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過程中，劉浩然謹記程乃彬和桂彥良的話，儘量做到動作緩慢，斯文不躁，有條不紊，爲掬以虔誠，一套做下來，倒也沒有出什麼差錯，反而做得盡禮合制，孔克堅和一幫北方名儒士子們看在眼裡，目光不由多了一份神采。
忙完之後，劉浩然站在杏壇旁，看著這個傳說中孔聖人講學的地方，默然了一會突然開口道：“聖人乃大明讀書人的先師，這裡也是大明讀書人的聖地。“
說到這裡，劉浩然不由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聖地，鄉野村夫的聖地就是那一院茅屋，市井小民的聖地就是那酒肆茶館，忠勇之士的聖地則是那烈士陵園，我們讀書人的聖地在哪裡？就在這裡！”
聽得當今天子開口，衆人都不敢開口，都在靜靜地傾聽著，然後在心裡細細地咀嚼著，體會中話中的意思。
劉浩然揹著手，昂首看著天，默然一會突然問道；“聖人在此講學，距今有多少年了？”
旁邊的程乃彬連忙答道：“回陛下，應該一千八百年有餘。”
“一千八百年，多少歲月滄桑，多少次改朝換代，黃巾之『亂』，三國之禍，五胡『亂』華，晉室南渡，靖康之難，崖山之亡，可是聖人之學卻代代相傳，源源不息，爲什麼？”
“回陛下，依臣之見，聖人之道在於天理。”桂彥良拱手道。聽到這話，孔克堅和北方名儒士子們臉上不由微微一喜。
“這話是理，但是沒有說全。”劉浩然略一頜首，臉『色』變得肅穆道：“依我之見，那是因爲不管世道多麼艱難，蠻夷如何肆虐，依然擋不住我們求知索明，不甘愚昧的心。胡人的刀再鋒利，可以砍掉我們的頭顱，卻改不了我們的字，胡人的火再荼毒，可以燒掉我們的家園，卻燒不絕我們的書。”
聽到這話，衆人的神『色』不由一凜。
劉浩然不由走上前去，拍了拍那棵杏樹，悠然地說道：“這棵樹從古到今，不知看了多少改朝換代，看了多少中原戰『亂』，看了多少人間悲喜，可是它一直屹立在這裡，它無聲地告訴我們，告訴世人，我們的根就在這裡！”
“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如果我們真的讀懂了聖人之言，這天下早就大同了，我們的百姓也不會經受這麼苦難了。何爲忠？何爲孝？何爲智？何爲信？何爲禮？我們真的明白了嗎？”
聽完劉浩然這番話，孔克堅、孫仲良等人心裡不由打起鼓來，這話難道是在敲打他們嗎？他們早早就知道劉浩然在江南搞得那一套，新理學，新儒學，將夏夷之辯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而推出了國家、民族的概念，北方名儒士子多年深陷“韃虜”統治之下卻不知抗爭，甚至有不少人出仕元廷，效忠韃虜，真要按照江南那一套算起帳來，不是輕罪。
“在這裡我要多謝衍聖公和諸位大家，你們在艱辛中忍辱負重，不以茍且偷生爲喜，廣傳聖人之學，讓我們民族的薪火在北方代代相傳，沒有讓韃虜元胡滅了我們的道統傳承。”
劉浩然的話鋒一轉，恭敬地向孔克堅等人拱手施禮，不由讓衆人一愣，紛紛還禮。
“北方歷經數百年荼毒，韃虜蠻夷在這裡肆虐多年，試圖用屠殺讓我們屈服他們的愚昧和野蠻，他們不僅想在肉體上奴役我們，更想在思想上讓我們世世代代爲他們做牛做馬。現在我們已經用血與火將他們驅逐出去了，可是這裡卻是瘡痍滿目，而今之計，當是我們齊心協力，清毒復正，重振聖人之道，還百姓一個清平世界，否則我們有何面目見祖先在天之靈？我就拜託諸位了。”說罷，劉浩然又向衆人深施一禮。
孔克堅、孫仲良等人在回禮中已經回味過來了，這是劉浩然給他們留了臺階，就看他們識不識趣。識趣的話，按照他的意思，“清毒復正”，把那些“應付”元胡韃虜的流毒理論清除掉，發展出符合這位天子所希望的“理學”和“儒學”，那麼大家都是忍辱負重，不但無過反而有功；如果不識趣，那麼你就是蠻夷韃虜的死忠，這位征戰出身的天子不介意用血與火將你與韃虜元胡一塊清除掉，而且還要讓你遺臭萬年！
不要質疑這位大明開國皇帝不敢做，當年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爲了征服中原和南方，殺得人數以千萬計。這位用血與火將蒙古人趕出中原的大明皇帝難道就是慈悲心腸，他不用學蒙古人那樣殺千萬人，只要殺上幾萬人，幾十萬人，北方的士子們難道還不會像屈服元廷那樣向他屈服嗎？
衆人都知道，現在劉浩然不願意大開殺戒，而是給衆人留出一條活路，原因就是北方經過數百年的戰『亂』人禍，早就是十室九空。現在的北方就是地荒人荒，劉浩然不願意爲了所謂的“學術之爭”讓北方的讀書人大傷元氣，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會走那一步的，他還是希望北方的讀書人自己好好掂量一下，識時務者爲俊傑。
看著孔克堅、孫仲良等人臉上的略有所思，劉浩然知道自己的一席話已經被這些聰明人讀懂了，剩下的就看他們自己了。劉浩然心裡黯然嘆了一口氣，心中既惆悵又略有喜悅。惆悵的是趕走頭上的韃虜容易，趕走心中的韃虜卻是那樣的艱難。略有喜悅是雖然北方被女真人、蒙古人統治了數百年，但是他們並不“注重文治”。尤其是元廷，除了忽必烈少數幾個皇帝關心文治外，其餘的皇帝都在忙於內鬥和享樂，加上自己不爭氣，短短百餘年就夾著尾巴走了，所以荼毒得不深。真要是像另一個世界的滿清統治者，精於“文治”，搞出一個個所謂的“盛世”，估計這會自己將更加頭痛，恐怕將會有一幫子的遺老遺少在自己面前哭泣，甚至唾罵自己是“逆賊叛黨”。趁著現在病得不是很重，努力地搶救一把吧。
而且劉浩然心裡想得更深遠，看著孔克堅、孫仲良等人，他不由地就想起江南那些學子名士們。那些人都是江南地主，尤其是東南江浙富庶之地的地主的代表。元廷佔據江南後，一番大屠殺後又施展拉攏政策，對江南地主們進行“收買”。在元廷的“輕賦稅，通商貿”的政策下，江南尤其是江浙地主們的日子過得不錯，自己入主江南後還受到不少阻礙。要不是自己執行了和元廷差不多的“輕農重商”政策，估計這幫地主鬧得更兇。
劉浩然的輕農重商不是單純地輕視農業，在現如今的社會環境裡，農業是中國的根本，不容不重視。劉浩然的輕農政策是田地賦稅非常輕，而且不採取強硬措施從地主手裡奪取土地，只是沒收蒙古人、『色』目人、寺廟和罪大惡極地主的土地，加上開耕荒地，所以江南的土地政策惠及到了普通百姓卻沒有觸及到地主的利益。
重商不是單純地重視商貿，的確，劉浩然大開工廠，廣通商路，非常重視工商業，並且以豐厚的利潤鼓勵和誘『惑』地主投身到工商業中來，並趁機從地主手裡收購了大量的土地，以分配給不斷增加的新人口。重商另一方面表現在工商業的賦稅極重，尤其是“出口關稅”。
在大明境內，貨品流通一般需要繳納兩種稅，第一種是交易稅，一般在貨品出廠或者交易到普通老百姓時就包含在價格中，這種稅也是分別調控，與百姓們日常相關的貨品稅額就輕，奢侈品或者不常用的非易耗品就非常高；第二種是進出口關稅，尤其是出口關稅極重，原本江南，現在大明的“財政收入”大部分就來自這裡。不過劉浩然是有恃無恐，誰叫大明的商品現在太緊俏了，只要有貨品在手，哪怕繳納高額的出口稅，運到海外去還是極高的利潤。由於實行了《大明航海條例》，加上大明海軍的霸道和對諸商社的扶植，大明商人已經把持了高麗、日本、南洋諸國甚至印度的貿易往來，並開始伸手到阿比尼西亞、阿拉伯等地，直接踢走了原本的阿拉伯等中間商，將一筆巨大的中間差額利潤囊入大明商人的口袋裡。
十幾年的發展，江南的地主是賺得鉢滿盆盈，巨大的經濟實力不僅讓這些轉化爲“大商人”的地主世家開始了思想上的飛躍，也帶來了政治上的野心。他們開始尋求在朝堂上的政治代言人，原本他們支持浙江士子文人，讓這些人爲他們說話。隨著江南理學與劉浩然的關係緩和，江南士子開始與浙江士子合流，學術勢力主要集中在國史館、南京大學、杭州大學、江蘇大學，使得他們背後的江南地主世家的勢力更加大，要不是還有一個龐大的淮西集團杵在那裡，指不定他們已經把持了南京朝堂的話語權。
劉浩然早就看出這個苗頭，所以一開始就留了一手。他利用理學朱學、陸學的分歧，扶植了以羅復仁、程乃彬、王侍堯等人爲首的江西學派，再利用地理相連的緣故，將收復的兩湖等地的士子拉入到江西學派，使其勢力大增，學術勢力主要集中在江西大學、武昌大學、湖北大學和湖南大學。雖然現在還不能與江南學派分庭抗爭，但是再經過十幾二十年的發展，隨著新一代士子成長起來，江西學派的實力將足以與江南學派抗衡。在另一方面，劉浩然利用自己故鄉和淮西集團的地利優勢，開始扶植安徽爲主的太平學派，這個學派雖然底子薄，但是強在靠山硬扎，加上大明一大半的“重工業”和“軍工業”集中在安徽太平、銅陵一帶，加以時日，足以扶植出一個可以與江南學派抗衡的新學派，勢力主要集中在安徽大學、合肥大學、格物院、弘文院和諸多專科大學、專學和研究所。
而在江南學派內部，劉浩然也著手分化化解。江南學派現在以浙西、蘇南的士子爲核心，劉浩然就開始扶植溫州一帶頗有基礎的永嘉學派，這個學派以功利務實爲主，與浙西學派格格不入，而在劉浩然的“推薦”下，淮西集團不少人又與永嘉學派士子連結在一起做生意，現在已經有與太平學派東西呼應之勢，主要勢力集中在浙江大學商學院和弘文院。
但是對於已經成爲天下之主的劉浩然來說，這還不夠，從地理佈置來說，這種勢力分佈太傾斜了，有點頭重腳輕的感覺，北方數省，這麼寬的地盤怎麼能沒有自己的勢力體現和政治代言人呢？
因此劉浩然先好好敲打一下北方士子們，讓他們好好轉個彎來，然後再扶植他們在大學和廟堂上爭個一席之地。不過劉浩然清楚，元氣大傷的北方士子必須要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纔可能追上江南士子們，而且還需要劉浩然大力的扶植和投入，畢竟在將來的大明政治格局裡，經濟實力是一項很重要的基礎。江西學派名士衆多，劉浩然又是刻意扶植，爲什麼依然不能對抗江南學派，就是因爲江西兩湖的經濟基礎比起江浙差得太多了；爲什麼劉浩然對與永嘉學派合流的太平學派寄予重望，就是因爲除去溫州等地不說，光是安徽太平一帶的工業稅收都快要趕上江浙一帶的商業稅收了。
劉浩然深深知道，隨著大明的工商業發展帶來巨大的財富以及國家的安定，大富商和新權貴們將不可避免地開始土地大兼併，因爲中國上千年土地是最大財富的思想還在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爲了抑制土地兼併，劉浩然準備在將來合適的時候改變現在的田地賦稅以產出爲主的情況，改爲田地賦稅固定制度。
劉浩然知道土地兼併的危害『性』，哪朝哪代最後不是因爲土地兼併，大量百姓們失去土地，使得地方豪強世族實力大增，而中央政權威勢大減，加上遇上天災人禍，一點火星子便釀成了改朝換代的大『亂』子。劉浩然不會去執行“打土豪分田地”這種不適宜的抑制土地兼併的政策，作爲穿越者他當然知道用經濟槓桿去抑制土地兼併。而田地賦稅固定就是一種方法。
你擁有的田地越多，就意味著你交的稅越多，因爲將來新的田地賦稅是呈幾何增長，普通百姓擁有的養家餬口的田地不需要繳納太多的賦稅，但是超過一定限度的田地數量，就要繳納更多的賦稅，迫使你不再擁有太多的田地，從而將錢財投入到工商再發展中去。
劉浩然也知道，這項國策執行起來將非常艱難，精明的地主世家怎麼看不出這其中的貓膩，他們會從中阻擾甚至讓這項國策走樣。但是事情總要人去做，劉浩然爲了減少新國策執行的難度，他必須將朝中各種勢力進行有效地制衡，讓誰也無法一家獨大，這樣才能在各自妥協中得以通過。
任重而道遠啊，劉浩然想起這些讓人心煩的事情，心裡滿是沉甸甸地壓抑。要做的事情這麼多，遇到的困難卻不少。蒙古人還在北方虎視眈眈，必須要對其斬草除根；東北地廣人稀，卻是那樣的富足，開發它對於新生的大明王朝卻是利遠大於弊；南洋又開始鬧騰，現在大明一大半的稅收靠海外貿易支撐著，那裡一『亂』，等於勒緊了大明的錢袋子；北方收復了，爲了發展這裡，需要興建更多的工廠，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物力，現有的海外市場已經不夠用了，大明海軍還需要開拓更廣闊的天地，否則對不起那些用黃金堆砌起來的戰艦；西北還有元軍殘餘，清除他們之後大明將直接面對伊斯蘭勢力，不打敗他們，大明就無法開通陸上對外商路；西南也還有元軍殘餘和割據勢力，那裡少數民族衆多，雖然湖南、貴州、廣西改土歸流效果顯著，可是一旦進入到四川、雲南、西藏，遇到的困難將更大，在劉浩然的心裡，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爲大明打通一條通往印度洋的陸上通道。最關鍵的是天下初步安定了，被壓制在下面的各種國內暗『潮』將開始涌現，理學不甘於成爲“官學之一”，他們還將嘗試成爲獨尊唯一的官學，而各派勢力在這場爭鬥中將會扮演什麼角『色』呢？歷史會不會倒流呢？如何讓自己的國策在後世能有效地執行下去？
想到這裡，劉浩然不由悠悠地嘆了一口氣，他擡頭看向了不遠處的大成殿，孔聖人當年爲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奔走於諸國之間，會不會也有自己這種沉重和惆悵呢？突然間，劉浩然覺得孔聖人不論學問，他的、這份對理想的執著就值得後人景仰。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劉浩然暗中嘆息道，他的心中突然又想起另一位偉人的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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