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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說來聽聽！”
翁同龢看著唐浩然問道，雖說已經年過六十，但他還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話給吸引了，那日本的變法維新，到底有什麼可以借鑑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會爲《日本變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還是明治借維新之名，收權於中央，重樹天皇之權，而這正是現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樣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樹權威，而他需要藉此奪李合‘肥’之權，進而成就個人之功就。,
至於什麼洋務也好，變法也罷，維新也行不過只是工具罷了。
“過去日本之制，雖與我國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國，其本源卻是近似，如日本與我國，千百年間，皆以農爲本，國家財力大都源自地租，這與我國倒是近似，明治維新前，其年入地租不過200萬元，合銀兩不過百四十萬兩而已，然其卻佔其舉國財入之六成，這與我國是何等相似？”
“確實如此，我中國千百年來，皆以農爲本，地稅自然所佔極重！”
作爲戶部尚書，翁同龢自然深知農稅於朝廷之要，自然對唐浩然的話產生了興趣，而實際上，這正是唐浩然所另闢的蹊徑，既然在歷史上如翁同龢之輩者，原本就無意變法維新，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借變法維新行爭權奪利罷了，所需要只是一個名義，那麼自己就給他一理由，一個去變法維新的理由。
財力，自太平天國以來，這滿清的財力一年比之一年緊張，以至不得不連年舉洋債，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比“開源”更吸引人，他們需要一個名義，自己需要的未嘗不是一個名義。
“相爺可知，其實施地稅改革8年後，其地稅收入增加幾何？”
望著翁同龢，看著那似老農般憨厚的面龐，唐浩然又豈不知這看似憨厚的背後隱藏著的心計，就連同李鴻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卻是藉機在他的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其地稅收入一躍增至四千餘萬元，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讓翁同龢倒吸一口涼氣，地稅收入增加二十倍，作爲戶部尚書的他如何不好奇，過去人家談西洋之強，在於商業、在於工廠，談什麼無商不富、無工不強，可那都太遠了，而現在日本的例子卻就擺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著地稅“富”了起來，若是大清國的地稅也能增加二十倍，那這大清國又豈能不強？
於是翁同龢便看著唐浩然，急忙問道。
“子然，這是爲何？”
既然翁同龢問，唐浩然又豈能不答，唐浩然便一一解釋著日本明治維新地稅改革諸多步驟，其如何一步步推行地稅改革，如何制定地稅改革的實施，而翁同龢聽著，則是時而皺眉，時而展眉，而到了最後，其則閉目說道。
“如日人者，於百姓如此這般橫徵暴斂非國朝所取之道！”
而這所以這麼說，是因爲唐浩然所提的“地稅改革”取地價3％，國家所收稅賦佔其土地收入所得三成以上的原因，雖說明知道在大清，若是加之地方上的苛捐雜稅、勒索卡拿，國朝百姓其負亦不遜於日人，但翁同龢仍然要說出一番義正辭嚴的話來。
“這是自然，日人之法，亦有不當之處，其後來亦曾降低地稅，雖其仍難免橫徵暴斂，我國亦可以取之於長，補之於短，以子然看來，國朝耕地又豈數十倍於日本，若是效仿日人，體恤民力制定相應之地稅改革，避免地方虛耗、苛雜，其入自然倍增，屆時，國家焉能不強！”
唐浩然的話卻讓翁同龢的內心一時翻滾非常，確實，若是能效仿日本行以地稅改革，適當減其之稅，日人收之地價百分之三，國朝可收百分之一，再免去苛捐雜稅，不單百姓不至再負苛捐雜稅之苦，而更重要的是朝廷亦可借地稅改革之力，收財權於中樞，若無財權爲憑，那些封疆大吏又焉能成事？
這般一尋思，翁同龢倒是覺得唐浩然建議頗有可取之處，看著其的眼光也變得越發欣賞起來眼前這個唐浩然，倒不失是一位有爲的新人，確實有幾分才學，其實今天他之所以先見唐浩然，一方面故然是因爲先前的那篇文章，另一方面確是想借機考量一番，以便向皇上推薦，現在看來，這唐浩然確實可用，不過細細想來，翁同龢仍然能從這個地稅改革中體味到其間的風險，朝野阻之大遠非他所能擋……
猶豫不決間，過了一會兒，翁同龢慢慢點著頭，看著唐浩然說道：
“這日人地稅改革確實有可取之處，然我國朝有聖祖皇帝所留“永不加賦”之祖訓，若是行以地稅改革，其違背祖訓不說，其間朝野阻力，恐非易事，這阻力又當如何消除？”
說罷，翁同龢便盯著唐浩然，全是一副請教的模樣。
“但凡改革，焉無阻力，以至有史以來，但凡改革者，往半途而廢，其因皆爲主持者或不能抗其阻力，或半途罷官政息……”
唐浩然一邊說，一邊端茶潤了下喉嚨，同時藉機看了一下翁同龢的神‘色’，果然正如他意料中的那樣，在自己提及“罷官政息”時翁同龢的臉‘色’微變，熟讀史書的他又焉不知商鞅變法的商鞅之遇？以及王安石變法的罷職之鑑，而這正是唐浩然所需要的。
“不過，以子然看來，古之變法之所以半途而廢，除此內外阻力所至，還有一個原因，皆是因其朝野雖知改革之要，卻不知改革之利，所以，‘欲’行以變法，必首先令國人先見變法維新之功，睹變法維新之利，如此方纔能變法維新爲世人所接受。”
“這，如若不行以變法維新，又當如何讓人先見變法維新之功，睹變法維新之利？”
唐浩然的話，反倒讓翁同龢‘迷’‘惑’起來，凡事總有個先後，若是無‘雞’又焉能有蛋，沒有變法維新，又豈有變法維新之功？
“相爺，若是能以一地而爲舉國之先呢？”
在說出這句話時，唐浩然卻是一陣暗自得意，百年後改革開放時，中國所面臨的保守壓力與晚清相比，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若非如此，中央又豈會‘弄’出“特區”，最終以特區之效果，影響全國，從而纔有了十餘年後的全面改革開放。
而現在，他不過只是把百年後的一個“成功案例”擺到了翁同龢的面前，他心知翁同龢等人的保守，同樣也知道，什麼是他們難以拒絕的。
“以一地而爲舉國之先！”
翁同龢看著唐浩然，在他說出這句話後，先是一陣思索，而後又反問道。
“莫非子然所說是如臺灣的劉銘傳一般“以一島基國之富強”，以一地先推行以新政？”
在唐浩然以“一地而爲舉國之先”的時候，翁同龢自然先想到了臺灣了，畢竟臺灣建省時，劉銘傳亦有同樣的言語。
“嗯！確實有幾分近似！”
見翁同龢主動提及臺灣，唐浩然的心裡不禁暗自一喜，既然他先提了臺灣，總好過自己先前，臺灣，不正是自己所求的嗎？
“確實有幾分相似，以臺灣一隅之設施爲全國之範，確實與子然所想有幾分近似，誠如相爺所言，相比他省，於臺灣實施新政，確有天然之好處，首先臺灣遠離大陸，孤懸於海外，且人口不過三百餘萬，於此推行維新新政，其阻力較小不說，且因其遠離大陸，即便是新政推行期間，有所不妥，朝廷如相爺一般真見卓識者，亦可及時挽回，以免傷及大局……”
此時，唐浩然全是一副，提出於“臺灣推行新政”者皆是翁同龢所言的模樣，一副凝眉思索的爲翁同龢的“新政”出謀劃策狀，在那裡分析著與臺灣實施新政的益處，便是‘精’明如翁同龢，這會也不由自主的上了唐浩然的道，認同了於臺灣推行新政的益處，他甚至隱約看到臺灣新政功成之時，舉國上下對他的稱讚，進而一舉掌握舉國推行新政之權，到時候什麼李合‘肥’之流，豈不……
在唐浩然有意無意的引導之中，已經完全入其蠱中而不自知翁同龢的心裡卻又是一是浮現出一陣‘波’滔，這若是於臺灣試行新政，那麼由誰去主持新政呢？難道還讓他劉銘傳去主持？想到劉銘傳是李鴻章的人，他又豈能心甘，隨後他的腦海中卻又浮現出曾經的學生故舊，一一掂量之後，卻又發現他們身上的不足之處，他們或許能做文章，能做詩詞，但若是論辦洋務、行新政，他們又豈是李鴻章之流的對手？辦洋務也好、行新政也罷，歸根到底，還是要辦得比李合‘肥’強，若不是然，豈不是徒惹人笑？心裡這麼思索著，最終他卻又把視線落在唐浩然的身上。
“向朝廷推薦有爲的人才，是我的責任、是我分內的事，何況子然之才，世人皆知，若老夫知而不薦，豈能爲人臣？子然，你且回去，把你說的這個新政如何試行法！嗯，就是如何於臺灣試行一事，寫成一篇文章，他日得機，我定會進獻於皇上，並向皇上推薦子然……”（天上掉餡餅的好活動，炫酷手機等你拿！關注起~點/公衆號（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衆號-輸入dd即可），馬上參加！人人有獎，現在立刻關注dd微信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