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鄭洞國“無可奈何”
南滿北寧線上打得熱火朝天之時，北滿的長春卻是一派死氣沉沉。
當我東北野戰軍在1948年3月間結束了冬季攻勢之後，東北大地上的大城市就只有三座還在國民黨軍隊手中，這就是瀋陽、長春和錦州。
在蔣介石和衛立煌的眼中，瀋陽是東北“剿總”所在地，是衛立煌用30萬大軍據守的中心，衛立煌自認爲還可以守得住。錦州最接近關內，與華北基本上可以相互支援，南面還有出海口，有範漢傑率領15萬大軍防守，問題不大。最不放心的就是長春。道理很簡單，當四平失守之後，長春已經被卡死在哈爾濱和四平之間，南北鐵路都已不通，東北野戰軍的主力大多在北滿，如果林彪對長春發動進攻，長春必然是兇多吉少。
就算林彪不發動進攻，長春在四面包圍之下，過的也是“四面楚歌”的日子。對外聯繫全靠飛機，對於偌大一個長春，且不說幾十萬市民，就是供給10萬國民黨軍隊來說，也是無濟於事（長春機場在５月就被我軍攻佔，長春對外聯繫基本上被切斷，物資來源全靠空投）。所以，長春成爲衛立煌的一個包袱。衛立煌曾經私下對人說過：“長春是個包袱，好比一個盲腸炎癥，恨當初陳辭修（即陳誠）走了這步死棋。”國民黨內部有不少人主張乾脆放棄長春，把長春的軍隊調出來，加強錦州的防備。可是蔣介石不同意。蔣介石認爲長春是東北的大城市，如果放棄，在國內國外的影響太壞。何況如果守住長春，可以吸引林彪的兵力，減輕瀋陽和錦州的壓力。說放棄容易，如果想要再收復就難了。所以蔣介石決定仍然要死守長春。既然決定要守，又派誰去守呢？
這時的長春駐有兩個軍，一個是滇軍系統的六十軍，軍長是曾澤生。一個是將新一軍一分爲二之後新編成的新七軍，軍長是李鴻。城中還有一個官員，是吉林省籍的樑華盛。在衛立煌眼中，這三人都不具備這方面的才能，必須派一個得力的人去。在當時東北所有大員中，只能派鄭洞國。
鄭洞國乃是黃埔一期出身的蔣門嫡系，在多年的征戰中立過不少戰功，在當時也算是一員有名的將領，1946年3月被老同學杜聿明拉著來了東北，當了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在杜聿明有病時代理司令長官。1947年陳誠到東北後，他改任東北行轅副主任。1948年衛立煌來東北後，他又改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所以在東北的高級將領中，他算是一個“三朝元老”，再加上“天子門生”的身份，衛立煌認爲他是可以坐鎮一方的。國民黨的東北“剿總”一共設了8個副總司令：鄭洞國、範漢傑、孫渡、馬占山、萬福麟、樑華盛、陳鐵、張作相。這8人中，只有鄭洞國、範漢傑、樑華盛、陳鐵４人是黃埔出身。4人中，陳鐵是衛立煌的老部下，在抗日戰爭中和衛立煌在山西與日寇作戰時，同八路軍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就被蔣介石打入另冊，撤去了一切職務。由於陳鐵是貴州遵義人，與何應欽是同鄉，所以抗戰勝利後，被何應欽拉出來到滇軍的第一集團軍做副總司令。一來因爲他是貴州人，滇軍容易接受；二來何應欽想用他在必要時替代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孫渡。當蔣介石決定把滇軍調到東北打內戰時，他也就跟著到了東北。恰逢衛立煌又到了東北，念著他們之間的老關係，也就讓他做了東北“剿總”的副總司令。以他這種身份，蔣介石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他去獨當一面的（陳鐵在遼瀋戰役結束後，就與我黨建立了聯繫，以後在貴州起義）。還有一個樑華盛，是杜聿明帶來的，爲人恃強凌弱，與各方都搞不好關係。
他在任吉林省主席時，和駐吉林的滇軍六十軍關係搞得很壞，軍長曾澤生與他勢同水火，樑華盛自己又沒有部隊，是個光桿副司令，在長春已經無法立足，只好跑到瀋陽去混日子。另外4人中，孫渡是滇軍，此時駐防熱河。還有3人，都是蔣介石爲了在東北人民面前裝門面而任命的老東北軍的知名人士，其實是無兵無權無事可幹的掛名人物。所以，在8個副總司令中，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鄭洞國和範漢傑兩人。範漢傑去了錦州，到長春去當然就只有鄭洞國最合適。
鄭洞國也看清楚了上述情況，所以雖然有很多朋友都勸他別去長春，但他明白，真要他去長春他是不能不去的。這樣，在他向蔣介石請辭無效，向衛立煌請假又走不了的情況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無可奈何”在1948年3月接受東北“剿總”副司令兼任第一兵團司令和吉林省主席的任命，到了長春。
鄭洞國到長春之後，抓了16個字：“加強工事，控制機場，鞏固內部，蒐購糧食。”兩個月之後，長春的大房身機場失守，長春遂被人稱爲“陸上孤島”，16字方針就只剩下了12個字。如果說得更簡單一點，就是兩個字：困守。
二、林彪要對長春“久困長圍”
早在1948年夏天，爲是否打長春，如何打長春，東北局的林彪、羅榮桓等領導人和中央曾有過一場討論。5月29日，東北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對長春“久困長圍”方略。報告說：
根據敵之戰力、兵力、工事綜合來看，則我軍攻長春，即會付出最重大的傷亡，最後仍可能無法解決戰鬥。此種戰鬥絕非一個猛攻可能拿下，而須逐屋逐堡奪取，費時須長時在敵炮火飛機轟擊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隊每連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無力繼續維持進攻；而敵仍能保持半個城市，使我無法啃下。那時在城內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擊與退出，使部隊實力與士氣遭受重大的損傷。此種結果，對我甚爲不利。……連日我們反覆考慮，並經東北局常委開會討論，又照顧各縱、師首長對攻長春所表示的信心並不甚高，因此我們建議改變硬攻長春的決心，改爲對長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長圍。
毛澤東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見，並對上述意見提了不少問題。
6月5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了對付長春可能採取的三種方案：一是進攻，但是無把握；二是以少數兵力圍困，主力南下北寧線，但是敵人可能突圍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實行長期的圍城打援。他們的主張當然是第三種方案。
當遼瀋戰役已經結束之後回頭再來看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東北領導人的上述意見，的確顯得過於小心、過於謹慎。這種小心和謹慎是由於兩次四平之戰和５月間與長春守敵的一仗血的教訓給他們所帶來的（5月下旬，東野以兩個縱隊試攻長春，只攻佔了大房身機場和城外幾個據點，未能攻克長春的堅固工事，雖然消滅了5000多名敵人，自己也傷亡了2000多人）。他們是東北野戰軍的最高指揮，在已經吃了幾次虧之後，不打無把握之仗，不讓部隊受太大的損失，這種態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對於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堅戰的把握與信心，是在錦州戰役的實踐之後才完全樹立起來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澤東當時來往電報一對比就可以看出，在對大局的觀察、判斷和把握上，毛澤東是要比林彪高出一頭。不過，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正是出於對東北局領導人的上述思想活動的考慮，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雖然不很同意他們的意見，但還是在６月７日的電報中“基本上同意”了他們的方案。於是，對長春進行“久困長圍”就成爲由東北局提出、經中央軍委同意的決策。
決策既定，就得堅決實施。東北野戰軍爲了便於指揮北滿的戰事，在1948年4月組建了前方第一指揮所（8月24日改稱爲第一兵團），以蕭勁光爲司令員，蕭華爲政委，陳伯鈞爲副司令員，唐天際爲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爲參謀長。6月，東野總部決定由第一指揮所具體執行長春的圍城任務，第一指揮所對外就稱爲東北人民解放軍前線圍城指揮所。圍城部隊原來是以一縱和六縱爲主，6月份以後，東野總部將一縱和六縱的兩個師撤下來休整（後來一縱去了瀋陽地區，六縱去了北寧線打錦州），而以十二縱的三十四師和三十五師，六縱的十八師、獨立六師、七師、八師、九師、十師和一個炮團，總共約14萬人組成圍城部隊（遼瀋決戰開始後，圍城部隊完全由十一個獨立師和一個騎兵師擔任），在蕭勁光和蕭華的指揮下，按東野總部“要使長春成爲一座死城”的命令，對長春進行了全方位的嚴密包圍封鎖。在由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共同發佈的指示中，對於封鎖長春的具體部署是：
（一）劃長市周圍50裡以內爲封鎖區，在此區內除軍事所必須者外，應禁止人員車馬自由通行。必須通行者由各縣政府製造通行證用居留證發給人民（軍隊人員外出者由團部發通行證），以便憑證檢查。
（二）在宣佈斷絕對長市商業關係、嚴禁糧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資料流入長春後（由總部出佈告），凡以上項資料偷運過境企圖接濟敵軍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機關（地方歸縣，軍隊歸團）予以沒收處理。但持有證明文件並其所運物資系流向我區者，則必須允許放行，不得藉故留難。其有藉端勒索及不按規定手續執行沒收者，必須從嚴追究。
（三）爲反對長市敵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對長市內出來之人民必須予以阻攔，凡能堵回去者，務必堵其回去，使敵對城市人口不能大量與迅速地疏散，而達成其減少糧食之困難。但應告誡部隊對出城人民只宜採取勸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毆打及開槍。
（四）爲實行上述封鎖政策，應在各大小道口設立檢查站以便實行盤查和戒嚴。除軍隊擔任者外，必須組織人民的放哨戒嚴，使敵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無隙可乘。此項戒嚴和盤查細則由當地軍隊會同地方規定之。
（五）勸告封鎖區內前沿地帶的居民，將多餘糧食及暫不需用資料窖藏起來，不要被敵搶去。
東野總部的指示是十分明確而堅決的。在這樣的封鎖之下，長春敵人的日子當然只會是愈來愈難過，長春必然被我軍困爲一座死城。
6月15日至20日，我圍城指揮所在吉林召開了師以上幹部會，全面部署和研究了圍城任務。
圍長春絕不是簡單消極地圍困，而是要把中央和東北局關於“長圍久困，展開政治攻勢和經濟鬥爭，使其彈盡糧絕、人心動搖時再攻”的基本方針認真落實，把軍事的圍困、經濟的封鎖和政治的瓦解三者結合起來。圍是爲了日後的攻，爲了更好地攻。所以，在東北局的領導之下，由圍城部隊和吉林省委共同組織的軍民聯合鬥爭委員會在圍城期間做了大量工作。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圍困的同時開展了廣泛而強大的政治攻勢，提出了“反對國民黨軍搶糧抓丁，長春人民團結起來，配合解放軍解放長春”等口號，通過標語、傳單（圍城部隊先後散發了100多萬份傳單）、對敵喊話等方式灌輸到長春的人民心中。圍城指揮所蕭華政委在政治工作會議上還用了古代兵家的名言“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來教育大家，要用強大的政治攻勢來爲軍事行動掃清道路。爲此，圍城指揮部還統一組織了兩次攻心突擊周。
由於我軍不能入城，所以對敵喊話是當時開展對敵攻心的主要形式。我圍城部隊從開始時用一般的“歡迎你們投誠”之類的喊話，發展爲有針對性的真正能起到攻心作用的喊話，如“八月中秋快到了，你們的父母妻子盼望你回家收割莊稼”，“長春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只有死路一條”。針對六十軍是雲南來的這個特點，圍城部隊特地組織原來從一八四師起義的雲南士兵用雲南話喊話，如“雲南老鄉們，我們都是被蔣介石欺騙來當炮灰的。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不要爲蔣介石賣命了，歡迎你們過來，帶武器有獎，願意回家的發路費”。這些喊話在當時曾經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僅對士兵喊話，在我軍的廣播中還反覆播送了鄭洞國遠在上海的夫人陳澤蓮寫給他的一封信：
桂庭（按：鄭洞國字桂庭）：幾個月來爲了你的安危，使人時刻不能忘懷，寢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與憔悴的不是歲月，而是憂愁。數月來我身體壞透了，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們被困在這孤城，到底要緊不？我得不著一點實際情形，真令我焦急萬分。今天看報上說，長春機場又失守，長春情況危急。我看中央不給你設法，你是無可奈何。你到底什麼病？現在好些嗎？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顧性命在幹，這是爲了哪個？我想到這一切傷心極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應該很平安，因爲你向來對人很好，心更好，應當有好報。秋風起，更愁人也！
這樣的廣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難估量的。正如一個向我軍投誠的國民黨士兵所說：“講別的還能忍著，一提到’家‘，這心就碎了……”
三、蔣介石“殺民養兵”
長春本爲松遼平原的糧倉，物產豐富，僞滿時期是全東北政治經濟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時期人口曾經超過60萬，日寇投降後都還有50萬。
1946年5月，國民黨軍隊進入長春後，這裡一直戰事不斷，有不少人口外遷，也有不少農村中爲逃避土地改革打擊而逃來的地主，還增加了大量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其家屬。到1948年3月，城內軍民總數，據長春市政府的估計，在60萬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後，長春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見長春被圍，也向鄉下轉移，人口有所減少。到6月份被解放軍完全圍困時，城中全部人口估計仍在50萬左右。
這其中，軍隊有10萬人，國民黨軍隊的正規軍有6萬人，各種地方遊雜部隊和從農村逃進城的各路土匪（鄭洞國爲了管理這些人曾經將其編了兩個旅，實際上並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後勤人員加起來有4萬人。這大約50萬人每天要吃，要燒，天一冷還要取暖，就成了城中頭等重要而又最難解決的大事。新七軍原來就駐在長春，屯集了一些糧食和馬料，問題不大。六十軍是在3月間從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長春的，沒有什麼家底。剛進城時只是由新七軍分了一些作爲馬料的大豆和豆餅給六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