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有一些所謂的“重大事件”，在歷史學家看來，這些事件是歷史進程的里程碑，是歷史變革的關節點，影響和制約著整個歷史變遷的方向。比如甲午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等等大事，長久以來都是衆人注目的焦點。在這些大事件炫目光彩的掩蓋下，很多“無足輕重”的事件就滑落出我們的視野了。
不過，將鏡頭切入到細微的歷史進程中，就會發現歷史遠比“大事件”展示出來的脈絡複雜得多，也更有傳奇色彩。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卻很可能是長時段的重大變革的起點。
1882年，在大清帝國的屬國朝鮮發生的“壬午兵變”，就是這樣一件不起眼卻影響深遠的事件。在這場發生在海外異國的兵變中，卻令人驚異地出場了好幾位在此後三十年的中國政局中呼風喚雨、顛倒乾坤的大人物：
袁世凱，在平定這場兵變中一役成名，從此青雲直上；張謇，晚清的名狀元，在身歷事變後以一紙《朝鮮善後六策》贏得朝野注目，爲以後的政商大業打下牢固根基，而後在辛亥年領導立憲黨與革命黨和袁世凱鼎足而三，瓦解了大清朝的二百六十餘年基業，這時候他還不過是進兵朝鮮的淮軍將領吳長慶軍中一介幕僚；唐紹儀，中華民國的開國總理，1882年兵變之後隨即以稅務幫辦的身份來到朝鮮，他這時還只扮演了一個小角色。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正是這幾位人物的決策，對於中國大局具有難以估量的影響力。
更加意義深遠的是，這一場事變其實是中日這一對百年冤家真正的民族和國家較量的開始，在這場衝突中展示和逐漸形成的兩國不同的對外戰略深刻影響到此後兩國的命運。
要明白爲什麼袁世凱最初是在朝鮮建功立業，甚至要理解袁世凱一生的命運和整個近代中國的命運，都不得不說及中日朝三邊關係。1894年正是朝鮮問題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甚至有韓國曆史學家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正起點是1894年的戰爭；再過五十多年後的1950年，又是朝鮮問題引發了震驚世界的朝鮮戰爭，這後一場戰爭的後果迄今也沒有徹底消化——朝鮮半島分裂，中國統一臺灣受挫。即使到現在，朝鮮半島也仍然是遠東地區大陸與海洋權勢轉移的樞紐。
1882年的朝鮮還是大清帝國的藩屬國，向中國稱臣納貢，內政自理而接受中國保護，對外沒有獨立主權。清廷方面，有關朝鮮的事務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承朝廷旨意辦理。不過，此時的朝鮮，和中國的其他藩屬國（如越南，緬甸等）一樣還面臨一個特殊問題，即脫離千百年來以中國爲中心的“天朝”國際體系，加入擁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行列。
當政的朝鮮國王李熙12歲登基，以生父大院君李昰應爲攝政。待李熙成年，性情怯懦，在朝鮮王妃閔妃操縱下，罷李昰應之權，從而演出一幕父子翁媳爭政的戲來。李昰應本來保守而親華，此時的閔妃卻主張開放親日（但後來態度又轉而親華排日了）。不過閔妃當政後卻是政局敗壞，致使1882年發生兵變，結果李昰應趁機奪權。亂兵暴民憤於日本歷來的侵擾而燒殺日本使館，日使花房義質狼狽而逃，僅以身免。朝鮮承平日久，亂起則無寧日，此時閔妃一派趁機按例請“天朝上國”派兵敉亂，從而可借清朝扶持重奪權位。日本則因僑民被殺迅速出兵朝鮮，結果這一場兵變變成了中日兩國的交鋒。
1882年6月兵變發生時，向來主持中外交涉和北方軍政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正因母喪而丁憂去職，由另一名淮軍將領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7月，張樹聲接到朝鮮駐天津官員金允植的求援要求，迅即議定出兵朝鮮平亂，由駐山東登州的淮軍勁旅吳長慶率六營淮軍乘北洋水師丁日昌的軍艦前往朝鮮。而弱冠之年的袁世凱此時正在吳長慶軍中做幫辦文案。他謀到這一職位是因爲吳長慶和他叔父交情匪淺，吳袁兩家是世交，甚至吳長慶孫女還說，袁世凱被吳長慶收爲義子。
1．科場與疆場袁世凱生於1859年。這是清文宗咸豐九年，日本孝明天皇安政六年。
此年美國的賓夕法尼亞打出了世界第一口油井，蘇伊士運河工程開工，大英帝國倫敦的大本鐘開始爲倫敦報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密爾的《論自由》同在這一年出版。半個世紀後，這三本書都將引進到中國，書中蘊含的力量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摧毀了這個持續了數千年的文明。也是在這一年，日本的幕府處死了吉田松陰等七名志士，引發了倒幕運動，進而促成了明治維新，日本從太平洋上升起了。大洋彼岸，世界第一個現代的大範圍內的共和國（美利堅合衆國）正面臨著嚴重的政治分裂危機，無法解決的衝突第二年就演變成幾乎分裂美國聯邦的南北戰爭。在這年9月17日，一個自稱“美國皇帝諾頓一世”的人走進《舊金山佈告》辦公室，遞交了一份一句話的詔書：“在美國絕大多數公民的強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爲美國皇帝。”並命令美國各州的議員於次年2月1 日到舊金山音樂大廳開會，修改現有的法律。歷史多麼詭譎，1859年出生的袁世凱將照著1859年的美國劇本出演。
這一年的中國，在華北，滿族皇權以徒勞而悲壯的方式和英法聯軍交戰於天津大沽，試圖修飾其已經開始剝落的“天朝上國”的顏面；在西北，回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在江南，湖南人曾國藩被任命爲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督辦軍務,組織湘軍武力鎮壓太平軍，動搖了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
終於遇到了有力的對手。此後大半個世紀，中國的政治衝突將在他們的事業和政治遺產繼承人之間展開：曾國藩、李鴻章與袁世凱，他們在維護一種秩序，而洪秀全與孫中山，要顛覆這種秩序。他們將改變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在《論自由》裡，密爾警告他的英國同胞：如果維多利亞王朝的英國人不抵抗民意的專制、不鼓勵個人的獨立發展，那麼他們最可悲的下場將是……變成另一箇中國——1859年停滯不前的中國。而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是因爲那個國家只知道羣體的齊一，不知道個人超卓於羣體的重要。袁世凱出生在這樣的世界和中國：“自由”擴張的西方世界和“停滯”
不前的古老中國。
袁世凱的祖籍河南項城，叔祖袁甲三是剿捻名將，曾任欽差大臣，官至河道總督。袁家也算簪纓世族，家族幾代出了八位州縣以上官員，所以袁世凱未成就一番功業前，認識他的人大都目之爲“世家子弟”。袁世凱少年時也的確沒有辜負這一名頭——他隨居官南京的嗣父（袁世凱年幼時即過繼給叔父保慶）住在這六朝金粉地時，據說是日日以跑馬閒逛爲樂事，到叔父逝世他困居鄉里時，照樣以嘯聚林泉爲樂。袁世凱十五歲時，他那位接過管教子弟責任的另一叔父保齡（官居北京，爲四品京官候補道，曾被曾國藩許爲“國士”）對他有如許評價：“資份不高而浮動異常。”
袁在家鄉時間不多，因此一直沒有好好讀書，而且雖然長輩時相督促，他也勉力而爲，甚至還在家鄉組織過文社“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以效文士風範，但他於括帖之學實在無緣，終究非此道中人。據說他少年時的愛好是飲酒、馳馬，每飲酒必豪飲數鬥，騎馬則馳騁郊原。他歸裡守制時，有空即泛覽兵書，對客談兵，也有一番雄心壯志。據袁的幕僚後來所編《容庵弟子記》中說，袁十九歲時已是兩次科場蹭蹬，一怒之下盡焚歷年所作詩文，從此立志效命疆場，對科舉不再抱希望。但兩次落第之後袁世凱在家書中卻又說：“不能博一舉人，不能瞑目！”從其遺留家書看，其中講到自己刻苦作八股的地方也不少。這種在科場進退躊躇的心態，頗堪玩味。
袁世凱對科舉制藝的心態真是“愛恨交加”。恨，是因爲枉自志大才高，卻纔不及此，有心無力。所以，到他在清末新政的驚濤駭浪中成爲改革領袖時，力排衆議廢除科舉，恐怕和早年的這一段心病有點關係，他深知科舉消磨人才志氣之弊；愛，則是因爲在中國，文章到底是“千古事”（曹丕就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文抒志自古以來是中國曆代英雄的傳統。嶽武穆留下幾闋名詞，曹孟德也曾橫槊賦詩，哪怕造反做流寇的黃巢，還有“我花開後百花殺”、“滿城盡帶黃金甲”這樣霸氣沖天的詠菊詩，更不用說漢高祖唱“大風歌”、楚霸王泣“垓下歌”了。
袁世凱既然胸有大志，想成就一番功業，當然也希望自己有“傳世之文”，哪怕這文以事傳也好，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精英都免不了的心結。而文章寫得好不好，先得過了科舉這一關再說。況且，直到1905年科舉廢除之前，中國官場的“正途”始終都是科舉制藝，如果連個秀才都不是，那官場“社交圈子”都難得鑽進去，還談何功業？這不是誇大其詞。
袁世凱仕於晚清的最後十年已謀取到封疆首吏及“入閣拜相”的權籍，在政績和才幹上無人可及，但在他自己和旁人看來，和張之洞相比，他聲望之中始終缺了點什麼。說白了，還是缺個科舉功名，用現在的話來說，此人“能力很強，學歷不高”。清朝沒有宰相，內閣的首輔大學士以及協辦大學士都被稱爲中堂，即宰相的別稱。但實權則由軍機處掌握，在軍機處任職的官員稱爲軍機大臣，統稱大軍機，軍機大臣的僚屬稱爲軍機章京（章京爲漢語“將軍”的滿語諧音），又稱小軍機。事實上只有既是大學士又是軍機大臣纔可算做名正言順的宰相。1907年丁未政潮之後，慈禧爲集權中央而調張之洞與袁世凱兩位總督入值軍機大臣，可是，兩人之“待遇”
卻有差別，張之洞出身翰林，就同時授任大學士，成爲真正的宰相，而袁世凱因沒有功名，就只有軍機大臣的職務，他離真正的宰相，永遠都隔了一步之遙。
沒有科舉功名，是袁世凱心中巨大的隱痛，也爲他的宦途留下一個後遺癥。
也正因爲有這一份心緒，袁世凱在以後權位愈高，對文人學士、碩學鴻儒則態度愈尊，盡心延攬籠絡，以至於到他當上民國大總統時，居然規定只有前清有過州縣官爲官資歷的人，才能當民國的民政長（省長），也就是變相規定民國的父母官都得有些前清的科舉功名。這一條後來是被歸爲袁世凱“倒行逆施”的“罪狀”了。平心而論，這措施可能主要還是爲了保持地方政局穩定。
在那些有功名的人面前，他也不免有些惆悵和自卑，這是後遺癥的另一種表現。張之洞督兩湖時正值七十壽辰，袁世凱督直隸，致送壽屏十六副，爲此讓其幕僚張一麐和張遜之兩人撰文書寫。張一麐覺得蹊蹺，因爲袁世凱幕府中不乏善做此種應酬文章的專才，何必讓他們兩個勉力而爲？後來旁人提醒他：“府主（袁世凱）知道南皮（張之洞）是文章山斗，善罵人，你與遜之皆出於南皮門下，南皮要是以爲壽屏寫作不佳，那就是罵自己的門生了。”這等交際小事袁世凱尚且如此鉤心鬥角，一則可見其真是心思縝密，精力旺盛，一則也可見其對於張之洞這一類科場折桂者的微妙心態。
在文苑方面袁世凱雖自知不如，卻也要拼力相抗，不甘自辱。這種昂揚鬥志，也許是所有風雲人物都必備的氣質吧。
晚清的清流領袖吳大澂，是同治年間的進士、翰林，還是聲名卓著的書法家、古董收藏和金石學家，可謂世代書香。他自從結識袁世凱之後就對其才幹激賞不已，譽之爲“天下奇才”，以至於在他已經官居河道總督、袁世凱還只是三品銜升用道時，居然反過來求到袁世凱門上攀親戚，要將其女下嫁給袁世凱長子袁克定。袁世凱既感知遇，更覺羞慚，於是在給袁克定的家書中特意叮囑：吳家翰林學士成羣，克定“須十分下功夫讀書，方可見其嶽翁，不至貽笑”。這並非覺得親家翁官高難攀，而實在是羞於自家科第不旺，難以“門當戶對”。袁世凱雖一生都以事功自期，但這事功的基座上，沒有點綴些文藻，他終究不免遺恨。這種謙恭和遺恨，也許代表著中國政壇上即將崛起的武力，對文化權力的最後一次致敬。
因爲科場的蹭蹬，袁世凱一步步走進了疆場，這是他個人的幸運。對於其他千千萬萬尚鏖戰於科場的中國讀書人來說，1905年科舉的廢除，也許就終結了所有的人生夢想。
在那以前，中國的書齋總是通往人生富貴與政治權力的殿堂，讀書人的命運循著單調的河道流淌，他們是數千年的中國政治中，當之無愧的“權力祭師”。然而，自晚清“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來臨，中國文明中經典知識的神聖性被不斷挑戰和質疑，天文、地理與物理，社會、政治與人倫，所有的知識體系與秩序都在晃動、在解體。作爲這些知識的載體與培養基的科舉制度，和存身於這制度中的讀書人羣體，都逃不過同樣的命運。被科場放逐的他們，其命運“分流”到不同的方向，要麼取徑諸行職業各安其命，成爲教師、律師、醫師、工程師或編輯、記者、書記等等現代社會創造的職業，要麼遊蕩於都市，結夥成羣，醞釀革命，試圖延續知識和權力的隱秘姻緣。
讀書人耕讀仕進的社會秩序慢慢消失在西方槍炮送來的硝煙中，原來遊走於社會政治秩序邊緣的軍商兩界急劇地侵入了權力的中心。持續數千年的“士農工商”結構在裂解、位移，城鄉一體的田園詩將被激昂的進行曲取代。在持續百年的大動盪中，那些走入疆場的人，也取捨異途，要麼匯入革命的洪流，成了“革命軍”，要麼成爲軍閥，成了後來所謂的“反革命”。在這大轉折的時代，走入疆場的袁世凱成了現代軍閥的“總教頭”，開啓了近代中國的“武夫治國夢”。
2．文人與事功科場和疆場的對立，隱含著“文人”和“武夫”、“ 文治”和“武功”
的關係。毛澤東常嘲弄知識分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然而，自古以來，手搖羽扇、頭頂綸巾的文弱書生，卻是歷史風雲中少不了的厲害角色，春秋戰國時憑三寸之舌橫掃六合的蘇秦、張儀不說，大名鼎鼎的諸葛孔明，不就是“文人蔘政”奠定宏圖大業的絕好“案例”？司馬相如一篇辭賦可讓漢武帝回心轉意，駱賓王一紙檄文可讓武則天膽戰心驚。說起來，在擾攘紛紛，如走馬燈般上臺倒臺的帝王將相背後，何時少得了幾個搖筆桿子、搖扇子——當然也有搖尾巴的——的文士？有時候武人固然能夠成事，可若想經營天下，沒有筆接千載、文馳瀚海的幾個精彩文人指點，卻也不易成功，所以，真正的“帝王之業”，必少不了文人的贊襄。
袁世凱是否看到了這個惑人的歷史“怪圈”？很可能他年紀輕輕就已經深明此中五味。他一生在政海中爭雄，使將出來的“帝王”手段讓人歎爲觀止，其中很少爲人覺察的就是這“優容文人”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