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運用科學思維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科學的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作用，他在不同場合提到了戰略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系統思維、底線思維、創新思維、超前思維、歷史思維等科學思維方式，這些都貫穿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都彰顯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戰略智慧和高瞻遠矚的時代眼光。領導幹部應學會在改革實踐中統籌九大科學思維，用其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九大思維方式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與之相隨的是世界正發生著複雜而深刻的變化，各級領導幹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日益增多，統籌國內和諧發展和國際和平發展兩個大局的要求更高。因此，要求現代領導幹部必須站在完成黨執政興國使命的高度，樹立世界眼光，提升思維能力，從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中把握髮展機遇，沉著應對各種複雜局面和風險挑戰，從而把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九大思維方式源自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科學思維方式，古已有之，並早已係統化、理論化。《孫子兵法》強調“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告訴我們必須要懂得運用戰略思維。《戰國策》本身就是一部戰略性質的史書，其中以大量的筆墨記錄了“連橫”和“合縱”的戰略活動。這兩部書都是古代的“戰略學”著作。《易經》講到變易，所謂“變易”，是指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發展變化，沒有任何東西是絕對靜止不變的，這也是辯證思維的一種。在古代，“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雖然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思維，但它也反映了樸素的平等觀念。《孫子兵法》《
黃帝內經》《易經》《老子》等，都有不少運用系統思想觀察和認識事物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生動事例。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中的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利用底線思維激發士氣取得勝利的典型例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強調的就是創新的重要性。“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精闢地指出了超前思維對成功的影響。古代人雖沒有全球思維但有天下意識，如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等。歷朝歷代都修史書，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歷史思維的作用。這些思維方式都匯聚著中華民族傳統智慧的知識結晶。
九大思維方式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產黨具有運用九大思維方式的優良傳統。在關係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人總能做出正確的戰略抉擇，並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富強文明的發展道路，這與科學運用九大思維方式密切相關。以毛澤東爲主要代表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運用戰略思維、創新思維、歷史思維等，抓住關鍵性環節和稍縱即逝的戰機，及時排險解難、把握機遇，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以鄧小平同志爲主要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充分發揮創新思維作用，做出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使得中國進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到了20世紀90年代，面臨惡劣的國際環境，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運用辯證思維，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使科教興國、西部大開發成爲世紀之交的中國主旋律。到了21世紀初期，中國面臨著複雜多變的內外環境，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如何在“強國”的
基礎上實現“富民”，如何在國家發展的基礎上履行國際責任，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面對這些難題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等戰略構想，從而爲我國“繼續抓住和用好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了指導思想，明確了前進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提出了戰略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系統思維、底線思維、創新思維、超前思維、歷史思維等一系列思維，爲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法論，對於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這些思維方式有著內在聯繫、相互貫通、有機統一，構成了完整、科學的改革方法論。在縱向維度上，我國的改革需要立足長遠，具備歷史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在歷史的脈絡中認識改革、深化改革；在橫向維度上，需要立足大局，具備底線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超前思維、全球思維，以著眼全球、劃定底線、統籌協調、提前佈局、改革創新，並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中的各種難題。
領導幹部的這些科學思維能力，與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密切相關。當前，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但是，各級領導幹部也要居安思危，對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發展的總體環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國際方面，既有經濟全球化競爭的困難，又有經濟危機衝擊和來自國際干預方面的壓力；國內方面，既要保持經濟穩定，又要處理好各種複雜矛盾，讓社會和諧發展；黨內層面，也存在一定的黨風和腐敗問題。作爲領導幹部，掌握科學的九大思維方法，無論是對提升自身素質，提高科學決策、矛盾處理、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還是對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