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罪歲：歸罪於年成。

【譯文】

梁惠王說：“我對於這個國家，可真是夠盡心的了！河內發(fā)生了災害，那裡的百姓忍飢挨餓，我就把他們遷移到了河東，又把河東的糧食運到河內賑濟災民。河東發(fā)生了災害，我也像以前那樣，把百姓遷到?jīng)]有受災的地方，還調運糧食賑濟災民。我觀察其他國家的政事，沒有哪個國君像我這樣爲百姓著想的。可是，他們的百姓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我的百姓也並沒有因此而增多，這是爲什麼呢？”

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歡打仗，那就讓我用戰(zhàn)爭作比喻吧。咚咚地敲起戰(zhàn)鼓，刀鋒槍刃相互碰撞，膽怯的一方就會扔掉盔甲拖著兵器逃跑。這時，有些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了下來，有些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了下來。如果有人憑著只跑了五十步的理由，嘲笑其他的跑了一百步的人，那怎麼樣呢？”

梁惠王聽了，說道：“不能這樣。他只不過是沒有跑一百步而已，但也是逃跑啊。”

於是，孟子又說道：“如果大王懂得了這個道理，那就不要指望自己的百姓比別的國君多了。不耽誤百姓農業(yè)生產的時間，就會有吃不盡的糧食；不用細密的漁網(wǎng)在池塘裡捕魚，就會有吃不盡的魚鱉；按一定的季節(jié)進山砍伐樹木，就會有用不盡的木材。糧食和魚鱉吃不盡，木材用不盡，這就使百姓養(yǎng)家餬口和辦理喪事都沒有什麼遺憾的了。如果百姓對生養(yǎng)死葬都沒有不滿，這就是王道的開始了。

五畝大小的宅地，在房前屋後種上桑樹，五十歲的人就能穿上絲織的衣服了。雞、豬、狗等家禽，不要錯過它們的繁殖時機，七十歲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畝的耕地，不要耽誤生產季節(jié)，有好幾個人的家庭也能不捱餓了。辦好教育，反覆向年輕人灌輸孝敬父母、敬愛兄長的道理，頭髮花白的老人就不會肩扛頭頂著重物趕路了。七十歲的人能穿上絲織衣服、吃上肉，百姓們都不挨餓受凍，達到這樣的地步而不能統(tǒng)一天下，這樣的情況是從來都沒有發(fā)生過的。

富人家的豬狗吃人吃的東西而不知道加以制止；道路上都有了餓死的人了，卻還不知道打開糧倉賑救災民；百姓們被餓死了，卻推脫說：‘這不是我的過錯，是因爲年成不好。’這種說法跟拿著刀把人殺死後，說‘殺人的不是我，是刀’有什麼不同呢？大王不要歸罪於年成不好，只要施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都會前來歸順您了。”

【闡釋】

這一章歷來被學者看做是孟子的王道思想的施政宣言，中心思想是如何施行仁政，如何由仁政而王道。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在施行仁政和王道時的具體措施，與早期儒家“先富後教”的思想不謀而合。

此外，在這一章裡，還引出了“五十步笑百步”這一名言。通過這個比喻，孟子不僅形象而生動地表達了他主張王道、提倡禮樂的理念，而且也第一次讓讀者領教了他論辯的巧妙技巧和高超水平。

梁惠王自認爲對百姓很盡心，而且在言語之中還有些埋怨百姓“不識擡舉”，辜負了他的盡心。可是，他的這一堆道理在孟子眼裡只不過算是強詞奪理罷了，實際上。梁惠王的做法與鄰國國君的做法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qū)別。在否定和批評了梁惠王以後，孟子就勢提出他認爲的治國的根本之道，也就是要施行仁政，讓百姓休養(yǎng)生息。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1］承教［2］。”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3］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曰：“庖［4］有肥肉，廄［5］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6］；爲人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7］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8］者，其無後乎！’爲其象［9］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註釋】

［1］安：樂意。

［2］承教：接受教導。

［3］梃：泛指棍棒。

［4］庖：廚房。

［5］廄：馬棚。

［6］且人惡之：應是“人且惡之”。且在這裡當尚且解釋。

［7］惡：何，怎麼。

［8］俑：古代祭祀和陪葬用的木人、陶人。由於這些木人和陶人非常像真人，因此孔子覺得這樣不好，就很痛恨最初採用木人和陶人祭祀、陪葬的人，將他們稱爲“始作俑者”。

［9］象：同“像”。

【譯文】

梁惠王道：“我很願意聽取您的指教。”

孟子聽了，便問梁惠王道：“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殺死人，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嗎？”

梁惠王道：“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又問道：“那麼，用刀殺死人和用苛政害死人，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嗎？”

梁惠王又回答道：“也沒有什麼不同。”

於是，孟子說道：“廚房裡有肥嫩的肉，馬廄裡有健壯的馬，可是百姓們卻面露飢色，郊外也躺著餓死的人的屍體，這就如同是帶領著野獸吃人啊！野獸自相殘殺，人類見了尚且厭惡，而作爲父母官的國君，在管理百姓事，卻如同帶領著野獸吃人一樣，這樣怎麼能夠做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經(jīng)說：‘最初造出土俑木偶用於陪葬的人，應該會斷子絕孫吧！’這不過是因爲土俑和木偶太像真人的樣子，卻用來陪葬罷了，這樣做尚且不對，那又怎麼能讓百姓活活因飢餓而死呢？”

【闡釋】

在這一章裡，孟子從側面批評了當時諸侯的暴政對百姓的兇殘和危害，並再次提出保民的主張。衆(zhòng)所周知，孟子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他的保民、養(yǎng)民、安民的思想主張上。

所謂“保民”，首先是保證百姓的生存權，讓他們能安全地活著。孟子認爲，作爲百姓的父母官，讓百姓安全、幸福地生活是執(zhí)政者的基本職責，賢明的執(zhí)政者應該採取措施，使百姓免於被天災和人災傷害，最起碼要做到“取民有度”。

但是，梁惠王在這方面做的並不好，因爲“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且，從中國漫長的歷史上看，能達到孟子的要求的統(tǒng)治者沒有幾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看，所謂的保民、養(yǎng)民、安民只是暗藏在知識分子心中的一幅美好藍圖。

但是，儘管孟子的言論從來沒有被真正的落到實處，但卻並不過時，對當今社會也起著重要的警示作用。

【原文】

梁惠王曰：“晉國［1］天下莫［2］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3］；西喪地於秦［4］七百里；南辱於楚［5］。寡人恥之，願比［6］死者一灑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7］，而可以王［8］。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9］；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yǎng)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徵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無疑。”

【註釋】

［1］晉國：這裡指魏國。公元前376年，韓、趙、魏三家諸侯瓜分了晉國的土地，其後，周天子和其他各諸侯國承認了韓、趙、魏這三國的地位，稱這三家爲“三晉”，因此，梁惠王自稱魏國爲晉國。

［2］莫：沒有。

［3］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根據(jù)《史記》的記載，公元前341年，魏國出兵討伐趙國，趙國抵擋不住，被迫向齊國求救。於是，齊宣王用孫臏的計策，在馬陵大敗魏軍，魏太子申被齊軍俘虜，將軍龐涓被殺。

［4］西喪地於秦：根據(jù)《史記》的記載，公元前354年，秦軍與魏軍在元裡交戰(zhàn)，魏軍大敗，秦軍佔領少樑。在馬陵之戰(zhàn)後，秦軍又多次打敗魏軍，魏國被迫把河西之地和上郡等地共七百里土地割讓給秦國。

［5］南辱於楚：根據(jù)《史記》的記載，公元前324年，楚軍在昭陽的率領下打敗魏軍，並攻破了襄陽，魏國被迫讓出八個縣的土地。

［6］比：替、代，意爲代替死者雪洗恥辱。

［7］地方百里：這裡指面積只有一百里的小國。

［8］王：稱王，稱霸天下。

［9］易耨：及時除草。

【譯文】

梁惠王說道：“我們魏國曾經(jīng)是諸侯國裡最強大的國家，天下再也沒有比它更強大的國家了，這是您所知道的。可是，王位傳到我這一代的時候，在東邊，被齊國打敗，連我的長子都戰(zhàn)死了；在西邊，又把七百里的土地丟失給了秦國；在南邊也受到了楚國的欺辱。面對這種情況，我深感慚愧，想要替所有的死難者報仇雪恨。請問老先生，我該怎麼做呢？”

孟子回答道：“國土只有方圓一百里的國家也能夠使天下威服。如果大王能對百姓施行仁政，減免刑罰，減輕賦稅，倡導深耕細作，及時清除雜草；讓年青人在閒暇之餘學習孝順、尊敬、忠誠、誠實的品德，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出門能尊重長輩，這樣，他們即使拿著木棒，也可以打敗那些盔甲堅硬、刀槍銳利的秦楚軍隊了。

秦國、楚國和楚國的國君常年侵佔百姓的農時，使他們不能深耕細作來侍奉父母，父母挨餓受凍，兄弟妻子東奔西散，他們使自己的百姓陷入痛苦的深淵，如果大王前去討伐他們，有誰來抵抗您呢？所以說：‘施行仁政的人是天下無敵的。’請大王不要疑慮！”

【闡釋】

有人指出，可以從這一章裡看到孟子不被容於諸侯的原因：他不像蘇秦、張儀等崇尚“詐力”，處處考慮國君的利益，相反，他總是首先考慮百姓的死活，讓諸侯們總是“南轅北轍”。

的確如此，在這一章裡，面對梁惠王急於洗刷敗軍失地的恥辱的心理，孟子卻根本不理會這些，答以如何通過施行仁政以保民富民、最終達到統(tǒng)一天下的目的。儘管從最終的目的看，梁惠王照著孟子的話去做，也能雪恥復仇，但這個過程總歸太漫長了些。孟子真是有些答非所問了。

孟子的觀點主要在這些方面：一是“施仁政於民”。在這方面，又以調動百姓的勞動積極性以發(fā)展農業(yè)爲主，不管是省刑罰，還是薄賦稅，都是圍繞著發(fā)展農業(yè)的中心提出的。二是加強對百姓的道德教育問題，這與儒家一貫堅持的“政治教育”主張相吻合。儒家強調教育的核心是“孝、悌、忠、信”，認爲德育是第一位的，知識還是第二位的。這有助於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質。

在這一章裡，孟子還提到了“省刑罰以施仁政於民”的主張，因爲“省刑罰”是孟子提倡的仁政的重要內容。那麼，怎麼看待刑罰在仁政中的作用呢？

根據(jù)孟子的主張，國君對施行刑罰不能太過苛重，而應該以“省略”爲主。衆(zhòng)所周知，過度的嚴刑峻法會使人人自危，最終會導致上下離心，進而危及社會的安定和國家的穩(wěn)定。正是因爲孟子看到了“重刑罰”的負面效應，所以，他從施行仁政的角度出發(fā)，反對嚴刑峻法，主張對百姓加強道德教育，行“不忍人之刑罰”。

孟子極力主張“省刑罰”，但又並不完全排斥刑罰，而是強調“以刑輔德”。從實際情況看，如果僅僅憑藉國君的善心，也不能完全處理好政事，也就是說，只有“德法相輔”，才能取得他預想的效果。這就是孟子並不主張“去刑罰”，而是強調德刑兼施、以德爲主的原因。

從歷史的眼光看，在春秋戰(zhàn)國那樣一個諸侯爭霸的環(huán)境中，孟子能提出“省刑罰”也是難能可貴的，具有很明顯的積極意義。

【原文】

孟子見樑襄王［1］，出，語［2］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3］而不見所畏焉。卒然［4］問曰：‘天下惡乎定？’

“吾對曰：‘定於一［5］。’

“‘孰能一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也。’

“‘孰能與［6］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