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內戰還是和平
1945年8月，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偉大勝利。當民族矛盾得到緩和之時，國內階級矛盾卻日趨尖銳。中國共產黨力主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蔣介石政權卻堅持獨裁“統一”，妄圖把中國共產黨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著近10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一億以上人口的解放區，有著100萬以上的正規軍和220多萬民兵的人民軍隊一口吞掉。雖然毛澤東主席以大智大勇的態度親自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並簽訂了關於和平建國的《雙十協定》。可是，一心要發動內戰的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打算要執行這個協定。《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國民黨軍隊就開始向我解放區發動進攻。在一系列進攻被粉碎之後，美國政府表示願意出面調停內戰，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宣稱“中國內戰要停止，國民黨一黨專政要結束”。杜魯門決定派二戰名將、美國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來華進行調處。1946年1月，國共雙方達成了停戰協定，並由中共代表周恩來、蔣方代表張羣和美方代表馬歇爾組成了三人委員會。
爲了調處在各地已經多次出現的衝突，在三人委員會之下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作爲辦事機構。軍調部設立在北京協和醫院，三方參加工作的主要人員是：
美國方面：美國駐華大使館代辦羅伯遜爲委員，海斯凱爲參謀長，史勞斯爲秘書。
中共方面：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爲委員，羅瑞卿爲參謀長，耿飆爲副參謀長，黃華爲秘書。
國民黨方面：國防部第二廳廳長兼軍統局局長鄭介民爲委員，蔡文治爲副委員兼參謀長，唐保黃爲秘書。
爲了爭取和平民主，也爲了有效認真地與對方進行有理有節的鬥爭，確保我方的利益不受損失，中共中央還派出了一大批精兵強將參加軍調處的工作，如伍修權、張愛萍、宋時輪、章文晉、韓敘、龔澎、王光美等。
也就在停戰協定簽訂的同時，根據《雙十協定》達成的協議，由中國各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也於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中國共產黨派出了七位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在中共代表的努力下，在全國人民熱盼和平的壓力下，政協會議通過的五項決議是有利於和平建國，而不利於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的。
停戰協定的簽署，軍調部的成立，特別是政協會的召開，在當時很多人都感到和平有可能實現，內戰有可能避免。歷史進入了一個撲朔迷離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是不願意再打內戰的。中國共產黨在時刻準備著擊退敵人進犯的同時，也在認真對待和履行政協決議，爭取走和平建國之路，甚至在爲可能出現的聯合政府做準備。爲此，中共中央曾經擬定了參加聯合政府的成員名單（毛澤東、林伯渠、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張聞天等八人），考慮了將中共中央機關由延安遷往江蘇清江浦（淮陰）。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指示說：“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雖然一定還要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
可是，一心要實行獨裁式“統一”的蔣介石，是不願意履行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的，他所以要做出上面的種種姿態，是爲了爭取時間，爲了實行全面內戰。1946年3月，國民黨召開了六屆二中全會，到會者中有87％簽名反對政協決議，所以這個會議的閉幕宣言對政協決議做了全面否定。在國民黨的這種方針之下，蔣介石政權一方面公開鎮壓要求和平民主的國統區人民羣衆，製造了著名的昆明“一二·一慘案”、重慶較場口事件、南京下關血案，進而殺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樸和聞一多教授。另一方面，積極調兵遣將，製造摩擦，進行局部內戰。從1946年1月10日停戰協定簽訂之日到5月20日止，國民黨軍隊共向解放區發動大小進攻達3675次之多，使用兵力達258萬，強佔解放區縣城26座，村鎮2077個。軍調部派出的執行小組由３個增加到36個，仍然無濟於事。
美國政府表面上在中國調停內戰，背地裡卻在幫助蔣介石準備內戰。就在杜魯門表態支持和談、馬歇爾來華進行調處期間，美國政府爲了幫助蔣介石準備內戰，從海上和空中運送了國民黨軍隊54萬多人到內戰前線，用美國武器裝備了45個師的軍隊，訓練了各級軍官15萬人，派來了高達兩千人以上的軍事顧問團；僅1946年上半年，就給國民黨政府提供了13.5億美元的援助，6月14日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出的《軍事援華法案》，爲美國總統全面援助蔣介石賦予了更廣泛的權力。
在中國的天空下，和平氣氛爲之一掃，內戰烏雲處處密佈。只出現了幾天的晴空之後，又出現了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和準備，認爲眼前的內戰很難避免，就是要爭取和平，也只能是“以戰爭的勝利取得和平”，而絕不可能以妥協退讓來取得和平，更不能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所以，中國共產黨在以積極防禦的手段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的同時，於1946年7月20日向全黨下達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指示，準備全面迎擊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這年8月，毛澤東又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他說：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將最後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
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這番話，在當時完全相信的人並不多。但是，歷史很快就證實了這位歷史巨人的天才的預言。
二、全面內戰從宣化店打響
就在我黨的《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指示下達之前不到一個月，也就是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在精心部署之後，以30萬大軍向我中原軍區所在地宣化店發動全面圍攻，我中原軍區部隊在李先念率領下成功突圍。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不願發生的全面內戰終於爆發了。
中國的近代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這時候，蔣介石是氣勢洶洶的，因爲這個時候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有利的：在軍隊人數上，蔣軍是430萬人（這是當時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數量最多的軍隊），我方是120萬人；在地域面積上，蔣方約730萬平方公里，我方約230萬平方公里；在佔有城市數量上，蔣方是1545座，我方是464座；在人口數量上，蔣方是33892萬人，我方是13606萬人。所以蔣介石和他的參謀總長陳誠公然宣佈，要在“五個月內在軍事上整個解決中共”。單是這次用於進攻我中原解放區的兵力就是30萬人。
中原解放區位於長江、淮河、黃河、漢水之間，以桐柏地區爲中心，縱橫幾百裡，控制了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廣大地區，有如一把尖刀插在蔣家王朝的心腹之中。蔣介石要發動全面內戰，首先就得拔掉這一把心腹之刃。
我中原軍區是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新四軍第五師和八路軍的三五九旅，再加上若干地方部隊組成的，共5萬餘人。軍區司令員李先念、政委鄭位三，下轄兩個縱隊和三個軍區。一縱司令員王樹聲，二縱司令員文建武，江漢軍區司令員賀炳炎，鄂東軍區司令員張體學，河南軍區司令員韓東山。在日本投降時，控制和活動區域有近60個縣。在國民黨軍主力胡宗南、劉峙、顧祝同、薛嶽等部的不斷攻擊之下，爲了不造成全面衝突，已經放棄了桐柏、棗陽地區，逐漸壓縮到以宣化店爲中心的大約60公里的狹小地帶。蔣介石決定以消滅我中原軍區作爲向中共發動全面進攻的突破口，調集了共11個軍26個師約30萬人的兵力，由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統一指揮，宣稱要“剿滅豫鄂邊區共軍”，要“一舉分區包圍而殲滅之”。爲了粉碎敵人的陰謀，中共中央命令我中原軍區立即突圍。6月26日夜，中原軍區除了由一縱一旅皮定鈞部向東行動，在河南“牽牛”，造成我軍要向東轉移的假象之外，全部主力分爲兩路向西突圍。經過兩個多月的苦戰，終於突破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和堵截，砸爛了蔣介石用30萬人構成的“鐵桶”，完成了轉移任務，保存了實力，粉碎了敵人的陰謀。
在進攻中原軍區的同時，蔣介石軍隊在其他地區也開始了不同規模的進攻。在華東解放區的蘇中和淮北地區，由陳毅率領的山東野戰軍和由粟裕率領的華中野戰軍，全面擊退了敵人的進犯。粟裕指揮部隊在7月13日到8月27日的45天之內在蘇中地區連續打了7仗，殲敵5萬餘人，這就是我軍戰史上有名的“七戰七捷”。
在晉冀魯豫解放區，蔣介石企圖打通平漢線和同蒲路南段。我晉冀魯豫野戰軍則在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的指揮下，主動出擊隴海線，並在山東定陶地區全殲國民黨軍整編第三師和整編第四十七師的兩個旅，生俘整編第三師師長趙錫田。在山西南部，我軍的主要對手是蔣介石的嫡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胡宗南。我晉冀魯豫野戰軍的四縱和太嶽軍區部隊在同蒲路一線與之多次展開激戰。在從7月到10月的四個多月戰鬥中，晉冀魯豫解放軍共殲敵12個旅7.5萬餘人，其中包括號稱“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部整編第一師第一旅。
在華北地區的晉察冀解放區和晉綏解放區，蔣介石的打算是要佔領承德和張家口以及所屬地區，分割晉察冀、晉綏和東北三個解放區。我軍在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政委李井泉的率領下先後組織了晉北戰役和大同、集寧戰役，共消滅敵人兩萬餘人。由於受到敵軍幾大集團（即晉北的閻錫山集團、晉南的胡宗南集團、平津的傅作義集團、東北的杜聿明集團）的強大壓力，我軍遵照中共中央軍委9月18日的指示：“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爲主，使主力行動自如”，放棄了承德和張家口。
在東北地區，戰爭的規模也不小。東北地區的情況，我們將在下面另做介紹。
1946年10月11日，擔任張家口保衛戰任務的我晉察冀野戰軍前線指揮部，在司令員蕭克和政委羅瑞卿的指揮下，撤出了張家口。蔣介石被一城之得衝昏了頭腦，當天下午就下令召開“國民大會”，全面撕毀政協決議。4天以後，所謂的“國民大會”就在南京開幕。蔣介石企圖在這個由他圈定的代表舉行的“國民大會”上制定憲法，確立他在中國的法統。故而在開會的當天，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竟然發表號外，宣稱“天下大事定矣”！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13個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一致反對、抵制蔣記“國民大會”，不承認會上通過的蔣記憲法。
爲了表示自己的所謂誠意，蔣介石在召開蔣記“國大”的前三天，還發布了一個所謂的“停戰令”，而原來的軍調部仍然存在。也就是說，儘管各地的內戰打得熱火朝天，但所謂的和平談判仍然還在進行。
當時全國的情況實際上是處在邊打邊談之中。從1946年6月蔣軍進攻我中原解放區以來，我黨的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與蔣介石、馬歇爾等人進行過多次會談，均無結果。我黨則把這種會談和在國統區中的各種活動作爲宣傳中共主張、揭露敵人陰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戰場。這種邊打邊談的局面能較長期地維持，其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我黨對於蔣軍的進攻進行了有效抵禦。另一個原因也不能忽視，這就是此時的美國政府認爲蔣介石的力量還不可能消滅中共軍民，還需要使用高唱和平的一手。但是，一意孤行的蔣介石卻不這樣看，他總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人民的力量，連美方的勸告也聽不進去。1947年1月19日，美國政府決定退出軍事調處三人小組，撤走在華參與調處的全部人員。於是蔣介石也決心徹底撕去和平的僞裝。
1947年2月21日，蔣介石公開宣佈，要參加軍調部工作的中共方面代表葉劍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又通知中國共產黨駐國統區各地的所有談判代表和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必須在3月5日以前全部撤離。聲稱“以後如發現中共黨員，即作爲匪徒間諜治罪”。緊接著，我黨在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的報紙《新華日報》被查封。1947年3月9日，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上海、重慶三地的人員撤回延安。就這樣，蔣介石完全關閉了和談的大門，抗日戰爭結束後出現的和平曙光完全消失，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最終破裂。在3月15日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正式宣佈“政治解決已經絕望”。在3月20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更爲明確地說：“政府用兵之目的在於平定叛亂，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的最高法院在6月25日發佈“平字第1906號訓令”，宣佈“通緝”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還不到一年半，中國又進入了全面的戰爭時期。
這不是一般的戰爭，而是決定中國人民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戰爭。一種前途，是繼續在以蔣介石爲代表的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維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統治；一種前途，是在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建立獨立、民主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是光明與黑暗的大搏鬥，是革命與反動的大搏鬥，是改變幾千年來中國人民長期被壓迫、被剝削的歷史地位，讓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大搏鬥。
就在國民黨反動派完全關閉和談大門的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棗園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二月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康生、林伯渠等8人，其他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有關負責人28人，共36人。會議分析了全國形勢，認爲全國內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徹底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不僅是完全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