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看局勢看得非常明白,他非常善於在適當的時候從爛局中抽身。
1885年1月30日,袁以母病爲由,向吳大澂請假回國。這一年的春節,他是和這兩位欽差大臣在煙臺一起度過的。這標誌著他個人的官場“惡運”
到頭了。試想,如果他繼續待在朝鮮,被他得罪的一班同僚無疑只會變本加厲地耍盡手腕來擠兌他,而他如此一走了之,跳出了朝鮮這個是非窩,真可謂“退一步海闊天空”,難怪他叔叔就此誇讚他:“此子狡猾,勝過老叔矣!”但他的事業和抱負,則遠不是那麼樂觀。26歲的袁世凱,除了個人的官位升遷,他還想做一番什麼樣的“事業”?
袁世凱在朝鮮期間,曾多次上書給北洋大臣李鴻章,他認爲朝鮮終必有大亂,韓王庸懦無能,所以建議朝廷選派一個監國代韓王執掌政柄。這時的北洋大臣是李鴻章,他雖然同意袁對局勢的判斷,可他正苦惱於中法和議未定,怕在朝鮮出亂子,所以把袁的建議擱置。袁世凱繼續上書痛切陳言,但仍未見採納?;貒?,他在天津謁見李鴻章,再次面陳,李仍不接受,他只好要求請假兩個月,返回陳州府了。
與此同時,朝鮮政變的糾紛並沒有了結。因爲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其涉外糾紛由中國處理,所以這一場政變又演變成了中日之間的談判。中日談判朝鮮事件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在天津舉行,清朝首席代表是李鴻章,代表是吳大澂和續昌,日本全權代表是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商務卿西鄉從道。談判從二月十七日開始,至三月四日結束,議定條款三項:(一)四個月內中日盡撤駐韓軍隊;(二)中日兩國均無庸派員教練韓兵;(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派兵赴韓,應先互相照會。
1875年的《江華條約》使朝鮮自認非中國屬國;《天津條約》則使清廷自認朝鮮不是中國的屬國,同時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國同等地位。清廷就這樣把自己對朝鮮的支配地位分了一半給日本,日本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在談判桌上得到了。清朝的國家戰略與袁世凱企圖更深一步控制朝鮮的計劃完全背道而馳。然而,即使這樣,這時候的朝鮮仍然把中國當作宗主國。
當時朝鮮想增兵三營,要求北洋大臣仍派袁世凱前往練兵,可是清廷既已與日本簽了條約,所以自然不會同意。
清朝終究不甘心就這麼放棄朝鮮。不久,朝鮮國內政局發生變化,清朝決定將三年前被擒來中國的大院君李昰應送回朝鮮,以平衡朝鮮國內的政治勢力??蛇@時候的大院君孤身一人,回國又能有何作爲?他必須有實力,而清朝受限於上述天津條約,不能派兵護送、支持他。李鴻章深感焦灼,這時候他想起一個人來,“其才必能措置裕如,無須派兵同行?!边@就是袁世凱。
李鴻章於是奏請袁世凱以道員升用,賞加三品銜,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加委袁世凱爲駐朝鮮交涉通商事宜。二十六歲,官居三品,袁世凱官場得意由此可見。袁奉委後,乃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十月初七啓程再度赴朝鮮就任新職。在勸袁世凱接受這一使命的時候,李鴻章對袁開玩笑說:
“這回就像演戲,臺子搭好了,客也請好了,就只等你登場了?!痹绖P或許是出於習慣,推託說還是得丁日昌的大軍去才行,李鴻章忙道:“朝鮮人聽說袁大將軍到,歡聲雷動,誰敢抗拒?原來打算派的人沒有一個可用的,慰庭,你兵也用不著帶,我只準你帶水師小隊幾十個人登岸。做嚮導,你看,這些人足夠了吧?”李鴻章當時紅得發紫,可對年輕袁世凱的才幹賞識如此,近乎討好。雖然李鴻章辦外交,橫豎只有“以夷治夷”這一招,不肯做半點冒險拼實力,這和袁世凱大開大闔、陰騭猛進的路數完全不合,以致李鴻章有幾次氣得要斬了這個老給他添亂的下屬,但在李鴻章的夾袋裡,的確再也拿不出袁世凱這樣的幹才了,他只有依靠袁世凱。
袁世凱這一去,就在朝鮮待了十年。這十年,按照某些人的說法,也可以說是“不屈不撓”、“苦苦支撐了十年”。
這十年裡發生的事情,如果細細道來,真可以演繹成一段“朝鮮春秋”。
此時的朝鮮已經對列強開放,國內駐著各國外交使團,這些使團都不願意承認中國對朝鮮的宗主地位,因此對於袁世凱在朝鮮的地位和作用百般摧陷。而朝鮮脫離中國控制的意志和行動也日益明顯,對於袁世凱這位實際上的“太上皇”當然也沒有好臉色??纯丛绖P在朝鮮這個舞臺上怎麼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用命於“危急存亡之秋”,周旋於日俄英美等列強和朝鮮各種政治勢力之間,費盡心機地把朝鮮限制在中國的控制之內,不得不感佩其才幹與意志。例如,袁世凱想盡辦法阻止朝鮮以獨立自主的身份辦理自己的外交事務(例如派使節出使外國),他用強硬手段要求韓王以“郊迎”的大禮接待清朝的欽差大臣,這讓日本和歐美列強既妒忌又刮目相看。
他嗅覺靈敏,心思縝密,列強任何想拉攏朝鮮脫離中國的動作,他總能迅速發覺,然後採取有力對策。
可是,袁的正式身份,就只有一個“商務委員”(全稱“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這既非外交人員(因爲中朝之間不是平等的國與國關係,而是從屬關係,雖然這職務相當於公使),又非清政府任命的政治官員比如攝政、監國,而且他這次幾無一兵一卒可憑恃,所以“身份”非常模糊。他之能在朝鮮政治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完全憑藉他自己的才智與勇毅,至於這時候的大清帝國,與其說給他撐腰,還不如說拖了他後腿。他的“本職工作”,通商事宜,幹得也不賴。有人統計過,1885年袁履任的時候,在朝鮮的主要港口外貿進口份額中,中日兩國的比例是19比81,到1892年,這個比例變成了45比55,這是袁世凱一力擴張中國在朝鮮之影響、與日本競爭的結果。
雖然他的舞臺就只有朝鮮這“三千里江山”,但他的戰略思維卻宏大而清晰。這時他再度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獻議處理朝鮮問題的策略,上策是:“乘朝鮮內敝,而日本尚不敢鯨吞朝鮮,列強亦尚未深入,我政府應立即徹底收拾朝鮮,建爲一個行省。”下策是:“門戶開放,免得與日本或帝俄正面衝突,索性約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國,共同保護朝鮮。”他的建議應該說是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上,針對朝鮮的困難所作的良策。
可惜那時清朝政府中除了李鴻章外,大都是庸懦愚昧,對於他的建議擱置不問。而李鴻章,也已經是暮氣沉沉,就像他的淮軍一樣了。他有心而無力去實施袁世凱這些進攻性的大膽外交戰略,只願意“守成持重”。因爲,李鴻章並非大清帝國國家戰略的最終決定者,他受制於整個清帝國的政治環境和體制。李宰相是久歷宦途的太極拳師,豈好和稀泥哉?形勢比人強,亦有所不得已也。這個形勢是什麼呢?
當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政變”時,清帝國的政治中樞同樣爆發了一場地震,這就是那拉氏罷斥恭親王奕?。這一場“政變”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因爲,正是這場政變使得那拉氏完全掌握了清帝國的最高政治權力。沒有了權力制衡,她作爲女人的本性就毫無顧忌地展示出來了。她除了嗜好權力,還貪圖享受,愛慕虛榮,所以從這時候開始,就處心積慮地挪用海軍軍費修造頤和園——從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正當日本海軍全力向前推進之時,中國海軍竟然“未購一艦”!在這種“大局”之下,袁世凱能有什麼作爲呢?他在給盛宣懷的信中說:“此間時勢,如江流日下。如侄駑劣,已精力交困,惟盼秋後瓜期,即謀代藏拙,田園樂當不遠矣?!痹绖P悲哀地發覺,自己對朝鮮的局勢再也無法操控了,因爲“實力”說話的分量越來越重。
他在朝鮮實施的強硬手段,被朝中許多保守懦弱的大臣看作是“挑起事端”——這話本來應該是日本人來說纔對的。但日本人卻認袁世凱爲英雄和值得尊重的對手,當然,也是值得除掉的對手。到了宣統年間,袁已失勢,日人佐藤鐵治郎用中文寫了一本《袁世凱》,對袁大爲揄揚,其中著墨尤多的,就是袁這段時期在朝鮮展露出來的強硬而靈活的外交手腕和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當時袁的政治環境非常惡劣,這本書徒招人忌,而且其中對於袁世凱及其僚屬勾結內廷、賄賂官要、營私舞弊之事多有揭露,牽涉到很多當時還在臺上和袁利益相關的人物,所以袁的長子克定央求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和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小幡酉吉等協助,把這本書全部購買,予以燒燬,不使其流傳(此書在日本外交部門有存本,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始爲人知)。也許是震驚於袁世凱在此一時期展露出的才幹,甲午戰後,和議已成,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及陸奧宗光某次晤談,李感於中國局勢維艱而說人才難得的時候,伊藤博文忽問李鴻章:“袁世凱現在在做什麼?”李回答:“小差事,無足輕重。”伊藤譏諷道:“以袁世凱之才,僅任無足輕重的小事,難怪你們沒有人才?。 ?
當初李鴻章將袁世凱推上朝鮮這個舞臺的時候,他大概也沒有想到,袁世凱在這個臺上居然一唱就唱了十年吧?十年之後,局勢終於不可挽回,因爲清王朝的日益腐朽,這個戲臺的臺柱坍塌了,袁世凱下臺的時候,簡直可以用“倉惶而逃”來形容。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類似中國義和團),日本出兵干涉,中國的外交決策在出兵和外交解決之間猶豫不決。
因爲日本蓄意軍事解決朝鮮問題,袁世凱的生命受到威脅,日本人,朝鮮親日派,甚至大院君李昰應的勢力,對袁都採取敵視的態度。在促使清政府增兵沒有得到迅速回應的時候,袁世凱連忙催促清政府將他調回中國,其惶急之態,與前面他的鎮定自若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