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教育變革，是從朱敬倫還沒扯旗造反，英法聯軍也還沒攻入北京之前開始的。

一開始幾年是最困難，但也是進展最快速的時候，幾乎到了三年前，大明國的入學率就已經達到了三成，可是之後三年幾乎一直停滯不前。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大明的鄉村教育太過於依賴之前的鄉下私塾和學堂了。

這些私塾和學堂往往掌握在宗族勢力、鄉下地主鄉紳的手中，官府通過一定的補貼，讓他們不限制的招收適齡學童入學，一開始這些勢力也認爲這是一件好事，拿著官府給的錢，他們新建擴建了不少學堂。

可是幾年之後，一股反勭的力量就涌現出來，當看到自家子弟考取功名的名額不斷的被一些貧寒子弟擠佔，一些鄉紳家族，宗族勢力開始不滿了。

他們通過各種辦法限制非自家子弟的如學，比如明裡暗裡向窮人家庭所需束脩，說這是應有的禮數，不繳納的學生會受到排擠，另外還在宣揚讀書無用論的輿論，他們告訴那些窮人說，即便花費了十年光陰也不一定能考中個一官半職，還不如讓孩子早早掙錢去，他們很樂意介紹這些孩子去城裡的作坊裡、商鋪裡當學徒。

這幾種手段確實限制住了很多寒門子弟，一些家長付不起給老夫子的束脩，而不能夠進入學堂，有的則是真的相信讀書沒什麼鳥用的輿論，讓孩子早早出去謀生了。

看到這種情況，官府當然是不滿意的，禮部就靠著入學率撈政績了，但這時候鄉下勢力們又用一種離奇的論調忽悠官府，他們告訴禮部管教育的各級官員說，如果窮人子弟都去讀書去了，以後所有人都是讀書人，那還有誰去做挑糞餵馬這樣的事情，如果不做，他們這些體面人怎麼生活，如果去做了，他們這些讀書人同樣臉上無光，因爲一個讀書人去做那些夥計，豈不是給所有讀書人臉上抹黑嗎？

這種論調還真的很是流行了一段時間，因爲連那些通過科舉成爲禮部小官吏的人，他們也是文化壟斷的既得利益者，既然他們已經成功通過讀書科舉鯉魚跳龍門了，那麼這個門越小當然也就越好了。

說起來出現這麼多問題，還是離不開一個文化壟斷在裡面。

這種壟斷的思想是那麼的根深蒂固，而且嚴重到朱敬倫不敢強制干涉的程度，因爲他很清楚，無坑地區長達十多年的土客械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學額，廣府人和客家人兩大族羣爲了爭奪進學的名額，不惜爲此血腥廝殺，現在龐大的鄉下文化人希望自己的家族繼續壟斷文化，他們能使出什麼樣的手段都不值得奇怪了。

至於孔夫子那面有教無類的大旗，哼哼，有用的時候他們纔會去打，沒用的時候，有幾個人真的是孔教的虔誠信仰者？

這種情況僵持了三年，朱敬倫都沒找到最合適的解決辦法，他知道這是他取巧的結果，一開始依賴了鄉下文化階層推廣教育，現在這些人在教育中掌握了強大的話語權後，官府在想插入進去，比過去更難了。

但對教育的普及朱敬倫十分堅決，一開始他試著派監督員去鄉下，可是這些人的工作根本就無法展開，要麼看到不合適的去阻止，卻被各種刁難，甚至出現過刺傷人的情況，當文化壟斷集團擰成一股繩阻礙文化傳播的時候，總不能直接派軍隊去鎮壓吧，那些大頭兵怎麼可能懂得推廣教育，更何況教育不是用刺刀來推廣的。

朱敬倫選擇在鄉下勢力較弱的城市中推廣普及教育，這次倒是取得了一定的緊張，官府出面建立大量的公學，這回倒是招募到了大量的學生，甚至就連在農村中心的集鎮上，也可以成功建立學校。

但在一個城市化率還不足百分之十的國家裡，光在城市建立學校，哪怕普及到每個人，對全民的教育普及也沒多大的意義。事實上在九龍港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八成的入學率，但總體的入學率依然保持在三成。

而且政府直接推動，投入的資源實在是難以承受，光是在這幾年在城市建學校請老師，每年就要花費上千萬兩，平均下來解決一個城市學生的學習的成本，能夠讓十個鄉村學生進入學堂。

事實上，鄉村教育之所以掌握在鄉下文化人手中，主要還是因爲他們投入了大量資源在裡面，政府的補貼只佔一點投入而已，他們承擔了責任，所以享有了大量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權利義務法則在起作用。

讓人欣喜的是，鄉下文化階層對輿論的控制最近開始降低了，最大的一股勢力是報紙的發展，願意辦報紙的人往往都是比較開明的，更願意接受新事物，同樣他們接受的信息也比較新，他們知道很多西方國家的教育，已經遠遠把大明落在了後面，心中的緊迫感讓他們在報紙上大肆呼籲。

同時他們也對鄉下文化勢力的文化壟斷行爲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這種輿論的變化是朱敬倫樂於看到的，但這還只是小部分有識之士的呼籲，他想看到利益階層站出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還不知道要過多少年呢，或許得等到真正的一代寒門力量崛起之後，才能看到。

可現在寒門還只是處於被欺壓階層，還不可能跟這些強大的頑固勢力對抗，官府又主要因爲財政壓力，對這些頑固勢力是即惱恨又不能離開他們的支持，否則三成可能都保不住，因此只能通過各種方式，希望慢慢改變這些頑固派的思想。

但改變思想這種事，朱敬倫真的沒什麼好辦法，官方進行大範圍輿論宣傳的方法，共和國時代用過，能收到短期效果，可是長期的副作用太大。

因此他才隨口說讓大家聽聽曾國藩的意見，也是病急亂投醫，自己也不是十分期待。

結束九龍之行後不久，朱敬倫就準備要出訪法國，因此他根本沒時間去跟蹤這件事。

這次出訪的意義很大，乃至朱敬倫準備了許久。之前之所以盡力將政務都交付陳芝廷，都可以看作是爲這次出訪做準備，他必須在他出國之後，國家不出問題。一個現代國家，元首進行外事活動，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情況下，只有極個別國家的領袖不會進行這種活動，比如朝鮮。

大明雖然是一個新建立的國家，政權還談不上固若金湯，因爲還沒有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可以說朱敬倫如果突然死了，必然出現大亂。但如果他活著，無論他在哪裡，都不一定會出現問題。

上次張千山的問題是非常有偶然性的，首先張千山這種極其沒有自知之明卻高度理想化的梟雄就不常有，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朱敬倫在美國捲入了刺殺。

除此之外，朱敬倫看不到任何可能發生的變亂苗頭。首先大明是一個國勢日上的國家，帶有一股新生國家旭日東昇的彭博氣象，中國人管這叫國運。雖然是初建，但輔以建立，就攻佔了滿清的京師，如此隆隆氣勢，老百姓心裡非常踏實。

在權力構成上，陳芝廷爲首的文官集團，並沒有特別野心勃勃之輩，最重要的是文官集團沒有一個人擁有動亂的威望。軍事集團中，打擊了侯進之後，黑狗成爲權威最重的將領，但他的威望也不足以服衆，至少以文鳶爲代表的新安派軍事力量，還在黑狗帶領的五坑系軍事集團之上。

勢力較強的新安派少壯派軍官們，卻個人威望更加不足，陳芝廷又能通過他新安望族和鄉紳領袖的身份，穩住這股勢力。因此各派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巧妙的平衡。

當然最重要的是，朱敬倫的威望足以服衆，只要他不死，沒有人任何不該有的念頭。

加上這次去法國，政治意義實在是太重大了，首先法國就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強國，始終不跟法國建立關係，對大明在世界上立足很不利。其次此次去法國，並不僅僅是因爲法國，這段時間大明興起速度過快，跟英國、俄國都產生過一些特別的衝突，朱敬倫打算用這次法國之行，秀一秀肌肉，讓大家知道，大明也不是好惹的。

當然，這種秀肌肉，更是一種色厲內荏的表現，算是某些無害昆蟲的警告色一樣，只是打消一些國家對大明的輕視，讓他們沒事不要招惹大明，給大明爭取幾年發展時間，從而真正鍛煉出肌肉來。

最後一個比較重要的目的，則是朱敬倫打算通過這次法國之行，再次帶領一些國內的不同層次，不同背景的精英去見一見世面。

這些精英是從各個階層中挑選出來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年輕官員，帶他們開開眼界，同時希望安排他們進入西方國家對等的政府部門進行交流學習。

三分之一是商人子弟，上次派大批商人子弟周遊列國，最後得到陳啓沅這個意外收穫就物超所值，如果這次受到啓發，再次出現一個陳啓沅這樣的能夠帶動一個產業發展的精英，那一切就都值了。

最後三分之一則主要出自最保守的鄉紳階層，一羣老夫子，帶他們去看看人家西方的義務教育，主要是西北歐國家的教育，看看是否能夠讓他們在危機之下改變一下思想。

這一切工作早就在進行中，因此當鐵甲艦完成試航後，朱敬倫立刻就決定出航，這時候已經到了二月多，中國農曆新年都已經過去了，預計到法國的時候，已經是四五月間，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