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聞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 1912年2月12日，大清王朝的隆裕太后頒佈清室退位詔書，開頭第一句就是這樣宏大無邊的一句話。這句宣言標誌著新的時代和中國過去所有時代的徹底決裂：“天下”，不再是滿清愛新覺羅氏的天下，也不再是某一姓一宗的天下了。
1912年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宣佈：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領土爲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院、法院，行使其統治權。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承認帝制，當時的第二次推戴書曰：
“……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無主，伏冀撝衰勉抑，淵鑑早回，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明詔，宣示天下，正位登報，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鞏固我中華帝國萬年有道丕丕之鴻基！”
短短的四年時間，中國就從大清帝國一變而爲中華民國，再變而爲中華帝國，何世變之亟也！袁世凱爲何要改中華民國爲“中華帝國”？難道僅僅因爲如衆口相傳的那樣，他只是一心想當皇帝？那麼又如何解釋他對馮國璋這些人說的，爲子孫計，爲自身計，他都沒有當皇帝的道理？這些話與他帝制自爲的舉動相對照固然成了虛飾之詞，但的確有很大說服力，不然馮國璋這等精明的人也不會信以爲真。
袁世凱稱帝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對他這一污點不止當時的人不能原諒，多少年後，人們也只是將袁世凱的稱帝看作一幕醜劇、鬧劇、滑稽劇，袁世凱只不過是一個權迷心竅的、偷雞不成蝕把米的“竊國大盜”。
沒有人認爲袁世凱稱帝是一幕悲劇。
袁世凱的“中華帝國”，彷彿是近代中國這一幕歷史劇中憑空插入的一段怪誕的蒙太奇，有時候，它是其他歷史角色拉出來的佈景，有時候，它自身就是敘說往事的“畫外音”。不管怎樣，要理解“中華帝國”的命運，甚至要理解爲什麼袁世凱將他的帝國稱爲“中華帝國”，我們就不得不將歷史鏡頭拉長，來看看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而且，從袁世凱運作“中華帝國”的整個過程，可以充分領略一下袁氏讓人目不暇接的權術和作假術表演，深刻領會民國初年的混亂政局給當時代人帶來的無盡苦難。
1．放與收如果要研習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權術經典，“鄭伯克段於鄢”這一幕好戲絕對不可錯過，這是中國早期歷史文獻中，記錄最爲詳實、精彩的一場權力之爭，《古文觀止》第一篇就是“鄭伯克段於鄢”。這場權力鬥爭之所以如此爲謀略家津津樂道，是因其生動地揭示了權力鬥爭中幾個至關重要的取勝原則：第一，要深藏不露；第二，不到一舉擊垮對手的機會來臨，決不出手；第三，不要讓對手防備你，而要讓他輕視你。袁世凱在民國初年掃除政敵所用的各種巧妙手段，也不脫此窠臼。他開始的時候裝迷糊，放權放手讓對手去折騰，讓國民黨放鬆警惕，到國民黨準備武裝反袁的時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手段收緊拳頭，一舉擊垮，讓國民黨的勢力損失殆盡，大權收於隻手。讓我們看看袁世凱如何將這個戰略一步步展開，完成。
袁世凱的小算計，有其大背景。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由傳統帝國秩序向現代國家秩序演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要完成一系列宏大的任務，如民族國家的建構，國家政權的建設，社會結構的變遷，思想觀念的更新，以及各種現代化事業等。最根本的，自最後一個王朝清王朝崩潰以後，還要重建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幾千年來，中國政治的合法性都是建立在以儒家倫理爲核心的大一統王權觀念基礎之上，中華民國推翻清王朝之後，試圖將這種合法性建立在抽象的“國家主權”
和“國民”這些概念之上，從這些抽象的概念演繹出全新的政治結構，再圍繞這些原則組織新的政治生活。但民國初年的實踐表明，這種嘗試遠不是革命思想家設想的那樣容易。
就以“民主”來說，這個概念內在包涵著“平等”的概念，意味著“人民”
中的每一分子都是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但這些觀念在那些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的意識裡也很少紮下根來。孫中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組織中華革命黨，其黨章中竟然規定如此條款：（十一條）“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爲首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前入黨者，名爲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後進黨者，名曰普通黨員。”（十二條）“革命時期之內（指頒佈憲法以前），首義黨員，悉隸於元勳公民。
得享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爲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爲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期內不能有公民資格。一個以“民權”爲奮鬥目標的黨，將人民的公民權利私相授受，在不同人羣中差別“分配”，如同作價入股一般，那個時代的人們對民權的理解偏頗可想而知。這還是“革命黨”的思想意識水平，至於那些一生大半輩子都浸在舊時代裡的冬烘先生，對“民權”、“民國”
的理解就更加摸不著邊了。
曾做過袁世凱秘書的外交家顧維鈞回憶，袁世凱在 1912年秋曾問他，“中國怎樣才能成爲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麼”、“共和的含義是什麼”等一系列問題。當顧維鈞解釋“共和”的意思是公衆的或民有的國家，這時袁滿懷疑慮地問，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比如中國的婦女清掃屋子，她只會將垃圾髒物掃成堆，然後通通堆到大街上，她們只會考慮自己屋子的清潔，哪會顧及什麼“公衆”。通過這次談話，顧氏作出的判斷是：“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爲什麼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體優越”，“他不只是不瞭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袁世凱對中國老百姓“是否能有足夠的一心爲公精神來建成真正的民國很感懷疑”，他對於民主的內容則是“一無所知的”。
顧維鈞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科班博士，懂得這些概念是應有之義（能否行之於實踐還是另一回事），可是，當時的中國，有幾個人如顧博士一樣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那時的確有爲數近十萬的留學生，可惜絕大部分都是日本的“速成”貨色。當時每逢留學日本的立憲黨人聚會演說，張繼等革命黨人則橫豎只知趕往會場大打出手，對立憲黨人伺候以拳腳與棍棒，攪得他們根本無法開會。所謂的革命立憲之“論戰”，變成“掄起拳頭”“大戰”。還是這個張繼，在民國初年居然成了參議院的議長，那議會會場秩序如何，就不勞多問了。
將一個新生的政權，建立在這樣的整體國民意識之上，這個制度當然無法運轉順利。梁啓超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在《國會之自殺》一文中刻薄地描繪了當時的議會：“兩旬不能舉一議長，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數之缺，日所有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爲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嫗罵鄰，頑童鬧學，框攘拉雜，消此半日之光陰，則相帥鳥獸散而已。國家大計，百不及一，而惟歲費六千是聞。……凡百穢德，衆所具瞻，不待吾之指數，抑亦非吾之所更忍言也。”那時候的國會，被輿論譏嘲爲只會搗亂的“八百羅漢”——當年中國國會參衆兩院共有議員七百多人，恐怕也是創了民主政治的紀錄。
袁世凱接收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而且，這個體制中的某些特別之處，似乎是專爲限制他而設計的。革命黨迫於形勢，不得不將臨時總統拱手讓給袁世凱，但對他很不放心，絞盡腦汁匆匆——甚至可以說是“緊急”——設計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本來孫中山極力要推行總統制，而且將總統的權力規定得很大，但半路殺出來個袁宮保，革命黨又翻然變計，轉而主張半內閣制。英法的責任內閣制，不過是以內閣總理取得國會多數的信任爲條件，總理以外的國務員全由總理擇人組織，而臨時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則要求責任內閣從總理及一切國務員（總長），都要先行正式提交參議院徵得它的同意。更加不可思議的是，不止總統發佈的命令要總理副署，內閣的國務員發佈命令，需要其副手次長副署，總理髮布命令，如果這命令涉及國務員的管轄範圍，也需要國務員的副署，這命令才能生效。
這些政治制度，瞎子都看得出是專門爲袁世凱定做的“緊箍咒”，是最爲明顯的“對人立法”。
袁世凱奪得臨時總統之位以後，恪於形勢，不得不遵循這樣的安排。
在唐紹儀當總理時，他也不是一開始就打算踢開唐紹儀。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後，就認真將自己看作同盟會的總理，而不是袁世凱的私人總理，所以在處理政務時和袁世凱經常衝突，甚至在袁的總統府和他大吵，以至於總統府侍衛一看到唐紹儀來了，就不滿地嘮叨：“總理又來欺負我們總統了。”
袁也漸漸不耐煩，有一次話裡話外地對唐酸溜溜地說：“我們是沒幾天好做的，這個位子早晚要讓給你們的。”意思是，你們不要搶了，早晚總會交給你們管的，話中當然帶著意氣，對唐紹儀這樣的多年共事老友已經用“你我之分”了。從這些小節的衝突中，可以看出袁世凱是在處處隱忍，這和他做了幾十年大清權臣的做派可不符。對於國會通不過他提的議案，他也是小心地不去取鬧，而是讓國會去混戰，弄得一團糟之後，再慢慢來收拾。
國會對他的權力處處制約，他也儘量在臨時約法的框架裡來抗衡。這種隱忍，難道是他軟弱的表現？難道他這種忍讓一點都不需要回報？讓大清朝畏若猛虎的“袁宮保”，有如此好對付？錯了，大錯特錯。
可惜唐紹儀看不明白，還一心幫著革命黨“搶”直隸督軍的位子，要安排革命黨人相中的王芝祥來任直隸督軍。直隸是袁世凱起家的老本，況且俯控京城，“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袁世凱怎會拱手相讓？這是袁世凱權力的底線，他怎會從這裡撤退？
於是，因爲直隸督軍的人選，唐袁分裂了。而袁對王芝祥的處理也頗有袁氏辦事特色：他不經唐的同意，徑自委任王芝祥爲南京宣撫使，前往南京解散黃興的部隊，王行前袁給了他一筆遠遠超過實際需要的宣撫公費，示意王可以包辦一切，省下的公費一律不需上繳。這樣，王芝祥既得到錢，又得到地位，更難得的，是得到總統的親切眷顧，當然是興味盎然地領錢上任，而他這一任頂替的，是革命黨人黃興的缺。這一次“搶”直隸督軍，唐紹儀和那些鼓動王芝祥的革命黨人則什麼都沒有撈到，反而被當時的輿論看笑話：你們就是推舉這樣唯利是圖的人來當直隸督軍。
袁世凱的銀彈攻勢的確是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他的銀彈只打不中宋教仁、蔡鍔和黃興這樣有操守又有信仰的人。1913年國會開始選舉之前，宋教仁南下回湖南省親，行前袁世凱開給他一張五十萬元的支票，任他支用，可宋教仁只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後，其餘都退回給袁世凱。宋教仁省親完了，繞道江浙、上海回北京，一路上到處演講，對袁世凱當政一年來的施政舉措嚴詞抨擊，不留情面。在宋教仁，這也許爲的是做選舉動員，此乃民主政治中所常見的景象：臺上怒言相向，臺下言笑晏晏；他並非故意要撩撥袁世凱的“虎鬚”。但這些演講詞當然很快傳到袁世凱案頭（袁在全國各地甚至日本都分佈有密探），深處傳統政治氛圍中的袁世凱，一輩子信奉的做人原則是不要“撕破臉”，看了宋氏這些激烈言論，自是非常沮喪、失望，因爲，宋教仁在京期間，袁對他實在非常恭敬客氣，他以爲宋教仁已經被他的交情籠絡住了，不意宋仍是視他爲“不共戴天”之仇人，不肯在他的“圈子”裡。而這時候國會大選結果出來，宋教仁爲首的國民黨大獲全勝，宋儼然以候任總理自居，準備要接管袁世凱手中的權力，將其變爲“虛位總統”了。袁世凱大爲恐慌。正在這節骨眼上，出來了民國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暗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人用三顆有毒的子彈擊中，隨後在醫院毒發身亡。
暗殺宋教仁，到底誰是最高指使人？這個問題似乎早已成了“鐵證如山”
的定案。黃興爲宋寫的輓聯是這樣說：前年是吳祿貞，去年是張振武，今年是宋教仁；你說是洪述祖，他說是趙秉鈞，我說確是袁世凱。吳祿貞是新軍第六鎮統制，同盟會員，辛亥年正要舉事時被暗殺，連頭都被人割掉不知下落。有人說看到兇手向袁世凱手下交差領賞。張振武則是“辛亥三武”（另外兩武是孫武和蔣翊武，均是武昌起義的元勳）之一，1912年在北京被袁世凱以軍令處決，說是遵黎元洪之請。黃興這些話當然有其根據，因爲宋案的兇手武士英和直接主使人應桂馨很快就被抓住了，而且在應桂馨家中搜出了他和總理趙秉鈞、國務秘書洪述祖之間互相聯繫的密碼電報，其間有“毀宋酬勳”這樣的話。
對“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一說，持異議的歷來只有極少幾個人。
一是袁世凱的二子袁克文（寒雲），他說是和宋有過節的革命黨人陳其美乾的。確實，陳其美和應桂馨同是幫會中人，稱兄道弟，關係非同尋常。
宋教仁組織國民黨，尊孫中山爲“總理”，實際上是將孫中山架空了，所以政局中人皆知孫中山、陳其美對宋有不滿，袁克文更說陳其美於餐桌上有對宋教仁拔槍相向之舉。一是袁世凱的幕僚張一麐，張說：“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毀之。袁以爲毀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袁亦無以自白。小人之不可與謀也，如是。”這樣一說，袁世凱本來無意取宋之命，而是手下小人邀功心切，做過火了。其中張氏說法也有根據，就是公佈出來的密電中，有袁世凱派人去日本蒐羅宋教仁在日期間“吃官司”的“劣跡”等安排，那麼袁世凱如果一開始就想暗殺宋教仁，則沒有必要多此“毀其名節”一舉，因爲如此一來反啓人疑竇，此種漏洞，以袁氏之久經世故，不會不察。但因爲這兩位爲袁世凱辯護的人，都是他最親近的人，這種種說法難以取信於人。還有一人，即日本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北一輝也持異說。他是極少數正式加入同盟會的日本人之一，親歷了同盟會中的不少內爭，辛亥前後捲入中國革命很深，尤其是和宋教仁、譚人鳳一派關係密切，是這些人的至交密友。他在其回憶性質的著作《支那革命外史》中一口咬定是孫中山主使暗殺了宋教仁，他還出於友情與義憤親自義務組織偵察宋案和追兇。但史家一般也不採信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