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鐘頭，袁世凱就將營隊整肅得服服帖帖，一切就緒。次日登陸，袁軍一路如疾風偃勁草，直奔朝鮮王京。長慶大軍隨後跟進，入內陸五十里，則見袁世凱數騎在前迎候，說是前面路途安全，一切安頓之處準備妥帖，請大帥升帳。長慶看到他如此精幹，指揮若定，大爲滿意。進得營帳，袁世凱才說：“現在有要事稟報大帥！”長慶說：“好好，你說。”袁世凱說，所帶營隊中有兵士劫掠魚肉百姓。長慶聞說，乃拍案大怒，大聲喝道你爲何不嚴辦！世凱連聲應道：“喳！喳！我已經請得令箭正法七人，請大帥驗明首級。”這一下，長慶大出意料，笑逐顏開，連聲說：“好孩子，好孩子！果然是將門虎子！”經此一番考察，從此吳長慶對袁世凱的才幹更無懷疑。而袁世凱也因此得以在朝鮮立足，先後長達十二年之久，始終處在對抗日本的最前沿地位。

袁世凱斬得七顆人頭以立軍威時，尚不足二十三歲。

4．危機與轉機朝鮮亂局是以中國“天朝上國”爲中心的東亞文明體系面臨的危機，這一番局面，不僅是東西方實力的較量，也是東西方國際秩序觀念的大沖突，是附於槍炮之上的西方主權國家觀念與東方天朝觀念的碰撞。此前中華文明朗朗上口的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幾場戰爭之後，唸叨的則是“落後就要捱打”了。

然而，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有危機的地方就有機會。對庸人來說是危險的地方，對強者來說反而是挺身而出、樹立形象的最好時機。庸人之所以爲庸人，也許是因爲他只能看到危險，卻看不到，也沒有勇氣去抓住危險之中的巨大機遇，所以他們永遠四平八穩、毫不起眼。而強人則不然，他們喜歡冒險，而且願意爲這冒險承擔責任，於是往往冒險成功之後，他們就脫穎而出。

看看袁世凱一生的幾次巨大躍遷，哪一次不是在巨大危機之中實現的？

1894年，在大局糜爛的甲午戰後，袁世凱抓住時機掌握操練新軍的大權；1898年戊戌政變，袁世凱獲得山東巡撫的厚賞，從專任官員一躍而爲方面大員；1900年庚子事變，袁世凱更是藉機取得慈禧太后和洋人的信任，隨後得到直隸總督這個大紅印把子，終於可以操縱朝局；1911年的辛亥革命，羣雄逐鹿，他更是將大好江山收入囊中，登上了功業的頂峰。

這種把握機遇的本能，是袁世凱的天賦，也是晚清其他幾個巨頭所望塵莫及的本領。這種天賦在袁世凱早年從軍朝鮮時就表現出來了。

在壬午兵變中，吳長慶等人傾向讓閔妃重新掌權，於是設計智擒大院君李昰應，將其迅即移往中國軍艦，後送至中國保定軟禁達三年之久，以消弭朝鮮內部政治勢力的衝突。朝鮮兵亂很快平定，吳長慶軍駐紮朝鮮。

1884年，這時中國南疆果如袁世凱所預言，中法在越南開戰，戰事往北蔓延。5月，吳長慶率三營淮軍回防中國北方，僅留三營軍隊駐防朝鮮漢城，袁世凱是駐軍的三位長官之一，任軍務幫辦統率一營軍隊，並幫助朝鮮訓練軍隊。處心積慮欲吞併朝鮮的日本這時候看到機會，日使和朝鮮國內親日派開化黨人勾結髮動政變，劫持國王，處決親華派。這就是朝鮮的“甲申政變”。這時中國駐軍領袖、提督吳兆有急忙請示北洋大臣李鴻章，欲待北洋定奪對策，但此時朝鮮與中國不通電報。袁世凱一看，這等緊急時刻，哪裡還等得及國內研究之後髮指示，力請出戰，救出國王。那兩位軍事長官不肯“擅作主張”，怕承擔責任，最後經不住袁世凱嚴厲要求，決定出兵干涉。袁世凱一人帶隊直衝王宮，苦戰數日，將朝鮮國王救出帶往清軍大營。日使和朝鮮親日派看大勢已去，再不可能“挾天子以令諸侯”，連忙狼狽出逃。

甲申朝鮮一役，若不是袁世凱一人臨機應變，敢於負責，力主開戰，則朝鮮不必等到甲午戰爭，早已脫離中國。這一點，是連那些最鄙薄袁世凱的人也不能不承認的。這一次勝利，是中國在朝鮮和日本交鋒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勝利。袁世凱贏得主持北洋大政的李鴻章之刮目相看，就是從這裡開始。

甲申一役，袁世凱雖然暫時保住了大清朝對朝鮮的控制權，他自己卻反而陷入了困境和危機。但他很快把這危機變成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他的困境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他年輕氣盛，遇事專擅，攬權自用，權力慾極爲旺盛，不容於當時駐紮朝鮮的其餘中國官員，這些人大多是吳長慶淮軍的積年舊部。他被吳兆有等人蔘劾，理由則是他“蓄養官妓，販賣煙土，貪污軍餉”，直氣得他大叫“官運惡極”。而且他平定政變後，不經請示即挪用大筆軍餉撫卹被親日派殺害的朝鮮大臣，出手非常闊綽，並且要求李鴻章將這筆款項作爲正當開支報銷，遭到李鴻章嚴厲訓斥，謂其“純以銀錢買結韓人之心”。後來袁世凱不得不自己賠付了這一大筆撫卹金。另一方面則是日本反戈一擊，向清朝政府提出抗議，指責袁世凱妄啓釁端，應負甲申事件的責任。與此同時，日本不肯善罷甘休，積極佈置，陸續向朝鮮增兵。朝鮮的局勢朝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而這時候中國和另一強敵法國的戰爭在華南正打得如火如荼。剛剛擺平十幾年的洪楊和發捻之亂，且又力戰收復新疆的中國，已經被連年戰爭拖得奄奄一息，怎麼可能再經得起南北兩端同時和兩個國家開戰呢？內外交逼之中，清廷派出吳大澂、續昌爲特使到朝鮮來調查袁世凱。吳大澂出身清流黨，向來主張對外強硬，但這一次形勢如此嚴峻，朝廷該如何處置袁世凱？

袁世凱在他幾十年的軍政生涯中，第一次面對一場嚴重的個人危機。

這場危機並不關涉到他對軍國大事的判斷對錯，而是關涉到他在中國特有的官僚政治體系中是否能夠適應的問題：他破壞了這個體系長久維持的某些原則，讓那些靠這個原則而得安寧的人感到不安，以至憤恨。

甚至袁世凱最初的賞識者張謇，對袁世凱也不能容忍。在一封致袁世凱的信中，他挪揄道，“謇今昔猶是一人耳，”而袁世凱對他的稱呼，則“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其故”。因爲袁世凱升遷得太快了，而他這時候根本不懂得掩飾自己對權力的慾望，和大權在握的那種得意。當他只是一營前小卒時，他謙恭懂禮，“謙抑自下，頗知向學”。

可是一旦大權在握，他就對耆老舊宿頤指氣使，張狂跋扈，整軍發令免不了對這些長者辭嚴色厲，這豈非正是典型的“小人得志”。想來，張謇念念不忘的是這樣一幕：袁世凱剛剛率隊登陸朝鮮時，在路邊迎候長慶和張謇，當長慶捻鬚微笑對張謇說，慰庭不錯，不枉你老師推重的時候，袁世凱誠惶誠恐滾鞍下馬，連連磕頭，連聲向長慶和張謇說，謝大帥提拔，謝老師誇獎。這時候的袁世凱真讓張謇感到欣慰啊，他怎麼說變就變呢？

而且，袁世凱向上爬的慾望如此強烈直露，以至於他不顧中國官場一般的交往原則來擴大自己的關係網絡。按照傳統的看法，袁世凱是吳長慶提拔起來的，他就應該對吳長慶保持個人忠誠，可長慶雖是淮軍系統出身，卻和淮軍老大李鴻章在政見和私交上均不洽。以袁世凱的戰略眼光，他當然看得出吳長慶終其一生不可能取得和權傾天下的李鴻章相抗的地位，而且長慶1884年就病死軍中，依靠吳長慶這棵小樹，袁世凱是不可能乘到多少蔭涼的。所以袁世凱駐在朝鮮的時候，就想盡辦法交結李鴻章，贏得他的注意，這是他繼續獲得權力的必經路途，以袁世凱的爲人，他不可能爲了吳長慶的知遇之恩而犧牲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

以後袁世凱在很多重要關頭都毫不猶豫地在各種權力靠山之間騰挪轉移，一點都不覺得矛盾爲難，這般舉動是由他對政治權力的慾望所決定的，換句話說，這是他的活動原則。但這樣的原則在張謇這樣看重“一僕不仕二主”的人來說，就是背叛吳長慶，辜負吳長慶的提拔，而背叛自己的“恩公”，這在袁世凱所廁身的政治環境中，絕對不是什麼光彩的事——這是一個道德原則問題。張謇邀集吳長慶幕中幾名袁世凱的故交，寫了一封致袁的絕交信，尖酸刻薄地把袁罵得一無是處。

袁世凱沒有對這封信作答。他不善、不宜——或許還有不屑——對此作答。他們兩人從此不通音信十餘年，直到甲午戰爭的時候，纔再度相晤。

這時候的袁世凱已經不是當年的袁世凱，張謇也不再是當年的張謇了。中國的政治改變了他們性情中很多本來最率真的東西，教會了他們掩飾自己的慾望和真實想法。這是他們的幸，抑或不幸？

至於那些和袁世凱在朝鮮共事的吳長慶舊部，則更有憤恨的理由，因爲他們花了多少年積累的資歷，在這位年輕人的眼裡直如無物。袁“由食客而委員，由委員而營務處，由營務處而管帶副營，首尾不過三載”。他二十六歲的時候已經官至三品。更難受的是，他們享用已久的某些特權，被這個半路殺出的毛頭小子剝奪得所剩無幾。前面說到袁世凱初露頭角是因爲治軍極嚴，殺戮狠當。可是，軍隊騷擾民間向來是清軍的傳統，放縱部下擄掠有時候是鼓動軍隊鬥志的一招，而且統軍將領多少能從部下擄掠中得到點實惠——據說曾國荃攻克太平天國的南京時就得財無數。駐紮朝鮮的清軍將領除了吳長慶這樣的儒將，是沒有人具有戰略眼光的。他們不會將清軍在朝鮮的作爲放到整個中國戰略全局中考量。但袁世凱雖不過二十出頭，卻視野寬廣、深謀遠慮，具有世界眼光。他知道清軍在朝鮮軍紀弛壞，將嚴重危及中國在朝鮮的勢力，這和軍隊在國內騷擾民間影響完全不一樣，他看出讓政變中受害的親華派朝鮮大臣迅速得到安撫和支持，是保持中國在朝鮮支配地位的一個關鍵，所以他大膽將軍餉挪作撫卹費。袁世凱絕不貪財，這是他一個少爲人知的特點。

《容庵弟子記》是袁世凱幕僚撰寫的記敘袁世凱早年在朝鮮活動的“回憶錄”，其中多粉飾讚頌之詞，但也保存了不少難得的史料。其中記載袁世凱禁止軍隊騷擾民間：

“將多吳公（吳長慶）舊侶，素驕縱，復多讒阻，公（袁世凱）因曰：

禁騷擾不難，得帥信非易耳。吳公默然。逾日滋擾愈甚，公入帳請吳公出外，仰觀山坡，遺物堆集。吳公問何物？公曰兵丁掠民間什物，其粗劣者委棄於道也。又曰王師戡亂，紀律若斯，貽笑藩封，玷辱國體，帥其勉旃，我請從此辭矣。吳公大驚變色，誓曰：請汝放手爲我約束，有聽讒謗者，非吳氏之子孫。公乃傳令各營，有入民居及雜伍者斬。適有犯令者，立斬數人傳示。有韓紳控奸戕其婦者，公徒步往查，親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獲手刃之，厚恤韓紳家。滋擾稍斂，然仍未絕。 “有武弁凌辱韓人，公執，將戮之。吳公親造公室，乞貸一死，坐久不去。公故以案上圖書請吳公閱，潛出斬之，入而請罪。吳公大笑曰：執法固應若是。吳公戚屬有在軍者，吳公常戒以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 從這幾件事可以看出袁治軍的嚴厲，雖然過於張狂跋扈，對於散漫的清軍卻是對癥良藥。可是以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夥來整頓大軍，那些老將何以自處？所以袁世凱在這樣的環境中感到壓抑排擠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在以後漫長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凱在中國這個注重個人人際關係的特殊政治網絡中總是如魚得水，遊刃有餘，甚至可以說，他之所以能夠靠種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手腕取得顯赫的權勢，完全是因爲他飽浸在中國這個政治“醬缸”裡，他深知這“醬缸”的各種成色。可是他初登政壇的時候，卻是如此“幼稚”。這種“幼稚”， 在以後的袁世凱身上再難直白地見到了——他改弦易轍了。

吳、續兩位欽差剛抵達朝鮮馬山浦，袁即於第一時間派人將敘述事變經過的書面報告呈上，動作迅速而又恭謹，全無倨傲之態。到得漢城，不待傳喚，馬上親自謁見，當面辯解，言詞懇切。最關鍵的是隨後發生的事情完全改變了兩位欽差的先入之見。

朝鮮當時尚是中國的藩屬，按照禮儀，“天朝”來了欽差，韓王應該首先親自拜見欽差，行禮如同天子親臨。但是這時候的朝鮮已經看出大清帝國外強中乾、奄奄一息，加上歐美列強和日本與朝鮮交往日多，也讓朝鮮開了眼界，朝鮮再也不肯對清朝服服帖帖了，首先就不願以臣子謁見天子之禮來接待欽差。所以吳、續兩位欽差來到朝鮮先就碰了個釘子，個人面子不好看、架子端不上是小事，失了“天朝上國”的顏面，可是丟官的大事。但他們也不可能將這韓王強行拖出來摁住磕頭啊，所以彷徨無計，愁眉不展。這時候袁世凱說，小臣或可效力一二，可以喚得韓王來見。欽差大喜，促馬上去辦。結果不多一會兒袁世凱果然把韓王招來了。原來，袁世凱在朝鮮的兩年時間裡，用心耕耘，藉著幫助韓王訓練新軍的機會，結交一大批朝鮮大臣，他又是一位鐵腕人物，而韓王生性軟弱，所以他在朝鮮政局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說了不的事情，朝鮮絕對難以說是。加上這次他冒死把韓王從日本人手中救出來，說話就更有分量了。事變平息後袁世凱爲防變故，住進王宮，日夜直接監視李熙，並要求朝鮮各部大臣直接向他彙報政事，由他決斷。所以他說要韓王來見欽差，韓王有一萬個不願，也不敢不來。

袁世凱做的這一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是真正搔到了這兩位欽差的癢處，使得他們對袁的才幹刮目相看。對於下級來說，上司最犯難的事，是頭等大事，能解決了這大事，比送上一籮筐的黃白之物還管用，畢竟，儘管有錢能使鬼推磨，但人世間還有那鬼都推不動的磨，這時候就需要找對人了。

接下來，就是欽差去韓王宮中回禮。袁世凱護送兩位欽差，在路上，這一隊人馬居然看到一幫朝鮮百姓正在路邊忙著樹木牌，寫著斗大的字讚頌袁世凱對朝鮮的功德。突兀之間，兩位欽差滿腹狐疑地看著袁世凱，以他們久經官場的見識，當然懷疑這是袁世凱授意，意在邀功。袁世凱大窘，踢馬上前，和衛士一起使勁鞭笞驅趕這幫感恩戴德的朝鮮順民。最有意思的還在後頭。會見結束，欽差大臣出來的時候，在路上看到這一羣被袁世凱打散的朝鮮百姓又跪在路旁，手持歌功頌德的木牌，神情悽切而又激動。

這一回，欽差們若有所思，再無懷疑了。他們真的相信袁世凱在朝鮮不止爲維護大清帝國的利益出生入死，而且也深得朝鮮君臣上下愛戴。這樣一位才幹卓越而品性賢良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竟然被人指斥爲品行不端的劣員，這當然是誣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