時暗殺楊杏佛、李公樸、聞一多，自此往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雖說袁世凱對文人學士向來採取籠絡辦法，但他還是擔了不少摧殘文化的惡名。這其中有些當然是他爲了攫取政治權力而不得不爲的下作手段，有些則是冤枉的。比如民國初年，暗殺名記者黃遠庸的著名案件。黃遠庸是民國初年和梁啓超、章太炎齊名的輿論界領袖，“新聞界之鉅子”，著名記者，所寫專欄“遠生通訊”在當時政界有極大影響。他對政界各種內幕和醜惡現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因此於1915年遠避美國（他預先知道有人要暗殺他），卻於當年12月27日被人暗殺於舊金山。一時輿論大譁，均認定這是袁世凱指使，因爲袁氏稱帝，黃遠庸批評得非常厲害。
前有宋教仁一案，這次輪到黃遠庸了，袁世凱實在無以自解。
待到暗殺黃遠庸一案真相大白，已經是袁世凱作古七十多年以後了。
1980年代，當年的兇手在臺灣臨死前道出真相，刺殺竟是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揮，而當時中華革命黨黨首即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革命黨爲何要暗殺區區一記者？原來，黃遠庸的報道不止批評袁世凱，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冷嘲熱諷，加上黃遠庸文筆了得，影響廣泛，孫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袁世凱爲他背了這個“黑鍋”。就這一案來看，有些革命黨人對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凱的。袁氏此時已宣佈洪憲帝制，以“中華帝國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黃遠庸，革命黨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報人。可見袁氏能得天下，畢竟有其過人之處。在袁當政的民國時期，政治權力多少還要以金錢來收買操縱新聞輿論，以後當政的軍閥和南京國民政府，就連收買的本錢都可以省掉了。著名記者邵飄萍反袁而未死於袁之手，乃被張作霖捕殺；著名報人林白水被張宗昌的“智囊”指令於光天化日之下槍斃於天橋南大道，影響巨大的《申報》董事長史量才被蔣介石授意暗殺於滬杭道上。
袁世凱禮遇文人，任用文人，籠絡文人，這一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他能夠成就功業的不二法門，由一樁小事可見其中關竅。
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內，編撰一部“步兵操典”，請他很器重的幕僚張一麐（字仲任）修改，修改完了，他又叫過來一位天津武備學堂畢業的高材生，督練公署教練處的總辦何宗蓮來審覈一遍。一天，他當著張一麐的面問何總辦這部操典怎樣，這何總辦不知在座者即修改者張一麐，乃直言道：“回大帥的話，這部操典由日文譯過來後，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提出修改的地方有點吹毛求疵，只好逐條駁回。”袁氏聞得此言，當即沉下臉來：“你們武夫，懂什麼文墨！”“你們知道修改的人是誰？就是這位張仲任先生！張先生經濟特科一等第二名，文字一道，難道你們還不服？”
他毫不留情面地教訓這位總辦，“越是肚子裡有墨水，人越謙虛。唯有半瓶醋，纔會晃盪！你把稿本拿回去，仔細再看！看完了好好向張先生請教！”何總辦唯唯退去之後，張一麐倒不好意思了，說大帥的詞色太嚴厲了。袁世凱說：
“對此輩不能假以辭色，尤其不能讓武的壓倒文的。否則，必有惹禍的一天。”
袁世凱一死，他的話不幸而言中。
後來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段祺瑞組閣，非得要求自己的心腹，也是軍人出身的徐樹錚，來當國務秘書。袁世凱大發雷霆：“什麼官都給挎東洋刀的當去了，總得留幾個給學文的當吧！”爲此不惜得罪段祺瑞。當然，此論中也隱隱透出袁段之間爭權的刀光劍影。
袁世凱深明武人干政終將亂政的道理，所以終其一生，他都將文人的地位擺在武人之上，雖然他心知肚明，武人才是他基業的真正柱石。後來袁世凱稱帝時，張一麐大加反對，其勸諫之說中有如此一問：“公要稱帝稱王，自爲之便可，即不然，得羣雄擁戴，也是辦法，何必假手一班文士，來製造民意？”此時的袁世凱，對張一麐真稱得上“推心置腹”，他答道：
“我不願開武人干政之端，且不經制造，安有民意？這事我自有權衡，那些武人對君將有不利，你少說些也好！”張一麐怒道：“如不能管束軍人，稱帝的後果也可想而知了。”到後來，帝制如密雨急弦一般緊張進行時，在一次會議籌備登基大典時，張一麐仍持反對態度，然說不到幾句，跋扈的倪嗣沖瞪起眼來，將手槍拿出來往桌上重重一拍，險些當場就動起武來。
民國政風，於此已見端倪。
晚清著名封疆之中，張之洞以幕府中人才鼎盛出名，但張之洞之事功，虛張聲勢之事所在多有，論起真正實績，袁世凱高出儕輩甚多，其原因，主要就在於袁世凱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員，比如幫他興辦新式教育的嚴修。
甚至袁世凱還大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國留學的第一批留學生，爲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廣闊的施展才華的舞臺，如幫他主持修建交通的詹天佑、幫他打點海關的唐紹儀、樑如浩、樑敦彥，幫他創辦巡警的曹嘉祥，這些人都是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的中國現代化先驅。袁世凱初登臨時大總統之位，就讓唐紹儀從海外招募了不少留學生，分佈到中央樞要機關，放手任用，他們的專業大都是政治學、國際法、外交或人文學科，顧維鈞即從這批人中嶄露頭角。
再看看後來袁世凱預謀稱帝，鑼鼓震天響，真正響到點子上的還是那幾個文人敲出來的。有人說，袁世凱稱帝的時候，對於馮國璋段祺瑞這些向來倚爲干城的武將並不透露底細，有時甚至故布迷城，就是不願自己的帝王之業成於武人之手，以免反受其所制。他爲了自己的龍椅安穩，乾脆不讓自己的幾個大將參與帝制核心機密。不過，復辟一事，文人賣力是賣力，卻無異於將他往祭臺上送，這可是幫倒忙了。
袁世凱做到這樣大肚能容，對文人高看一眼，也是在官場上滾打了許久之後。再回過頭來看吳長慶營中的袁世凱，他初出茅廬時卻是鋒芒畢露，甚至和吳長慶幕府中一幫文幕鬧了一場不小的衝撞。這緣於袁世凱的才性與大環境的衝突。
3．纔不才與用不用有句老話說：“纔不才，在我；用不用，在天。”才具不盡來自天賦，也來自個人修煉。但才具是否得展，更多的還得靠“天”——機遇。可是，中國人又喜談“天人合一”，這其中也許還另有一層深意。
人生機遇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爲你“遇”到什麼樣的人，所謂的“遇合”，不外乎此，成功靠人生路途上不同的“貴人”關照，這不獨古今一理，中外也無異。沒有人能夠一人隻手撐天，也沒有人能夠一人一往無前，他之所以能夠漸行漸高，總有人前後左右推拉擁佐。那麼，成功的一個訣竅就在於怎麼尋找、怎麼掌握這些“關係”。其實成功者和庸碌者的一大區別，也許就在這裡：成功者像嗅覺靈敏的獵物一樣知道什麼人是關鍵人物，知道如何贏得這些關鍵人物的關注，引來這些人在他自己身上“下注”—— 投資於他的前程。
袁世凱就是具有此類靈敏嗅覺的獵人，他能迅速地捕捉各種權力關係中的潛在脈絡，將這些脈絡一絲絲往自己身上牽連，最後就可以躺在這千絲萬縷的權力經緯中，左右逢源。且看他如何編織這張關係之網。
前面說了，袁家和吳長慶是世交。他這次投奔吳長慶，有人說是因爲在家鄉忤逆了同族長老。此說不必當真，很可能青年袁世凱也如一般志在四方的年輕人一樣，只是出外尋門路，而以他當時的狀況來看，能攀到的最好關係也就是儒將吳長慶了（《清史稿》評吳長慶“好讀書，愛士，時稱儒將”）。據說本來他被推介給聲威更顯赫的淮軍大僚劉銘傳，而劉氏眼界甚高，或一時走眼，未見用，轉介於吳長慶。在登州，吳長慶雖然出於交情對袁照拂有加，但未必就視其爲 “大器”，他開始還只是給袁一份乾薪，並請幕中文士督課，希望他專心讀書中舉，畢竟，科場折桂纔是仕進的正途。他開始的確是看走了眼，沒看出袁世凱不是一般的器，不能以平常規矩衡之。他之任用袁世凱，還是出自當時幕下張謇的推薦。
說起來，是因爲吳長慶要求張謇教袁世凱作八股，張謇出題一考察，則袁世凱文字蕪穢，不能成篇，簡直無從刪改，老師和學生都苦不堪言，袁世凱甚至爲此折磨而大病一場。可是，只要叫袁世凱辦理尋常事務，則雷厲風行且井井有條，無不像老手作文章一般倚馬立就。且袁世凱志氣高邁，指點江山，縱論世界局勢，識見超卓。比如早在中法戰爭爆發前，他就指出，“法蘭西侵略安南（今越南，當時和朝鮮一樣是中國藩屬國），擾及我南洋沿海，指顧之間，戰事將起，假如對法失敗，則列強或將羣起瓜分。”
他對張謇敘說心中大志說，我家有良田，也不缺資財，投軍並不是爲了餬口，是看到吳公守海防重鎮，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報國之秋，不料到這裡才發覺吳公溫文爾雅並無出戰之意，如果不能謀個施展才能報效國家的差事，恐怕我也不會長久甘於此處。二人在營中日相議論切磋，張謇從袁的言談舉止中看出這人將來必有一番作爲，於是向吳長慶竭力推薦袁，從而有吳長慶轉委袁世凱營務處幫辦一職，使他由文職轉爲武職。從此，袁世凱正式踏上軍旅。
袁世凱曾受教於張謇，並且給張謇留下深刻印象，這一點對袁世凱後來的事業至關重要。但就他當下的處境來說，最關鍵的還是要取得吳長慶的信任和重用。取得上司信任的方法有很多種，但統而言之卻只有一個途徑：讓上司高興。然而，不同的上司有不同的高興事。像張謇這一類心懷天下的書生，絕對不喜歡談風花雪月，更不喜談臍下三寸之事，感時憂世的豪言壯語，就能夠撥動他的心絃。而像吳長慶這一類精明幹練的儒帥，最看重的是能爲他分憂辦事的真才實幹，所以將事情辦利落就是邀他歡心的最好法門，此外哪怕諛詞如潮也是白搭。得到營務處幫辦一職後，袁世凱很快立定了腳跟，做得有聲有色。他勤懇利落，勇於任事，尤其難得的是不用私人也不徇私情，這一下真讓吳長慶大爲欣賞。從現存袁世凱書信中，時見他對於長慶對其關心、厚待、督責、禮遇與放手任用的感恩之語，可見已獲得吳長慶的異常恩遇了。這是袁世凱靠自己的辦事才能登上的第一個機遇臺階。
他也有專靠鑽營而尋門剔縫的時候。甲午戰後，袁世凱一度失意，思謀練兵以圖進取，於是招人譯撰兵書。可是書成卻無路進獻。他想到此時當權政要惟榮祿還算有些見識，而且他在皇上太后面前說得上話。問題在於此時的袁世凱和榮祿向無交情。這難不倒他。晚清筆記史料中記載了袁世凱結交榮祿時的一次鑽營，其苦心孤詣可見一斑：袁世凱打聽到有個叫豫師的人，是榮祿所敬佩信服的人，這豫某人和軍機大臣閻敬銘交情深厚，他們倆同是一個叫路德的人的八股入室弟子。袁世凱順藤摸瓜繼續找，發現這位路德先生有子弟在淮安爲官，而袁世凱的妹夫張鎮芳老家也在淮安，張家和路家應該相識。於是袁世凱大喜過望，託張鎮芳深情厚禮請得路氏某子弟來京，留爲上賓，由此人而得以晉見閻敬銘，由閻敬銘而交通至豫師，由豫師而終於得以拜見到了大權在握的榮祿，一見之下，榮祿果然十分欣賞袁世凱之才識，這纔有袁世凱受命小站練兵之人生大轉機。
這一番曲折擺出來，不得不讓人感慨在中國做事之難，也不得不讓人驚歎袁某鑽營有術。不過，可以斷言，袁某如果無才，任他生就金角大王的頭角，也絕對鑽不出偌大場面來，如果不是大清朝在甲午一戰中輸得太慘而圖振衰起弊，袁世凱也不會有如此好的機會來施展宏圖。這就是“用不用，在天”。
總之，纔不才，固然在我，用不用，卻也不必在天。
再說這年七月，吳長慶大軍開拔，按軍令需在七日內全部出發，可動員起來，才知淮軍暮氣沉沉，拖沓敷衍，毫無銳氣。這時張謇向吳長慶進言，要求啓用新銳，其意中人物就是這位八股弟子袁世凱。事有湊巧，當軍隊即將登陸朝鮮時，吳長慶命一營爲先鋒，而其營官卻推脫說，連日海途顛簸，士兵嘔吐，請大帥稍寬時日。長慶大怒，立馬將其撤職，命袁世凱代理，並頒給令箭說，如有不從者，就地正法。
等待了多少年，袁世凱一朝令箭在握，終於可以大志得抒了！他等到了這個機會，也把握了這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