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東軍要建立一個以宣統皇帝爲元首的“新國家”，但宣統皇帝溥儀還在天津。因此，把在天津的溥儀弄到東北，這是關東軍的一個重要任務。

清王朝是接受《清室優待條件》，宣佈贊成共和國體，“自動”宣佈退位的。《清室優待條件》有八項對清室優待條件，其中：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愛新覺羅·溥儀是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三歲即位，六歲退位。清王朝的“讓國”，結束了國內戰爭，避免了列強趁機干涉而使國家分裂，這是利國利民之舉。因此，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按規執行。

雕欄玉砌仍然在，只是朱顏改。雖尊號和待遇還在，但畢竟江山已經失去了。多數王公貴族仍心有不甘，“心懷故主”的文臣武將也不少。袁世凱死後，一九一七年六月，六十三歲的前清長江巡閱使，時任安徽督軍的“辮子大帥”張勳，以調解“府院之爭”爲名，率兵入京。七月一日，張勳發動兵變，解散國會，趕走總統黎元洪，與保皇黨領袖康有爲等人擁立溥儀復辟。

七月四日，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在天津出兵討伐。“討逆軍”沿京津、京漢鐵路兵分兩路進攻，很快就攻入北京。七月十二日，張勳敗退逃入荷蘭使館。年僅十二歲的溥儀只坐了十二天的龍椅，不得不宣佈第二次退位。新上臺的總統馮國璋和總理段祺瑞，也是“心懷故主”，極力爲溥儀及王公大臣們開脫。列了八大罪狀，由張勳把復辟的大罪全背了。

雖然社會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但這種變化，對於溥儀來說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儘管有張勳復辟的風波，溥儀在紫禁城裡，基本上算是安逸地做了十三年“皇帝”。在一個奇特的環境裡，渡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十六歲時“大婚”，有了皇后和妃子。

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十月二十三日，北洋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秘密回師北京，發動反直武裝政變，包圍總統府，囚禁總統曹錕。爲了防止有人利用溥儀的皇帝名頭，再搞清王朝復辟。十一月四日，剛剛成立的攝政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通過了修正對清室優待條件，其中：大清宣統皇帝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權利；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清室即日移出宮禁，以得自由選擇住處，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十一月五日，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會同社會名流、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煜瀛，率領幾十名軍警，將溥儀和他的皇后、皇妃，連同他的大臣們趕出紫禁城。

離開紫禁城，溥儀等人住進了他父親載灃的醇王府。不久，由於受“殺宣統，斬草除根”的謠言恐嚇，溥儀等人揹著父親，從醇王府溜進了東交民巷日本大使館。一九二五年二月，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溥儀從北京到了天津，住進了日租界宮島街張彪的住宅—張園。

張園雖然沒有琉璃瓦，沒有雕樑畫棟，但這歐式洋樓備有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傢俱也是歐式的。加上張彪的精心伺候，顯然要比紫禁城的養心殿舒服得多。溥儀到天津不久，恭王溥偉就派人送信來，希望他遷到旅順去住，“先離危險，再圖遠大”。但十九歲溥儀不願意走，甚至放棄了出國留洋的打算。

張彪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丫姑爺”，曾任前清湖北提督兼第八鎮統制。辛亥革命後張彪卸職，投資工商業，收入頗豐，修建了這座西洋古典風格的豪宅。張園取名“露香園”，佔地一萬三千多平米，環境幽雅，設置別緻，中西合璧。張彪將其出租給商人作爲遊樂場，是天津達官貴人養尊處優，吃喝玩樂的好去處。溥儀一行來到後，這裡就成了“清室駐津辦事處”。

張彪字虎臣，山西榆次人，出身於貧苦的農民家庭，自幼失父，少年失母。後在張之洞的提攜下，從一個侍衛成爲官居一品的武將，自然對清廷感恩戴德。因爲沒有了軍隊，不能像本家阿哥張勳那樣爲“皇上”復位，但一臣不事二君，他決不做民國的官。“皇上”到來，張彪視爲極大的榮耀，把整個園子都騰出來，不僅不收一文房租，而且費用全包。已經六十五歲的張彪，不僅自己三跪九叩，早晚伺候，精心安排溥儀的起居，每天親自爲溥儀打掃院落，以盡“事君”之道。而且他還把子孫們都動員起來，暗中做溥儀的保衛，並將一個與溥儀年齡相仿的第八個兒子作爲“伴駕”。

張彪的忠心得到了回報，在他死的時候，民國前總統黎元洪伏靈，清朝皇帝溥儀蓋棺。溥儀給張彪賜了一個諡號：忠恪。還親書“心如金石”匾額，又賜了陀羅經被。

而且儘管已經被廢，但皇帝這塊招牌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有著很大的吸引力。不僅是王公舊臣，遺老遺少前來問候晉見，就是民國的文武高官，也以與溥儀交往爲榮。吳佩孚曾給他上書稱臣，張作霖給他磕過頭，段褀瑞主動請他去見面。日本人不僅在四周派兵“保護”，其官員更是經常來拜會。這樣的情況，使得溥儀對“復號還宮”總有著幻想。

不過，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後，勢力很快伸展到了北方。僅僅兩年的時間，直系、皖系等與溥儀有過聯繫的軍閥紛紛垮臺，最後被溥儀寄予很大希望的祖宗的發祥地—東北也易幟了。一時間，他這個小圈子的上上下下都感到悲觀失望。曾一度表示要緊跟“皇上”的遺老門客多作鳥獸散了，連還廝守在他身邊的“大臣”們，不再討論復辟的問題了。甚至他年已八旬的老師陳寶琛，也不再說以前常掛在嘴邊的“天與人歸”，“臥薪嘗膽”之類的話了。

在張園住得舒服，但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令溥儀傷心欲絕的事。

一九二八年七月上旬，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孫殿英部，以軍事演習施放地雷爲名，驅走全部守陵人員，封鎖關隘，實行戒嚴，洗劫了河北清陵中的乾隆陵和慈禧陵。

孫殿英盜陵後急於想銷贓，四處進行活動，歐美各國古玩商聞風而來。很快傳到了外國記者耳朵，他們把事情在報紙上公開。八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也以“匪軍掘盜東陵的慘狀”爲題，報道了此事。盜陵事件一時成爲轟動全國，家喻戶曉的特大新聞。

祖宗屍骨被毀，無數稀世珍寶被盜，消息傳開，滿人譁然。溥儀聞訊後痛哭，在張園設靈祭奠。他還親手畫了一張《殺孫殿英》圖，想著要將孫殿英碎屍萬斷。部分旗人團體，清室和遺老們分別向總司令蔣介石和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以及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要求當局賠修陵墓。

中華乃“禮儀之邦”，挖別人祖墳，傷天害理，是死者的最大不敬，對其後人最大的羞辱。即使是修正後的對清室優待條件，其中仍然還有：清帝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政府酌設立衛兵保護。這次盜墓不僅有悖於人性，有違於人倫，也違犯國法，而且還使大量國寶外流。因此，許多民衆團體也紛紛致電國民政府，呼籲究查主謀。在聲勢浩大的聲討聲中，國民政府表示要整飭軍紀、維護公理、嚴懲主犯。

不過就在政府大員調查之時，孫殿英卻坦然自若說：“滿清殺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報仇革命。孫中山有同盟會、國民黨，革了滿清的命；馮煥章用槍桿子去逼宮，把末代皇帝溥儀及其皇族趕出了皇宮。我孫殿英槍桿子沒得幾條，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說什麼盜墓不盜墓，我對得起祖宗，對得起大漢同胞！”

孫殿英還振振有詞地說：我發掘滿清東陵，有三個好處。第一，滿清入關之時，大興文獄，網殺士人，象呂留良，戴名世這樣的人，都被開棺戮屍，我雖不才，亦知道佛經有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第二，滿清統治三百年了，搜刮的財帛不知多少，今天我發陵，是爲通天下財貨，收運轉之利，豐藏國庫；其三，民間向有謠曰，清帝弘曆者，本海寧陳家子，清室亦苦於不能自清，今吾發其棺，代其驗之，還彼清白，彼不言謝，反以誣我，是何道理？”

據說孫殿英祖上是曾任明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明末時他率家人及全城居民守城抗清，終因清兵勢衆，城破後孫家滿門老小和全城百姓被清兵屠殺乾淨。只有孫承宗四子孫鎬一支在城破時逃出一個保姆，帶出了個男嬰。也就是說，孫殿英的祖先是“抗清烈士”，他與清廷有血海深仇。

如果真是這樣，孫殿英似乎並沒有錯，是在“報仇雪恨”。清廷不是也挖過洪秀全的祖墳嗎？因此明裡暗裡都有人爲孫殿英叫好。那些財寶也起了作用，後來慈禧口中的夜明珠，綴在了總司令夫人宋美齡的繡花鞋上。至於其它的珍寶，到了誰的手中，那就不知道了。盜墓案最後不了了之，孫殿英沒有被嚴懲，照舊領兵當官，　而且後來還步步高昇。就是連作爲重犯而被捕的第八師師長譚溫江，也被保釋出獄。溥儀和一幫遺老遺少雖不甘心，但也毫無辦法，只得記下這**恨。

煩人的事還不只一件，張彪的後人開始向皇上要房租了。常言道，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涼。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張彪是清朝的“名將”，恪守君臣之禮，忠於君王，但他的兒子們可沒有這種“覺悟”。諡號，賜匾這玩藝雖然很養眼，但總不及現大洋實際。再說民國已經十餘年了，管你什麼皇上不皇上，哪有住房不交錢的！

溥儀雖說經濟不如從前，但有衆多“心懷故主”的遺老遺少，倒也不至於交不起每月七百元的房租。他是氣恨的是：張彪雖“忠心耿耿”，可“教子無方”。他的兒子們竟然目無君王，向“皇上”逼要房租！溥儀的自尊心受到損害，住著也不舒服了。一九二九年七月，溥儀帶著他的一幫人，遷到了同一條街，相距只有五百米的“靜園”。

靜園本是民國參議院議員、袁世凱政府駐日特命全權公使陸宗輿的住宅。“五·四”運動爆發後，時任幣制局總裁的陸宗輿，與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一起，被人民大衆斥爲賣國賊，北京政府迫於壓力，罷免他們三人的職務。下臺後的陸宗輿就到天津日租界，斥巨資修建了這座佔地三千多平米的豪宅。

陸宗輿在政治上遭到重創，感到委屈，心有不甘。他將此園取名爲“乾園”，取意“浩瀚乾坤、匯聚一園，人傑地靈、頤養千年”。溥儀進住後，幻想要在這裡靜養出“浩然之氣”，以便重登皇帝寶座。他將此改名爲“靜園”，做著美夢，靜觀變化、蟄伏待機。

二

雖然國民革命軍北伐取勝，統一了中國，南京政府成了中央政府。不過，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五色旗摘下來後，打著青天白日旗的人馬上彼此就廝殺起來了。今天甲乙聯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以前似乎沒有什麼兩樣，雖然蔣某人當了民國主席，但似乎他的江山並不那麼穩固，全國仍是亂糟糟一片。這使溥儀不免有了絕路逢生之感，覺得他畢竟是“真龍天子”，這天下還得由他來做皇帝才能安寧統一。重登皇帝寶座的路雖然遙遠，但似乎還有希望。

進入一九三一年夏，眼見災禍遍及全國，國民政府寧粵相爭，共產黨造反革命，各地軍閥擁兵割據，一切都混亂不堪。而日本“友人”又在東北磨刀霍霍，復辟眼見大有希望，溥儀的心又躁動起來了。

可就在這時，後院卻起火了。他的淑妃文繡，受新女性思想的影響，在妹妹文珊的鼓勵下，於八月二十五日，離開靜園出走，而且還居然通過律師提出要與他離婚。

“妃子”提出和“皇上”離婚，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有誰聽說過！一時間，“妃子革命”的爆炸消息，通過報紙報道，傳遍全國，天下皆知。

溥儀氣極敗壞，“下旨”不許文繡離婚。全國各地的遺老遺少們全都出動參與“討妃”行動，對文繡出走大加鞭撻。文繡有一個叫文綺的族兄，爲此寫了一封信，並將之登在天津《商報》；“惠心二妹鑑：頃聞汝將與遜帝請求離異，不勝駭詫。此等事件，豈是我守舊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餘載，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雲遜帝對汝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應耐死忍受，以報清室之恩德。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實糊塗萬分，荒謬萬分矣！”

是啊，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你是妃子，即使“皇上”虐待了你，你也應該耐死忍受，以報“君恩”！文綺的公開信一出，馬上得到遺老遺少們一片讚譽聲。緊跟著，攻擊文繡的文章紛涌而出，直欲置文繡於死地。

但是，此時畢竟是民國了，皇帝的尊號已經被廢除，溥儀現在是中華民國的“公民”了，與文繡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年前才頒佈的《中華民國民法》明確規定：“允許自願離婚”。文繡以法律爲依據覆信駁斥，社會上支持文繡離婚、呼喚人權的呼聲更多。幾經律師對話，和解不成，文繡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調解離婚的請求。

妃子和皇帝對薄公堂，天下奇聞，丟盡祖宗的顏面啊！已經制造了“皇帝離婚”的奇聞，已經是洛陽紙貴，溥儀沒有膽量滿足衆人的觀戲心理，再寫一段“帝妃對薄公堂”的奇史。經過雙方律師兩個月的磋商，終於達成了法院外協議離婚：雙方協議完全脫離關係，溥儀給文繡五萬五千元的生活費。文繡永不再嫁，雙方互不損害名譽。

儘管民國法律已經不認可兩人的帝、妃之位，但皇上和妃子離婚，也算是開中國之先河。當然，估計也不會再有來者。

被廢了皇位，被趕出了紫禁城，祖宗的陵墓被挖，妃子離婚。使溥儀既難受又憤怒，既仇恨又悲傷，復辟之念更加熾熱。“九·一八”之後，溥儀的心就飛到了東北。因爲各路消息傳來，說東北人民“愛戴”他，要擁護他成爲“滿**立國”的皇帝。

溥儀的心熱了，心動了，但他也知道，沒有日本人的同意，他哪裡也去不成，更不要說登上皇帝的寶座了。　好在沒過多少天，天津軍司令官香椎派翻譯官吉田來請他去，並且連隨從都不讓帶，似乎很秘密。懷著興奮而又不安的心情，溥儀隨吉田到了海光寺，走進了香椎的客廳。

客廳裡除了主人外，還站著兩個人：一個是穿著西服的陌生人，從他鞠躬的姿態上看就知道是個日本人；另一個是年近過花甲、下巴綴著一把白鬍子、身穿長袍馬褂、有一段時間不見了的“大臣”羅振玉。

打了一個招呼，香椎手一指，向溥儀介紹道：“這是關東軍高級參謀阪垣大佐派來見你的上角利一，具體的事情，你們就自己談吧。”說完一點頭，他就出去了。

羅振玉恭恭敬敬地給溥儀請安，然後拿出一個大信封遞給他。溥儀把信打開一看，原來是吉林熙洽以奏摺形式發來的《勸進表》：

“皇上聖鑑：敬陳者，臣熙洽跪。日本素知皇上德高恩重,久望皇上返吾祖發祥地滿洲復位,以救蒼生。爲彼,臣樹幟獨立,將傾全力操練軍隊,擴充武器,在日本帝國信義資助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此謂復興之計,在此一舉,亦是爲臣期待二十年之時機,今日終將到來。只要皇上回返奉天，臣率吉林即首先宣告復辟。”

“熙洽的忠心實在難得啊！”溥儀很是感概。

“是啊，皇上。”羅振玉接口述說了自己是如何不辭辛勞，爲復國四處奔走，關東軍又是如何“仗義協助”的過程。最後說：“皇上，現在東北全境的光復指日可待，三千萬子民翹首盼望著您回去。日本關東軍願意幫助您去復位，特意派了上角先生來接您。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只等皇上作出決定。”他說得興高采烈，滿面紅光，全身顫動，透過金絲眼鏡，可以看到他的眼珠子幾乎要從眼眶裡跳出來了。　羅振玉，字叔言，號雪堂，祖籍浙江上虞，一八六六年生於江蘇淮安。他五歲入私塾，十六歲中秀才，但後來兩次入考卻未能中舉。中不了舉就當不了官，爲了生計，羅振玉當了十年的私塾教師。後來受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出山當校長，創辦學堂，還兩次到日本考察教育。羅振玉因辦學名聲鵲起，四十一歲入學部當上了五品參事。辛亥革命時，以布衣之身而躍爲五品京官，又得皇上恩賜三品頂戴的羅振玉，見大廈已傾，無力迴天，眼不見爲淨，便帶家小到日本。他在日本京都住了八年，從事金石考古研究，著書立說。青少年時就傾心於經史考據之學，再加上多年的專心研究，羅振玉終成一代大師。

一九一五年，羅振玉在日本結識了大他八歲的滿清皇族升允。升允是蒙古鑲藍旗人，曾官至陝甘總督，爲了復辟清王朝，多年來東奔北走，顛沛流離，煞費心血。在他的的鼓動下，羅振玉於一九一九年攜全家回國，定居天津。北大校長蔡元培聞知，邀請他到北大講授考古學。但羅振玉“不當二臣”，堅決不肯“屈膝新朝”。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溥儀結婚大典，經升允推薦，羅振玉得到“皇上”在紫禁城破格召見。溥儀以他好言安撫，叫他遇事可以隨時上陳，並且還賞了他“貞心古忠”四個字的匾額和一個“福”字。如此“恩遇”，把羅振玉感動得老淚縱流，決心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復辟清朝，使“少主”重登皇位。

一九二四年八月，經升允和陳寶琛的推薦，羅振玉終於來到了溥儀的身邊，當上“南書房行走”，開始直接爲“皇上”效力。但是幾年“復國”未成，又在宮廷的爭鬥中多次失利，逐漸爲溥儀不喜，認爲他“言過其實，舉止乖戾”。一九二八年春，羅振玉離開了溥儀，從天津搬到旅順居住。

雖然羅振玉離開了溥儀，但“復國之志”始終未改：“……衰年望治之心日迫，私意關內麻亂，無從下手，惟有東三省尚未糜爛。莫如籲懇皇上，先拯救滿蒙三千萬民衆，然後再以三省之力，堪定關內。惟此事非得東三省有勢力明大義者，不能相期有成。乃以辛未年春赴吉林，與熙君格民密商之。熙君夙具匡復之志，一見相契合，勉以珍重待時。又以東三省與日本關係甚深，非得友邦諒解，不克有成。故居遼以後，頗與日本關東司令官相往還，力陳欲謀東亞之和平，非中日協力從東三省下手不可；欲維持東三省，非請我皇臨御，不能洽民望。友邦當道聞之，頗動聽。”

羅振玉早年就與日本人有交往，曾兩次到日本考察，辛亥革命後在日本又住了八年。回國後，在天津住日本租界，旅順則更是日本的租借地。多年來，羅振玉幾乎是生活在日本人羣之中。羅振玉的話，日本人是否覺得動聽不知道。但他既是日本的朋友，又是名人，而且還是“皇帝”身邊的人，以後一定用得著。所以，日本軍政官員經常進出他家，每一任關東軍司令官上任都要到他家拜訪。

“九·一八”之後，羅振玉覺得盼望已久的時候到來了。他跑到吉林，力勸“夙具匡復之志”的熙洽，要趁此機會“復國”，迎接溥儀到東北重登皇位。

溥儀瞧瞧他這位興奮的“老臣”，又望望生疏的上角利一，心中卻猶豫不定。唉，這麼多年來，利用“復國”這一名義騙他錢財的人太多太多，可回報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就在幾個月前，羅振玉還興沖沖地跑來，拿著一個名叫田野豐日本人的復辟計劃，說是得到了日本軍政高層的支持。爲了實現這個計劃，需要一筆經費。但過了兩天，日本駐北平的武官就傳話來，要他千萬不要相信這個田野豐的什麼計劃，此人只不過是一個浪人而已。

不過，這次的情況看來有所不同。一則地點是在日本天津軍的司令部，有關東軍阪垣大佐的代表，並且還有熙洽的親筆信。別人不信，熙洽現在有權有勢有軍隊，這還能不信嗎？再則，他也從一些報紙上看到了“瀋陽各界準備迎立前清皇帝”的新聞，天津的報紙上也不斷地登載日本軍隊步步逼進，中國軍隊節節退讓的消息。溥儀想了想，覺得這次大有希望。當然事情過於重大，他要和“大臣”們商議商議。因而便對羅振玉說：“此事重大，我還要問一問他們才能決定。”

臨走時，香椎有意勸說道：“日中交戰後，天津治安日趨不穩。爲閣下安全計，希望閣下儘快動身。”

三

回到靜園，頭一個反對的是他老師陳寶琛。陳寶琛輕輕地搖著他全白了的腦袋，說：“皇上，依臣所見，復國希望甚大，現在時機還不成熟。羅振玉又犯了魯莽乖戾的老毛病了，僅是關東軍一個大佐的代表，我們怎能貿然置信？東北的局勢變化、國際列強的真正態度，還有民心趨向等等，目前還未見分曉，待這一切探明之後，再作決定也不遲啊。”

在陳寶琛眼裡，一個大佐算不上是什麼人物，更何況還只是他的“代表”！

興奮的溥儀被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不樂地嚷道：“熙洽的信，決不會說謊。”

“皇上啊，”陳寶琛用沉痛的語氣勸道，“天與人歸，勢屬必然，光復故物，豈非不是臣終身之願？唯局勢混沌不分，貿然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回時難了！

其他人也認爲陳寶琛說得對，不能貿然行事，應再作觀察。

“我和你們說不通，快叫鄭孝胥回來。”溥儀十分不高興。

鄭孝胥，字蘇戡，號海藏，福建福州人。他比羅振玉還大六歲，已經過了古稀之年了。鄭孝胥二十二歲時參加福建鄉試（考舉人），名列榜首（解元）。二十五歲時到天津當了李鴻章的幕僚，二十九歲考取內閣中書，開始了他的官場生涯。他當過駐日本大使館書記官、領事、總領事、總理衙門章京，可說是個日本通。後來官升廣西邊防督辦、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後，他和羅振玉一樣，決心“誓守臣節，不當二臣”，仍留著一條辨子，“隱居”住在上海。

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鄭孝胥“隱居”在上海鬧市，常與一幫遺老名士聚集在一起，品茗論茶，吟詩作對，寫字畫畫，看戲評事。這一住就是十二年，學問是越發精湛，詩文書畫一時譽滿上海，爭相求題者不計其數，生活過得既富裕又安逸。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鄭孝胥自然是大丈夫。但既想在政治上施展才華，又不肯“屈膝新朝”壞了名節，那只有復辟清王朝。一九二三年，經同鄉陳寶琛的推薦，他進京見溥儀。

雖然鄭孝胥不是兩榜出身，但到底是福建解元。不僅是文才不錯，口才更好。在紫禁城內，鄭孝胥面對“皇上”，從盤古開天地一直說到“大清中興”。夾雜著什麼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明治維新……，說到高興處眉飛色舞，口沬亂飛；說到慷慨激昂處，聲淚俱下。

溥儀此時只有十七歲，在籠子一般的紫禁城內長大，如同井底之蛙。聽這合口味，又新鮮的許多東西，大爲傾倒，立即封他爲“懋勤殿行走”。懋勤殿取“懋學勤政”之意，即爲皇帝的書齋。給他這個職位是對他文才的肯定，有拜老師的意思。不久，又任命他爲總理內務府大臣。

鄭孝胥從此以後就一心一意地爲復辟奔走呼號，而且還把他的長子鄭垂也拉上一同爲溥儀效力。對於鄭孝胥父子的忠心，溥儀自然是十分欣賞，還把他的“二皇妹”許配給鄭孝胥的長孫，鄭孝胥父子便又成了“皇親”。可以說，鄭孝胥是溥儀最信任的人。

在溥儀的小朝廷時，鄭孝胥和羅振玉互相爭龐，是死對頭。一聽是羅振玉在奔忙的事，鄭孝胥很自然地表示反對。他勸說道：“展轉相垂，至有今日。滿洲勢必首先光復，民心所向，日本不迎聖駕，也不能收場。不過，何時啓駕，還是再等一等，有了更確切的消息，再做決定更爲妥當。”

擔心溥儀貿然行事，“清室駐天津辦事處”顧問、皇后婉容的教師陳曾壽還特意上了一個奏摺：“竊同凡事不密則害成。所當暗中著著進行，不動聲色，使人無從窺其際。待機會成熟，然後一舉而起。故不動則已，動則必期於成。若事未實未穩，已顯露於外，使風聲四播，成爲衆矢之的，未有不敗者也。……”

不等靜園商量出一致的意見來，日本駐天津領事館的人就找上門來了。他們對溥儀的心情和處境表示完全理解，但要溥儀慎重行事，現在不要離開天津。而天津軍的人卻又一再宣傳，說日本軍部決心支持他上臺，機不可失，最好立刻動身。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部的意見並不一致，弄得溥儀也不知怎麼辦纔好。

陳寶琛告訴他：“只有文人主政纔是天經地義，如果軍人主政的話，這國家還像話嗎？現在日本政府還沒有表示，切不可聽軍人的話貿然行事。”

“既然如此，乾脆派人到東京活動活動。”鄭孝胥獻策道，“向他們表明我們的態度，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鄭孝胥幾年前作爲溥儀代表，私下廣泛地接觸了軍部和黑龍會的上層人物，得到了這些人的“關心”和“同情”。

“好哇，可派誰去呢？”

“宮裡的老師遠山猛雄不是領事館介紹來的嗎，他即是日本人，又能代表皇上。”

由鄭孝胥起草，溥儀親筆用黃絹書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日本陸相南次郎，意在表明態度：“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邦，塗炭生靈，予甚憫之。茲遣皇室家庭教師遠山猛雄赴日，慰視陸軍大臣南大將，轉達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萬民之疾苦，將政權讓之漢族，愈趨愈紊，實非我朝之初懷。

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如不徹底解決前途之障礙，則殷憂四伏，永無寧日，必有赤黨橫行，災難無窮矣。”

另一封是給黑龍會老祖頭山滿的，看上去只是問計：

“溯自辛亥禪政，瞬已廿載，水深火熱，民不聊生。需如何奠安東亞，拯蘇民生，深望閣下加以指導。茲遣家庭教授遠山猛雄往見，請當面詳。”

遠山猛雄帶著兩封信走了，但不知有沒有效果。在不安地等待中，土肥原賢二來了。　土肥原身穿筆挺的西服，擠著一雙水泡眼，鼻子下面一撮小衛生胡，臉上始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一副敦厚的樣子。溥儀也和其他人一樣，一見到他就有了此人可靠的感覺。

幾句簡單的問候寒喧後，土肥原解釋道：“日本這次行動完全是迫不得已，是爲了討伐壓在滿洲人頭上的張氏軍閥。日軍此次採取軍事行動，只是對付張學良一個人的。爲什麼呢？陛下想必已經知道，張學良政權是個腐朽的暴戾政權，把滿洲搞得民不聊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迫不得已而出兵。”

土肥原用他慣有的親切口吻繼續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我們希望閣下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儘快地回到你們祖宗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幫助這個新國家，和這個新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爲國家的元首，你一切可以做自主。”

“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溥儀念念不忘皇帝的寶座。

“我已經說了，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國家。”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制？”

“這些細節問題，到了奉天都可以解決。”

“不，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溥儀搖頭道。

土肥原微微地笑了笑，哄孩子似地說：“當然是帝國，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就去!”溥儀高興了。土肥原可不是上角，他的話還能不信嗎！　“復國”可是一件天大的事，需要召開“御前會議”來討論。

禮不可廢！既然是御前會議，那一切都得按規矩辦。把客廳草草收拾一下，權當是“行官”的議事殿。沒有了“龍椅”，就找一塊繡有團龍的黃色綢子罩在高背椅。腳下的布墩蒙上了一塊黃布，香爐裡燒著黃線香。“龍袍”當然也是沒有了的，溥儀便在腰間繫上一條黃帶子。就這樣，這位“皇上”怪模怪相地呆坐著，接受身穿長袍馬褂的“大臣”向他三拜九叩。完了他把手一擡，輕聲地說道“衆卿平身！”

這個過場弄完了，各自入座，這纔開會議事。

“不能去，”陳寶琛依舊反對道：“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啓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

但鄭孝胥這一次是極力贊同去。他瞅著陳寶琛說：“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

陳寶琛向溥儀說：“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皇上三思。”

“日本內閣不足道，”鄭孝胥擺擺手說，“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說的是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了，我們作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

溥偉是皇室成員，五十剛出頭，十七歲時承襲恭親王的爵位。有消息傳來，一直住在大連的溥偉，已經到達瀋陽。在日本人的幫助下，溥偉正在準備建立一個“明光帝國”，他自己要當皇帝。　溥偉算個啥！陳寶琛的心中只有“皇上”，根本瞧不起溥偉。他說：“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

“這是什麼話！”鄭孝胥不以爲然地說，“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復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雖說兩人都是黃土都埋到了脖子的人了，但鄭孝胥畢竟年輕了十多歲，而且口才好，說得振振有詞，口沬飛濺。陳寶琛爭了幾句便臉色蒼白，氣喘吁吁。他顫巍巍地扶著桌子，探出上身，盯著他對面的鄭孝胥，語不成句地說：“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事關重大，還是從長計議吧！”見他倆爭吵得這麼厲害，都這麼大的年紀了，搞不好要出人命，其他人紛紛打哈哈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