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他就把日本人竭力保密的這一條約捅出去,讓新聞輿論界和列強外交界都知道日本人的這一侵略要求。當各國大使向日本使館詢問這一條約真假時,日本人措手不及,窘迫不堪,先是竭力否認有此條約,繼而說日本提出的條約不是這樣。日本人也知道自己提出的真實條件太不要臉,所以不好意思公開承認了。袁世凱公佈條約的目的初步達到了。
袁世凱處心積慮,多年前就派人收買日本浪人中有相當才智而又懷才抑鬱的人,這時候就派這些浪人回日本刺探日本內閣和元老之間的最新意見,同時派人監測在華日人流動回國情況,以判斷日本是否有戰爭動員計劃,結論是日本還沒有動員。然後,他要秘書曾叔度裝作和有賀閒談,問他根據日本憲法,如果中日外交談判破裂,大隈內閣是否有權要求天皇派兵。
有賀說,因爲是大隈擅自提出的無理要求,天皇可能會駁回大隈用兵的要求。
袁世凱又鬆了一口氣。這時候,日本間諜來報,日本御前會議決定了最新的對華提案要求,最重要的有幾點:(1)日本在滿洲內地雜居;(2)日本人得在滿洲租地種地;(3)滿洲警察局須聘用日本人爲顧問。這三條中國若不答應,談判即破裂,日本將以武力解決。
袁世凱對秘書曾叔度說:“真貨假貨,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曾還不甘心,說或者日本人還有讓步。袁世凱說:“我同日本人辦交涉數十年,他們的性情,我瞭解得很,他們性急,喜歡痛快。”後來日本駐華使館正式提交的對華條約,果然就是間諜刺探的條約。因爲袁世凱預先知道日本人的底線,所以在談判中很有把握哪些可讓哪些不可讓。
最後,日本人於5月7日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之內答覆,袁世凱被迫答應。所以,“5月9日”後來被定爲中華民國的“國恥日”。5月25日,袁世凱除對第5號聲明“容日後協商”及第4號用命令宣佈外,與日本在北京簽訂了《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關於山東之條約》。5月25日,袁政府與日本正式簽訂了這個條約後,袁通電各省文武長官說:“日本既有讓步,無損中國主權,故決定由外交部即日答覆。此案已結,中外敦睦,希飭屬曉諭通知。”同時袁卻親寫了兩道密諭,告誡各省文武長官,不要忘記5月9日這個奇恥大辱的日子。袁又授意丁佛言撰寫《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了5萬冊,秘密寄存山東模範監獄中,他咬著牙說:“這一次我們吃了一個大虧,將來有一天我們翻了身,這部書就可以公開發行了。”可見5月9日之稱爲“國恥日”,實在是袁世凱也同意的。
袁世凱決定承認條約之後,於5月8日召集羣僚大會,報告經過,有一番很痛心的表白,被曹汝霖記敘下來。袁世凱與各級長官的密諭和報告,都是他爲自己辯護留下的文獻。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細節。袁世凱對於條約“第五號”條款的方針是取消不議,但最後條約定稿之前,曹汝霖等親日派拗不過日本人的兇狠,擅自同意加上“容日後協商”五字,這意味著此後日本還有權以此爲藉口繼續要求談判、索取特權(其中曲折可見《顧維鈞回憶錄》)。袁世凱得知後,大爲光火,將曹汝霖大罵一頓,但日本人爭到口的東西不會吐出來,也就只好作罷。曹汝霖當然不肯承認是自己軟弱或者親日才加上這喪權辱國的五字條款,相反,他也爲自己辯護,特寫了幾萬字的回憶文章敘述此中經過。不過後來的歷史學家指出,曹汝霖有做假文件的嫌疑(見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18集)。抗日戰爭時期,他就任僞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
日政府與袁談“二十一條”時,國民黨內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部分主張暫時停止反袁,俾袁可以專心對日,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鈕永建等聯銜發表通電,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間不予干擾。而歐事研究會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發表通電,附和黃等主張,電雲:“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茍不存,政於何有?政茍有成,何分於黨。故吾人之對政府有惡於其人,而有不足於其政,雖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違於國也。”對於這種緩進的主張,孫中山是極力反對的。
林森曾致電孫中山,請示對日意見,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免爲國人藉口。孫中山覆電說:“袁世凱蓄意媚日賣國,非除去之決不能保衛國權,吾黨繼續實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據袁世凱的秘書曾叔度回憶,袁世凱於條約簽訂之後,還在籌劃怎樣打消條約的效力。曾叔度提出了一個用國內法律限制條約的策略,袁世凱說:
“你的條陳,意在破壞,但你是法家,只知法律,單靠法律,破壞不了條約。我已經籌劃好了: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買不到手。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至於警察顧問用日本人,用雖用他,月間給幾個錢便了,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破壞不了。其餘各條,我也有破壞之法。”“滿洲外的要求,我儘量全部駁回。滿洲內的要求,多少答應幾點,而這幾點答應了,我有辦法要他等於不答應。不但如此,我還要殺他個回馬槍!”(以上見曾叔度《我所經歷的“二十一條”內幕》)參與前期談判的顧維鈞,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如此評論袁世凱:“袁總統在對外關係上是煞費苦心的,對政府所做的一切親自承擔了責任”;他“是個老練的政治家。他不僅深知中國的貧弱,也洞悉日本帝國的擴張政策”。
顧氏得出的結論是,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即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當時袁世凱的另一秘書也參與密約,開始極力反對簽訂條約,待條約簽訂,看到袁世凱在想辦法破壞條約,大不以爲然,說本不應籤,當時就應該推誠佈公說明不該籤的理由,即使兵戎相見也可在所不惜,雖敗猶榮。既然簽了,就應該忠實履行。壯士斷腕,聽客所爲,勵精圖治,再待機而動,收復故土。袁世凱斥爲書生之見,說:
“推誠佈公果然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然而,袁世凱仍然因爲這一條約的簽署而臭名昭著。這是一場簡單的歷史誤會麼?卻也未必。袁世凱簽下這一條約的時候,他的復辟帝制“大業”
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所以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他是出賣中國利益來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承認,這一點尤不可原諒。
的確,日本人是看準了時機,意圖以支持袁世凱稱帝來換取袁世凱對“二十一條”的完全承認。但袁世凱卻非日本人想象的交易對象。據主持袁世凱帝制復辟的核心人士夏壽田回憶:“在民國三年下半年,我輩已由言論而進入實際階段(指帝制運動),不意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謁項城,提出要求‘二十一條’。日置益辭出後,項城極憤怒,當即疾聲令餘,所有關於帝制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人的皇帝!’”夏說,這一段內情外間絕不知道。
在日本人發覺袁世凱並不好操縱,一點也不恭順後,他們決定搞垮袁世凱。當袁世凱接受帝制的關鍵時刻,日本忽然一反以前支持袁氏稱帝的態度,向袁世凱發出警告。這政策變化之中,隱藏著日本人設計的一個極大陰謀。且看日本人的《黑龍備忘錄》中如何設計的:“故爲再建中國政府起見,爲保持遠東永久和平,及爲實現日本帝國政策之成就起見,我日當利用目前時機,變中國共和政府而爲君主立憲,使與日本之君憲一致而與他國各不相同爲起點……變更中國政體,是再建中國時所當採用唯一之主義。且現時亦爲我日鼓勵革命黨及其他不滿於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國起事之良機。現時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資本之不足。若帝國政府能利用其資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則中國全國,大亂立見。我日如此,乃可起而干涉並整理之。吾人當容納中國革命黨、保皇黨及其他不滿中政府之人物,以擾亂全中國之地。其全國既擾亂,而結果乃推翻袁政府。”
1916年1月19日,就在袁世凱稱帝不久,大隈重信內閣通過了“要注視(中國)南方動亂的發展”的決議。3月7日,又決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權力,不能不成爲帝國完成上述(指日本在華權益)之障礙。爲完成帝國的上述方針,要袁氏退出支那權力圈是適宜的”, “對帝國民間有志者同情以排斥袁氏爲目的之支那人的活動,並援助資金物品之舉,政府不負公開獎勵之責任,但默許它是符合於上述政策的”。日本人相中的“反袁的支那人”,既包括肅親王善耆爲首的清室宗社黨這種復辟組織,也包括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
孫中山爲反袁而竭盡全力,很久不見起色,這時候日本送錢送槍上來,真是喜出望外。3月10日,孫中山與久原財閥簽訂借貸契約,以四川省的礦山權爲擔保,獲得70萬日圓的借貸——可孫中山這時候哪有權力抵押四川省的礦山?所以這錢等於是白送的。 4月7、8日夜,孫中山、戴天仇、秋山定輔在秋山定輔宅第與日本大陸政策的急先鋒田中義一長談,8日之會談一直持續到午夜零點。會談內容雖然至今未完全明瞭,但至少包括兩點內容。一爲日本軍部同意孫中山購買武器,二爲日本在中國駐軍對革命黨舉兵之配合。尤其是在山東日軍控制之膠州灣和青島之東北軍起事。孫中山離日之交通亦由參謀本部全權安排,具體由參謀本部中國班長本莊繁中佐負責。參與孫中山這一次反袁“革命事業”的日本軍人如鬆井石根、本莊繁、小磯國昭等人,在此後的中日戰爭中將作爲重要人物再次出現。
張一麐在爲《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所撰《五十年來國事叢談》中說,“清之亡,實亡於庚子而非亡於辛亥。八國聯軍之後,一切內政無不牽及外交,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定律也,不可逃也!”
如果不是中國內爭不斷,致使國事糜爛,日本有何膽量“蛇吞象”?而此國難當頭,袁世凱居然費盡心機謀帝制自爲,這是任誰都不可能爲他解脫的昏庸和無恥吧。然而,若別人處在袁世凱當時的境地,是否會談出對中國更有利的結果?
顧維鈞曾說袁世凱“爲人精明,長於應付各種人物,但從未想把才能應用在治理國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這一方面”。是啊,多少年來,袁世凱的才能大都虛耗在無謂的權力鬥爭中,而沒有用在治理國家的正途上,多少年來,中國人的才智大都展現在內鬥上,於是總招來外辱。
3.公與私都說“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似乎“做皇帝”這事跟喝壺涼開水似的,誰都幹得,而且幹起來很舒暢。但細看中國歷史,有幾家皇帝是真正生活得喜笑顏開的?所以崇禎皇帝自縊前對其女兒痛言,汝何生帝王家!做皇帝不快樂,做開國皇帝,那就更是將腦袋系在褲腰帶上。
做開國皇帝,要付出多大代價?看看袁世凱爲此開出的“賬單”吧。
這個“賬單”裡,包括了袁世凱一生的功業和聲譽,甚至也包括他子孫後代的幸福。如果他知道自己會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不知他還會不會做這八十三天的皇帝?
當然,有歷史學家說,袁世凱稱帝有不得已的苦衷。從歷史情境來看,袁世凱承繼的中華民國,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地方各自爲政,盜匪橫行,社會動盪不安(如白朗起義),革命黨此伏彼起,中央政府極不穩定,同時面臨著帝國主義的瓜分危險。面對這些困境的任何統治者,大概都會傾向於採取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來強行推行“統一”,後來的段祺瑞、吳佩孚、孫中山、蔣介石都是走的這條路。可是這種強硬的集權政策,卻不得不面對新生的“民主共和”體制,後者天生就是集權的敵人。在意識形態上,傳統的效忠王權的觀念已經崩潰,但新的意識形態也很難建立起來。從歷史實際來看,隨著民國共和政治實踐的失敗,“共和民主”並未“深入人心”,反而是很“不得人心”,所以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很不穩固,於是政治效忠問題成了政治穩定的大問題。其實,袁世凱在組織撰寫清帝退位詔書時所加的那一段話,已經足以表明“中華民國”立國的合法性危機了:
國家合法性的根基在“民權”,還是“皇權”?
對於袁世凱時代的中國人而言,效忠於一個人,比忠於國家或忠於抽象的約法更易於理解(袁復辟失敗之後還有張勳“前仆後繼”,可見“皇權”的觀念難以一夕消退),所以,有些歷史學家認爲,袁世凱復闢帝制,是試圖一勞永逸解決政治效忠問題,通過帝制贏得部屬和民衆對他的效忠,從而以釜底抽薪的手段,一勞永逸擊退他的政治競爭對手。這一說法並非毫無道理。據說楊度當初向袁世凱勸進,最打動袁世凱的理由就是:“北洋諸將,從公多年,所爲何事,亦惟欲攀龍附鳳,求子孫富貴耳,公不早定計,其如諸將何?”(這種論調何等熟悉,原來在《史記·項羽本紀》
和《後漢書·光武本紀》中早就有過!)其實時人都說,楊度自己就有當中華帝國總理的野心。
袁世凱之所以對於稱帝一事計議無比周詳,製造種種虛假的民意,利用種種真實的對共和制度的非議,而反覆申說自己不願意稱帝,一再推讓,就是要有意無意利用這種種現實情勢,堵住那沸騰的物議——你看,我自己並不想做皇帝,是“共和”實在辦不下去,這麼多專家學者、民意長者都“勸進”,我雖受之有愧,也只好“一秉公心”,“卻之不恭”。人說他是“半推全就”,確是妙論。
不過,袁世凱走上帝制自爲、身敗名裂的道路,和他自身的性格、觀念有莫大關係,這一點也毋庸諱言。梁啓超說:“袁氏初從吳忠壯公(長慶)於朝鮮,豪爽奔放,以一時人傑自命……故欲強中國,革腐敗之心,袁氏實不在人後。又眼見朝鮮爲日人從其手中奪去,經此刺激,其愛國之心,實亦強烈而真摯,並不由於壯飛(譚嗣同)一席之語所啓發。惟自始至終,一‘私’字橫亙於胸,必須將中國移爲其袁氏之私產以後,乃極力整頓,使成爲富強;此所以身敗名裂,貽禍中國無窮也。”
袁世凱不具備一般儒家士大夫所推崇的那種理想的政治人格,他也很難說得上信仰傳統儒家的政治倫理觀念,如天下爲公,如忠君報國——儘管這些見諸他的言辭所在多有。所以,他和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中興名臣最大不同可能就在於,曾國藩是“理學名臣”,他以一介書生整軍經武,芟夷大難而建功立業,完全是爲了維護儒家綱常名教,爲了忠君報國,所以有日本學者將曾國藩的湘軍看作是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作戰的“宗教軍”;李鴻章雖然被曾國藩譏爲“有痞氣”,但他儒臣的觀念還是根深蒂固,不然不會在明知將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情況下,還去簽下《馬關條約》
和《辛丑條約》,這是所謂的爲臣子“獨爲其難”。袁世凱則是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者”,就像梁啓超說的,“一‘私’字橫亙於胸”。他崛起於晚清政壇,也可以說是儒家傳統政治倫理氣數已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