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翟，荀貞營內。

程嘉對荀貞說道：“陶徐州素有貪取徐州五郡之意，這倒也罷了，若非君侯之力，彭城而今怕已早起戰(zhàn)火，那彭城相薛禮卻竟不遣一使前來，面謝君侯，實是不識好歹。”

雖然因爲迫於形勢，薛禮與荀貞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關係，以共抗陶謙，可薛禮這人對荀貞一向來都是不冷不熱，比如這次討董，荀貞好心好意地邀他共起兵，他卻絲毫不帶委婉的，直接就拒絕掉了，故此而言之，荀貞對此早就“習慣”了。

老實說，荀貞這次援助彭城，本來也就沒指望薛禮會“感恩戴德”，所以薛禮遣不遣人來謝，對荀貞來說，都無關緊要，對此他並不介意。

荀貞笑道：“薛彭城謝不謝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彭城我不得不助啊！”

程嘉看不得薛禮這副自恃彭城國富而“傲慢自大”的樣子，心中很是生氣，可既然荀貞說了他並不介意，程嘉便是再對此不滿，也沒什麼可多說的了，最終悻悻然地說了一句：“君侯寬宏，固是不與他計較，可在我看來，來日卻必有他後悔之時！”

“來日卻必有他後悔之時”，程嘉這句話到底何意？

程嘉沒有進一步地做解釋，荀貞也沒有問，只是一笑置之。

前邊討董未定，後頭徐州起火，好在荀貞處置得當，及時滅掉了這把後院將起之火，可以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洛陽和董卓的身上了。

潛伏在洛陽周邊的斥候把董軍的近況源源不斷地送回，荀貞、孫堅每天都必會聚一聚，根據最新的情報分析一下敵情的變化。兩天、三天，短期看來，董軍似無什麼變化，可如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裡，卻能夠明顯地看出董軍的士氣確如荀貞所料，正在一天一天地變得低落。

士氣低落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在軍紀方面。

董軍的軍紀本就不好，隨著在洛陽一帶駐紮日久，軍紀越發(fā)不堪，兵卒私自出營擄掠幾乎已成常態(tài)，一邊是擄掠增多，一邊是日常的操練鬆懈，甚至包括營區(qū)內外的警戒，也漸變得鬆弛十分，漏洞百出。

如是外無諸關卡爲阻，荀貞、孫堅就不但完全可以於此時此刻遣出一支精銳，偷襲其營，而且成功的可能性還會不小。

只是可惜，董營外有虎牢、轘轅、伊闕諸關爲屏障，卻是難以過關偷襲的。

這日，從荊州傳來消息。

卻是劉表被朝中拜爲荊州刺史後，他單人匹馬，入了荊州，——而今董卓起亂，到荊州的路上遍地盜賊，幾是道路不通，劉表沒帶什麼隨從、甲士，隻身長途遠行，卻竟然能夠平平安安地抵達，既使人敬佩於他的勇氣，也令人驚歎於他的運氣。

到了荊州後，劉表在宜城這個地方請來了周邊的名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和他們商議時事。蔡家不必說了，乃是荊州冠族，蒯家亦是名門，在荊州之地是數(shù)得上的右姓士族，蒯良、蒯越二人與蔡瑁一樣，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

此時荊州的形勢很不好，對劉表非常不利。

荊州最富庶、人口最多、戰(zhàn)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陽郡，而現(xiàn)在袁術盤踞在此，盡有其衆(zhòng)，留給劉表的就只剩下了其餘那些不太富庶、人煙也較爲稀少、戰(zhàn)略地位亦相對不高、離中原稍遠的郡縣，——亦正是因南陽在袁術手中，所以劉表才跑來了宜城。

而在這些剩下的郡縣裡，大約因天高皇帝遠之故，其境中素來是宗黨勢力強大，於今天下亂事已起，更是宗黨猖狂，盤踞各地，只擁衆(zhòng)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數(shù)十股之多。

最膏腴、最重要之地爲外人所佔，餘下之地又是宗黨之地，而入荊州之日，劉表身邊又無一兵一卒，僅他一身而已，在這個亂世初始之時，擺在他面前的局勢不是一般的惡劣。

荀貞與蔡瑁認識，自相識以來，他兩人時有書信來往，尤其是荀貞到了潁川后，在這麼一個時局不穩(wěn)，形勢越來越動盪的背景下，爲互通消息，彼此書信來往的更加頻繁，荊州的許多消息荀貞都是從蔡瑁那裡得知的，在和劉表議過荊州時局後，蔡瑁給荀貞寫了一封信，信中較爲詳細地記述了這次會議。

劉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諸人一樣，也是出自高門，因而他此前雖未曾在荊州爲官，卻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識，會議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憂慮，他說道：“如今袁術在南陽蠢蠢欲動，江南宗黨勢力十分強大，又各自擁兵獨立，假如袁術藉助他們的力量乘機來攻，必然會大禍監(jiān)頭。我想徵兵，但恐怕徵集不起來，你們有什麼高見？”

當時第一個發(fā)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說道：“民衆(zhòng)不歸附，是寬仁不夠；歸附而不能治理，是恩義不足。只要施行仁義之道，百姓就會歸附，像水向下流一樣，爲什麼擔心徵集不到？”

蒯越第二個發(fā)言，他說道：“袁術驕傲而缺乏謀略。宗黨首領多貪殘兇暴，部下離心離德，若讓人顯示好處，這些首領必然會率衆(zhòng)前來，您把橫行無道者處死，招扶收編他們的部下，州內百姓都想安居樂業(yè)，聽說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會扶老攜幼，前來投奔。聚集兵衆(zhòng)後，據守江陵和襄陽這南、北兩處，荊州境內的八郡，發(fā)佈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時袁術來攻，也無計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說在聽完蒯良的意見後，劉表稱此是“雍季之論”，而在聽完蒯越的意見後，劉表則稱此是“臼犯之謀”。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時晉文公手下的謀臣。晉、楚城濮之戰(zhàn)前夕，晉文公曾向二人問計。臼犯主張用詐謀。雍季說，詐謀雖能得逞於一時，但不是取勝的長久之術。後來，晉文公用詐術取勝，但在行賞時，卻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晉文公解釋說：“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說：劉表採納了二蒯的意見，在會議結束後，就派蒯越去引誘各宗黨首領。

因爲在寫此信時，蒯越剛出發(fā)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沒在信中提及。

荀貞把蔡瑁的信遞給孫堅，待他看過，慨嘆說道：“劉景升，英雄也，雖是隻身入荊州，而荊州已入其手矣！”

只從劉表把蒯良的意見比作雍季之論，把蒯越的意見比作臼犯之謀，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從中看出他這是決定要用詐謀定荊州，而又用仁義治荊州的戰(zhàn)略和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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