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二○年東京的深秋，天氣涼爽。草坪的綠色已經有些泛黃，那如血般鮮豔的紅葉，宣告寒冷的冬天即將到來。然而在滿頭白髮的首相原敬的感覺中，此時已經是寒冷的冬天了。

原敬，號一山，一八五六年生於巖手縣盛岡市。原敬出身平民，三十歲時，作爲《大東日報》社記者，被明治維新元勳、九元老之一井上馨看中，進入外務省當秘書。原敬在外務省十五年，辭職後任《每日新聞》社主編、社長。一九○○年，原敬接受伊藤博文的邀請，加入剛成立的政友會，任幹事長。其後，原敬在內閣當過一任郵遞相，三任內相。一九一四年，繼西園寺公望之後，原敬出任政友會第三任總裁。

寺內正毅內閣因搶米風潮下臺後，由議會多數黨政友會的總裁原敬任首相上臺組閣。原敬既不是藩閥，也不是貴族，是第一沒有爵位的首相，因而他有了“平民宰相”的稱號。原敬內閣除外相、陸相、海相這三相外，其餘皆爲政友會成員，這是打破藩閥官僚政治，第一次實現了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多數黨組閣的政黨內閣。

在一片歡呼聲中上臺後，原敬開始內心醞釀了多年的新政：刷新內政，改革外交。可是兩年了，各項政策的實施並不順利。特別是經濟危機發生半年來，形勢日趨惡化。原敬憂心仲仲，單獨請來了外相內田康哉，要與他討論打開日本外交困境的新思路。

首相官邸是一棟西洋風格的兩層木質樓房，在明治初期仿歐風甚行時的建造，原來是太政大臣的官舍。不過，在仿歐風潮退後，內部設施都已經迴歸日本化了。

在二樓寬大的辦公室裡，原敬向坐在對面的內田說，“在戰爭期間推行的對華外交政策全是失敗之策，給後來埋下了不堪憂慮之禍根哪！唉，這些政策不僅惡化了本應彼此親善的日中關係，同時也加深了日本和各列強之間的不信賴感，各列強紛紛猜疑日本趁機要獨霸中國，如此下去，日本將處於孤立之境，在外交上和貿易上損失慘重。”

“本應彼此親善的日中關係？哼哼，這種鬼話說給別人說還行，對我說就沒什麼意思了。”內田在心中暗暗鄙視，指著掛在牆上的地圖，嘴上附和著原敬說：“是啊，即使是一個不太懂政治的普通人也看得出，從西伯利亞直到福建，日本已經對中國形成了戰略進攻的態勢。這樣露骨的擴張政策，不僅會引起中國的強烈抵制和反抗，更會引起列強的猜疑和干涉。”

內田是熊本縣人，比原敬小十歲，雖然不是政友會成員，但倆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在外務省共過事。而且在第四次伊藤內閣時，原敬任郵遞相，內田任外交次官。

兩人都是西化派，面前擺的不是茶，而是咖啡。綴一口咖啡，內田繼續說道，“日中關係十分重要，而且又十分複雜。我還記得早年你在《清國問題》一文中就說過，雖然各國能夠佔領清國要塞，但要完全瓜分並佔領清國，從各國之利益制衡來看亦是不可能，且目前各國之國力亦達不到。”

“是的。”俊帥雅儒的原敬不無得意地說，“當時我就意識到，清國將逐漸衰落成羸弱之國，但是不會滅亡而將繼續存在下去。因爲在清國的問題上，各國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利害衝突和矛盾鬥爭，相互利用，彼此牽制，各國的實力支配著其權益的多寡及發言權；一國無所顧忌，企圖獨霸中國利權，與其他國家爲敵的外交策略是不可行的，因爲沒有哪國實力能與世界爲敵。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一定要明確本國利權的所在，頭腦冷靜地注意清國之大勢與日本之利益及國力。”

原敬是從逆境中成長起來的，沒有受過正規完整的學校教育。但年青時投身新聞界，又長期在外務省工作過，並有在中國、朝鮮、巴黎等海外工作的經歷，還對歐美進行過實地考察。因此，他務實不空談，眼界寬闊，對於國際關係和對國際形勢的見識，要比絕大多數許多日本政治家強。

“這一推論無疑是正確的，也是符合實際的。”內田這倒不是拍馬屁，而是真心地贊同。

“可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不考慮日本的國力與利益的關係。”原敬說，“特別是提出《二十一條》那樣過份的要求，連我們日本自己的評論家都說，‘這樣對待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就象對待自己的臣屬和妻妾，當然會招致他們的不快。從歐美人來看，日本想要把中國變成自己的屬國’。中國畢竟不是朝鮮，這樣幹能行嗎！”

“是啊，正是因爲沒有看清自己，企圖獨霸中國利權，才造成了帝國今天如此嚴重的局面。”內田畢竟是老外交官，見多識廣，不象許多日本軍人那樣，自以爲老子天下第一。他說，“歐美列強在中國爭奪利益時尚且不能無所顧忌，日本的實力更遜於英美各國，卻如此無所顧忌，樹敵於全世界，實在不知如何說纔好。”

原敬站起身，揹著手，一邊鍍步一邊說：“十餘年前的歐美之行對我觸動很大，直感到美國是一個真正的活躍之國，其潛力巨大非其它國家可比。經過這次戰爭，美國迅速堀起，成爲第一富國，說明我的感覺是對的。我認爲未來美國將執世界牛耳，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這很快就要成爲事實了。”內田說，“我想，只要是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看到這一點。”

“軍事戰爭現在基本結束了，但一場嚴峻的貿易戰就要開始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各國必將會圍繞中國展開這場激烈的貿易戰。爲使日本立於不敗之地，我們不能盲目自大，一定要結合本國的實力，審時度勢，斷然改變外交政策。”

內田點點頭，說：“記得你當年說過，對中國的政略，更多的是要考慮與歐洲列強的外交平衡關係。對清政略即是對歐政略，對歐政略即是護國政略。現在是不是可以說，對華政略就是對美政略。”

“是的，對華取什麼策略，應該是在日本對美國採取什麼策略的基礎上來確定的。”原敬點點頭，說，“對華外交是我日本帝國外交之基軸，而美國對中國問題的影響日益增強，若能與美國交好，那中國問題就能自行解決。因此，在解決中國問題時必須採取一定之策略以使美國不反對。以往完全壓制中國方面之做法並非今後之善策，要採取日中親善，緩和與各列強關係的外交方針。”原敬停下腳步，望著內田說，“也就是要鞏固日英同盟關係，想方設法加深與美國的感情，以便採取合作方針”。

這兩年來，在外交上諸多事情一直也是採取與美國合作的方針。但內田知道此時原敬的意思，不是某一件具體事項與與美國合作，而是要把全方位與與美國合作定爲國策。內田想了想，說：“維持日英的同盟關係，採取日美合作方針，這都對日本帝國有利，我很贊同。但是，”內田擔心地說，“日美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已經公開化，都把對方作爲假想敵。既然定與美國合作爲國策，我們勢必就要作出一定的讓步，要說服軍方可不太容易啊！

內田說的是實情。一九一八年十月，原敬一上臺就作出決定，到年底將日本在西伯利亞駐軍由七·二萬人降到二·六萬人，遭到陸軍參謀本部的強烈反對。在巴黎和會召開時，原敬也有心通過歸還山東權益，與中國改善關係，但結果被藩閥官僚和軍部壓了下去。

原敬內閣並不是政友會在民主運動中與藩閥官僚鬥爭而產生的，而是工農運動、革命運動、民主運動和藩閥官僚強權政治鬥爭的產物。原敬認識到了這一點，也運用了這一點：一方面利用民衆的壓力，逼元老、軍部、貴族院、樞密院等特權機構讓步；一方面又與特權勢力妥協，並利用他們來抵禦民衆的壓力。爲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原敬則將改善教育、整頓交通、充實國防、獎勵產業作爲四大政綱。這四大政綱也就是想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投資，反過來刺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時間，原敬得到了各方的好評，政友會的勢力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張。

正因爲原敬內閣並不是政友會鬥爭的結果，而是“米**”把寺內內閣趕下臺，藩閥官僚出於大勢所迫，把政權讓給政友會的，藩閥官僚仍然把持著樞密院、貴族院和軍部等機構。在外交方面，更是長期由元老們主導。寺內正毅的前任大隈重信，就是在外交上擅自作主，引起元老們的不滿，最後不得不辭職下臺。因此，原敬在許多方面不得不作出妥協，以使自己的主張能得到貫徹。

不過此時情況已經有所不同，他領導的政友會在引入小選舉區制後，首次衆議院選舉中獲得佔絕對多數席位，取得壓倒性勝利。有了更多的民意支持，他也就有了更多的政治資本，至少在衆議院能順利通過政友會的施政方針。

“政治應高於軍事，軍事是爲政治服務的。因此外交必須一元化，統一由外務省負責，軍方或其它部門不能隨意插手。”現在日本到了這個地步，原敬不想妥協了。他口氣堅定地說，“縱觀世界局勢，美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如果日本不想成爲世界孤兒，必須改善日美關係，實行日美合作。日美親密合作不僅能解決中國問題，可避免日美兩國之間的戰爭，更因爲日本經濟嚴重對外依賴性。可以說，日美間的親密與否關係到我國的將來之命運。”

“其實寺內當時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內田說，“但認識還沒有達到你這個高度。”

“對，與美國進行合作，寺內內閣實際上已經開始了，蘭辛石井協定就是成果。對中國採取懷柔，以借款扶助的經濟手段來擴展利權也是對的，但平衡關係仍未能掌握好。不管用什麼手段和方法，都不能不考慮美國的因素。寺內沒有根本轉變強勢舊思維，而且對中國內部紛爭涉入過深，致使局面如此。”

“是啊，致使給人印象是，日本要全面掌控中國。這對於一直想插足的美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這些事情內田都曾參與，他同意這種看法。想了想，內田問道：“那麼，是不是可以認爲，日本在全部的國際事務中，都要考慮美國的因素？”

“是的，國際事務要和英美協調一致，特別是美國。”原敬肯定地點點頭，更強調說，“日美英三國進行合作對國家的將來極爲有利。反之，如果日本與美國關係疏遠那將是十分危險的。因爲日本經濟嚴重對外依賴性，甚至對內政策的制定，恐怕也不得不考慮美國的因素。”

時間一晃幾個月又過去了。一九二一年三月，蘇俄放棄戰時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發展商品經濟，允許私人存在，資本允許外國資本進入。英國率先與蘇俄締結通商協定，接著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同蘇俄談判通商事宜。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爲國內國外形勢所迫，內外交困的日本，在對外政策上不得不作戰略退守。由獨佔性地對華全面擴張政策，改變爲“確保在滿蒙的特殊地位”，與英美進行“國際協調”的政策。

五月初，日本內閣會議決定，與蘇俄遠東共和國進行談判，並以“消除對朝鮮、滿洲的威脅和保證居留民及交通之安全”爲條件，承諾日本撤兵。

五月十六日，原敬把朝鮮總督、朝鮮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駐華公使、駐瀋陽總領事以及駐青島、西伯利亞日軍司令官都召回國，舉行對華策略研討會（第一次東方會議）。

經過討論，將對華政策調整爲：不干涉中國內政，以獲取經濟利益爲主。但是，“滿蒙”與日本領土接壤(朝鮮)，對日本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的生存且有極其重要的關係。因此，日本不僅要維持在“滿蒙”的既得特殊地位和權利，今後要努力擴大這種特殊地位和權利。會議通過了《關於對張作霖的態度》的決議，決定“援助掌握滿蒙實權的張作霖，以此來確保我國在滿蒙的特殊地位”。對於張作霖鞏固其在“滿蒙”的勢力，給予幫助和支持。但對於張作霖向中央擴張的野心，不予支持。

五

東方會議開完才三個月，正考慮怎麼與美國合作，原敬內閣接到了美國召開裁軍會議的邀請函。原敬不禁用手輕累拍打前額，感嘆道：“這真是天助我也！”

歷時五個多月的巴黎和平會議，並沒有建立戰後全球“新秩序”，解決列強們之間的矛盾，反而使矛盾益顯尖銳。軍備競爭更加激烈，擴軍計劃一個比一個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各國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死亡人數爲一千萬人，受傷人數爲二千萬人，經濟損失達到了三千四百多億美元。人民大衆負擔著沉重的軍費，得到的是生活困苦，家破人亡。戰後呼喚和平，反對戰爭，反對軍備競賽，要求裁軍的呼聲日益高漲。

同時，海軍軍備這樣無限制競爭下去，在財政上誰也受不了。一九二○年三月，英國宣佈將放棄傳統的海軍“兩強標準”（必須保持足以與兩個最強敵國海軍的作戰實力）政策。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美國國務卿休斯向英、日、中、法、意五國建議在華盛頓召開裁軍會議，主要討論限制海軍軍備問題。第二天，休斯又表示裁軍問題同遠東太平洋問題密不可分，遠東太平洋問題也將列入會議議程。八月十一日，美國正式向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八個國家，英、日、中、法、意、比、荷、葡發出邀請，會議準備於十一月在華盛頓召開。

在日本，從日俄戰爭以來，要求和平的呼聲一直未停過。不過日本一直都是戰爭勝利者，在一戰中更是大發其財，這種呼聲沒有多少人願意聽。在戰後日本的孤立處境和世界裁軍呼聲中，一九二一年二月，年過花甲、當了三十年衆議員、被譽爲“憲政之神”的尾崎行雄，在議會上提出《限制軍備決議案》：通過裁軍來擺脫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削減阻礙教育、產業、交通發展的軍費；克服落後於時代的大艦巨炮主義。

雖然尾崎的《限制軍備決議案》在議會上遭到否決，但得到了深受軍費重負之苦的中小資本家和普通民衆的支持。美國提議召開國際裁軍會議的消息傳來，使日本裁軍呼聲更加高漲。

與尾崎並稱“憲政之神”的犬養毅，在國民黨大會上提出要根據產業立國主義來裁軍：“在經濟上，通過整頓財政和裁減軍備來鞏固產業立國的基礎，以求在國際競爭上佔據優越地位；在國際上，以裁軍和產業主義來消除各國認爲日本是軍國主義和侵略主義的誤解；在軍事上，爲了準備國家總體戰，平時應全力以赴地發展產業，縮短服役年限，削減常備師團，以增加生產勞動力。”

原敬自上臺後，展現出了他八面玲瓏的手段：既迎合資產階級，又不得罪藩閥貴族，還要安撫工農羣衆。在“四大政策綱領”之下：擴充鐵道、海運、郵電、電報電話等交通通信網絡建設，大幅度增加高等教育機構，批準了海軍夢寐以求“八八艦隊”軍備擴充計劃。財政支出從一九一九年不足十一億，到一九二一年近十六億，二年增長50％。軍費支出更是從三·九四億到七·六六億，佔支出預算的48％，二年增長近一倍。然而，日本根本無法維持如此鉅額軍費開支。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的形勢下，繼續大規模地擴充軍備，後果不堪設想。

從經濟實力來說，日本遠遠不及美國。美國工業早在一**四年就已躍居世界第一位，一戰後更是要比日本富得多：工業總產值是日本的十倍，鋼產量是日本的五十倍。從一九一七年以來，美國的軍費支出佔財政支出和國民收入的比例，只是日本同期的一半。而且，美國不僅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而且美國人均收入是日本人均收入的十二倍。所以，無論是現有經濟實力和未來的發展潛力，美國都是日本所望塵莫及。原敬內閣很清楚，與美國搞軍備競賽，就算日本人不吃不喝，那也趕不上！

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經濟的發展對美國存在著高度的依賴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對美輸出和輸入均佔日本外貿的首位。日本對美輸出物以農副產品爲主，輸入以戰略物質及工業原料居多。日本在經濟的一切方面，都決定性地依賴作爲產品市場、作爲原料供應者的美國。相反，日本對於美國僅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市場。美國從日本進口的並不是什麼重要的戰略物資，只是“婦女靴下的原料”而已。與美國交惡，日本承受不起。

美國在此時提議召開裁軍會議，實際是幫原敬內閣解套。原敬本人興奮得想一步跨過太平洋，去擁抱親吻美國總統哈定。受到財政困繞的藏相，對於削減軍費開支堅決支持。鑑於現實，連最成問題的海相也同意了。其他的大臣們也紛紛表示：無論是從政治，還是財政、外交出發，日本正好和美國“協調”，通過削減軍費開支，以振興日本經濟。同時也給世界各國一個良好的印象，避免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

雖然如此，但原敬對外發表的講話十分堂皇：“日本已進入世界五大強國之列，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大，自然責任也越來越重大，負有爲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的責任。而華盛頓會議無疑是世界上大國之間召開的非常重大的會議，各國採取一致行動削減軍備能夠減輕國民的負擔，此乃世界之幸福……”

政治家的表演見多了，人們自然不會把原敬那一套當真。其實日本朝野都不否認，這個裁軍會議是衝著日本而來的。否則，裁軍會議就談裁軍好了，幹嘛又扯上一個遠東太平洋問題。美、英、法、意四國都不是亞洲國家，其中的含意還用說嗎？憲政會的機關報《讀賣新聞》警告說：出席會議日本將作爲被告到會受審，不出席則會遭到世界輿論的譴責，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右翼輿論更是揚言：裁軍會議將會對遠東問題進行總清算，日本面臨危機存亡的緊要關頭。

正是因爲實力不足，所以只能受制於人。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種種因素之下，明知裁軍會議是美英勾結起來向日本揮刀，也只得硬著頭前去，看看這刀有多麼鋒利，這一刀會砍多深。

九月二十七日，日本正式答覆美國，同意參加裁軍會議。考慮到這此會議主要是海軍的裁軍問題，擔心海軍鷹派將領們不服鬧事，特意由海相加藤友三郎作爲首席全權代表人。臨行之前，原敬對出席會議的全權代表作出訓示：”國際協調是日本帝國的外交政策，而日美親善是帝國對外政策之重點。要努力通過這此會議，使日美親善關係更加鞏固。……”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裁軍會議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富麗堂皇的大陸紀念堂召開，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九國參加。

大會主席、美國國務卿休斯在首次發言中就拋出了有利於美國的限制海軍軍備方案：一、停止建造主力艦；二、拆毀一部分舊軍艦；三、以主力艦總噸位爲標準計算海軍實力，確定各國的比例，美英兩國的主力艦各爲五十萬噸，日本三十萬噸，即10∶10∶6。輔助艦則參照主力艦的規定比例。美國想用這個方案，確立對日本的海軍優勢，分享英國的海上霸主地位。

英國在一戰中損失巨大，不得不賣掉大量的海外資產，而且還欠了美國八億三千萬英鎊的債。爲了獲得美國的好感，從而能減少戰爭債務，同時也爲了壓制日本，英國全權代表貝爾福立即表示贊同休斯提案。

佐藤鐵太郎號稱日本第一海軍戰略家，在他還是中佐時，就總結了歷次海戰的兵力以後得出一條規律：海戰中進攻艦隊對防守艦隊需要超過50%以上的兵力，否則就屬於冒險，成功的概率很低。反過來說，防守艦隊擁有進攻艦隊70%以上的兵力，就能迫使敵人不敢發動進攻。

因爲美國海軍要兼顧兩洋，如果一分爲二，在太平洋上日本對美國就佔有優勢。即使美國海軍全部開至太平洋，日本也可以一戰。因此，佐藤的觀點得到大多數海軍軍官的贊同。日本在制定《帝國國防方針》時，是以美國爲假想敵國，因而“七成論”是日本海軍軍備政策的基礎。

日本不接受休斯提案，堅持要求主力艦比例爲10∶10∶7。而美國認爲，美國是遠距離渡洋作戰和日本是近海迎擊作戰,遠距離渡洋作戰的難度顯然大大高於近海迎擊作戰，日本主力艦六成的比例已經很高了，美國無法在太平洋海域確立絕對優勢。

在會議上，日美兩國圍繞主力艦比例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經多次討價還價，仍久久爭持不下。但美國錢多拳頭大，還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日本已經失掉了英國這個盟友，繼續與美國進行軍備竟賽，引起日美關係的惡化，到頭來吃虧的還是日本。識時務者爲俊傑，無可奈何之下，日本最後作了退讓妥協。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華盛頓會議閉幕。會議通過了：

一、　《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即《四國條約》：美、英、法、日四國同意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區域內島嶼屬地和島嶼領地的權利。條約生效後，英日同盟協定應予終止。

二、《美英法意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即《五國海軍條約》：主力艦總噸位美、英、日、法、意五國按10：10：6：3：3的比例，排水量不得超過三·五萬噸（巴拿馬運河航道限制噸位），艦炮口徑不得超過十六英寸；航空母艦總噸位則按10：10：6：4：4的比例；美、英、日三國在太平洋島嶼和領地的要塞、基地維持現狀。

三、　《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即《九國公約》：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

所謂遠東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中國非常盼望趁這個機會徹底解諸多問題，使中國獲得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平等地位。爲此，中國派出了一個一百三十人、成員複雜的龐大代表團。在遠東太平洋委員會會議上，在遠東太平洋委員會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按巴黎和會的提案爲原本，提出具體要解決的“中國問題八大特別事項”：交還青島主權和山東權益；取消“二十一條”；關稅自主；撤銷領事裁判權；退還租借地；撤退外國軍警；撤廢外國郵局；撤廢外國電臺。

列強們既想維護他們的在華利益，又想限制日本在華擴張。最後法國答應歸還廣州灣，英國答應歸還威海，中國的其它要求基本上都被否決或者推宕。

對於山東問題，。日本要求中日直接談判交涉，不得在華盛頓會議內討論。中國則想借助列強的力量，堅持要在會上討論。中日雙方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山東問題一度陷於僵持。

還是美國人聰明，設計出一套“邊緣談判”的方案。即在華盛頓會議的主會場之外，另行組織中日山東問題談判。達成的協議，載入大會記錄，作爲整個會議所接受記錄的一部分。在談判時，美、英兩國派觀察員列席。觀察員的任務是“觀察以及必要時出現調解糾紛以彌分歧”。

經過兩個多月三十六次的“邊緣談判”，由於中國人民的多年來的強烈反對和美國的壓力，日本作出了一些讓步。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在會議結束前夕，中日雙方正式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其所侵佔的原德國舊租借地交還給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駐山東的日軍立即撤走等等。同時，日本還取消了《民四條約》中滿蒙築路借款、聘請顧問、教官等項的優先權的條款，撤回對“二十一條”第五號要求的保留權。

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日本的廣大民衆並沒有從戰爭中獲得好處，生活仍舊困苦。幾十萬人的傷亡，給無數的家庭帶來了無數個悲劇。曾一天就陣亡六萬人、慘烈又血腥的世界大戰，更給人們留下恐怖的陰影。戰後，恐戰厭戰、渴望和平的情緒瀰漫整個日本，民主、和平呼聲成了壓倒性的主流聲音。在華盛頓會議體制束縛之下，日本的稱霸野心受到重創，軍人驕橫的神態不得不收斂。人們忙於生計，忙於追求個人享樂，利己主義和物質主義形成了人們的共識。此時，呼喊擴軍備戰、振興國威、抗拒英美、征服中國之類豪言壯語的人，被視爲狂妄的瘋子。

日本已經踏上了中國大陸的腳，此刻爲各種繩索所絆，無法再向前邁進。那絢麗的大陸夢，似乎正在慢慢地退色，並即將漸漸地遠去……

然而，在和平、自由、享樂的表象下面，一股股暗潮正在翻滾、涌動。它們將匯聚成河，捲起法西斯主義的巨浪狂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