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駐日公使何如璋失望的走出日本外務省，他的外交活動失敗了，日本表示一旦大明跟美軍開戰，日本將嚴格遵守中立法。
何如璋拉攏日本表示，美國不但排華也排日，大明如果跟美國因爲排華問題爆發戰爭，日本也可以從中受益，大明希望日本能在對美作戰上，跟大明結成同盟，爲亞洲人，黃種人爭取生存權力。
可是日本表示，日本沒有加入戰爭的條件，日本將保持中立。
何如璋多次遊說，都沒能說服日本人，日本始終表示將堅守中立。
這意味著一旦開戰，大明將無法利用日本的港口。
何如璋不知道的是，他跟日本的交涉，在日本政府高層引起的震撼，大明已經打敗了法國一次，那次大明勝利之後，日本文化界的反響強烈，正面的聲音爲主，他們看到黃種人打敗白種人，危機感強烈的日本感到了鼓舞，這意味著只要變革下去，同爲黃種人國家的日本也能變得強大，從而擺脫被白人瓜分的危險。
這就好像日俄戰爭後，對世界非白種人國家的鼓勵一樣，日俄戰爭之前，雖然嘴上不服氣，但卻受到白人至上主義的影響，看到白人在全世界橫行，在所有地方高人一等的樣子，在非白種人心中造成的自卑陰影十分深刻，日本的勝利，讓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原來非白種人弱，並不是因爲先天的人種低劣，只要通過改革和努力，也是能變強的。
但日本國小心大，或者說自尊心強，日本文化界在歡心之餘，也十分擔憂。
日本思想教父福澤諭吉不斷的提醒日本人，日本不能被支那國家所遮蔽，他在1884年就發表了文章，《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對西方人一提到東亞，只會提大明和滿清十分憂慮，感覺日本被龐大的東亞大陸的倒影所遮蔽，還聲稱支那人的卑躬屈膝寡廉鮮恥這筆了日本人的俠義，朝鮮人的殘酷刑罰會讓日本人也被人認爲無情。福澤諭吉的文字中，一方面包含著在大陸國家面前的盲目自大，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在西洋人面前的過度自卑，極其在乎西洋人的觀感。
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西化的很徹底，但卻拋棄了自己的根，好像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一樣，迷茫、無助、恐慌。
尤其像福澤諭吉這種西化的人物，更是極力鼓吹日本要全面西化，極力歌頌明治維新中的種種事業，完全蔑視大明的改革和滿清的洋務運動，其實這已經不是從文化本身去考慮問題了，而是從思想上在考慮問題，是意形識態之爭，因此他極力在來源於中國的東方文化前表現的極度高傲，把東方文化貶低的一錢不值。
不再使用傳統稱呼將大陸稱之爲中國或者唐國，改稱之爲支那或者支那地區，連大明都包括在內，顯然他們不希望用中國這個比較有歷史推崇性的名字在描述大陸國家。
爲什麼要這麼做，第一是這貨思想西化，真的是看不上傳統文化那一套，不希望日本人繼續沉浸在傳統的禮儀文化之中，希望鼓動日本人性格中的獸性，推行軍國主義。
他不但對中國文化表現的鄙夷不說，還要求日本人應該摒棄幾千年來的唐化成果，寫文章《有支那色彩的東西應該摒棄》進行呼籲。寫《文明論》抨擊傳統文化，將人類文明分爲三類，未開化，半開化和文明開化三種，他們認爲原本的日本屬於半開化，隨著學習西方文明，日本開化了，而中國和朝鮮還是未開化國家，日本有必要用軍隊幫助中國和朝鮮開化，顯然這貨的最終目的是鼓吹進攻大陸。
最後形成的思想正是所謂的脫亞入歐。
日本正是有一羣這種盲目媚外的傢伙，即讓日本人在進行革新的時候，可以放下思想爆發大刀闊斧的西化，同時又大肆拋棄了舊傳統，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心，心態極度自卑，甚至有種要求引進歐美人種改良日本人種的輿論，直接就認爲日本人種是低劣的了。
這就是沒有底蘊的國家容易犯的錯誤，衰敗時盲目自卑，興起時又盲目自負。
後來在日本留學的魯迅等人也沾染了這種毛病，連中國文字都要廢棄，認爲唯有這樣才能徹底改善中國文化，因爲那樣的話，中國人就不會讀懂古書了，也就不會被舊歷史，舊思想所束縛。
幾年前，朝鮮發生了壬午兵變，滿清和日本同時出兵朝鮮鎮壓，福澤諭吉那時候就開始鼓動戰爭，寫文章《支那士兵罪責難逃》，聲稱滿清士兵殺害日本在朝鮮的婦女兒童，還寫了《一旦開戰，勝券在握》給日本民衆壯膽，還告訴民衆不要害怕支那人的報復等等。
這貨的理論在日本很受歡迎，可是大明也在變革，他爲了貶低大明的變革成果，還是下過本錢的，前幾年到大明遊歷了一番後，回國寫文章告訴日本人說大明的變革不過是一種假象，面子上糊上了西方文明的表皮，骨子裡還是那一套腐朽的文化，他主要依據的是大明普及教育的教材中大量教授四書五經，他告訴日本民衆，在日本飛速革新教育，採用最先進，最文明之西方教材教育自己的學生的時候，大明反而在大肆興辦寺子屋。
日本的寺子屋在日本教育歷史上功不可沒，主要都是民間教育機構，一般爲寺院創辦，免費或者只收少量學費，教育平民子弟讀書，很多窮人家的孩子從小就放在寺廟中讀書，好像寺院裡的孩子一樣，所以叫做寺子屋。
這種寺子屋並不正規，教授的知識主要看寺廟的教師水平，大多還是教授傳統的儒學，同時爲了孩子的生計考慮，他們還傳授給平民一些實用的農業知識，很受普通百姓喜歡。
日本明治維新前之所以能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識字率，就是這種寺子屋的功勞，在日本全國大概擁有以那16560家寺子屋，由於是寺院，所以老百姓都比較放心，女學生也願意送去學習，所以寺子屋的教師和學生都有相當數量的女性，這讓江戶末期日本的識字率達到了世界最高水準，1850年統計的就學率高達70%-86%，而大明推行普及教育二十年的時候，才勉強達到這個水平。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打著西化的大旗，連這種優良傳統也看不上了，看不上傳統的教育方式，要求革新爲西式學堂，1872年9月，文部省頒佈了教育改革法令《學制》，明確宣佈要在全國普及小學，把全國分成80個大學區，每個大學區設大學1所，中學32所。每個中學區設立小學210所。全國辦8所大學，256所中學，53760所小學。實際上他們知道21世紀，也才建了兩萬多所小學。
但新教學令，要求廢除寺子屋，強行要求學生轉入政府開辦的西式學堂，結果不但沒有受到百姓的歡迎，反而是大加抵制，老百姓覺得孩子擠在一起聽天書一樣聽老師將西方科學文化，什麼都沒有學會，完全沒有用，還不如寺子屋中教的農用學問呢。
結果導致老百姓不願意將孩子送進政府辦的學堂，1873年小學就學率只有28%，1890年才達到50%，直到1905年才達到96%，超過了寺子屋時代的入學率。
另外政府辦學經費，還主要是向窮苦的老百姓徵收，這更讓老百姓不滿，出現了大批搗毀學校，襲擊教員的事件。
不過他們倒是成功的摧毀了所有的寺子屋，通過一項法令，將設立寺子屋的大批神佛合一的神道教寺廟，進行了神佛分離，推行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而排斥已經跟神道教融合到一起的佛教。
日本稱之爲“廢佛滅釋運動”，大批佛寺全毀，多數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毀，僧侶轉職爲神職人員，直到1901年，這場佛教文化滅絕運動才結束，而就在這一年，日本一家寺廟重開了寺子屋性質的學校，幫老百姓照顧和教育孩童，但已經改名叫幼稚園了。
後世一提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因，必說日本重視教育云云，大體上沒錯，日本是通過引入西方教育方式，短期內培養了大批工業化人才，可他們的教育也是走了彎路的。很大程度上，日本工業化成功不是教育的成功，反而是工業化的成功帶來了教育的成功。
福澤諭吉批評的大明普及教育爲寺子屋，展現的還是日本人對本國舊傳統的鄙棄，認爲寺子屋就是不好的，這主要是精英的心態，一切向西看，凡不是西化的就不是好的。大明堅持了舊道德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朱敬倫向士大夫階層進行的妥協。可也絕不是完全傳統的舊學，主要教的還是數學等基礎科學。
不過福澤諭吉將大明教育比喻成日本的寺子屋教育，一定程度上給他打擊大明改革找到了理論依據，他的目的還是維護日本式改革的正確性，擔心日本政府和民間受到大明影響，而回到舊教育的老路上。
但是大明打敗法國，讓福澤諭吉這老小子很尷尬，很多依然對傳統儒學抱有好感的文化學者發文質問他，爲什麼寺子屋的大明打贏了法國，而不是已經福澤諭吉口中“不斷地採用西洋文明的利器”的日本打敗了白人呢。
福澤諭吉很是低調了一陣，但隨著大明跟美國關係變得緊張之後，他又開始活躍了，他鼓勵日本政府要趁著大明跟美國交惡的機會，找機會“開化朝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