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的一段時間，蘇家父子三人勒索我二百萬一案原本定在9月17號開庭審理，但是因爲蘇家父子三人互毆導致蘇建橋死亡，法院臨時決定要將兩案併案處理，因此就推遲了，開庭日期等另行通知。
朱所長的女兒朱玉順利進了彭城鐵路分局工作，本著一事不煩二主的精神，我又請王奎亮幫忙，順便給朱曉露在鐵路分局食堂找了個差事，雖然沒正式編制，但是一月兩千二百塊錢，還給她交社保。反正我欠王奎亮的人情是越來越多，債多了不愁，反倒無所謂了。
22號中秋節，丈母孃蘇佩琴因爲急性*炎發作，出獄就醫，和錦秋我們兩口子一起過了箇中秋節，關於蘇家那一家子的事情，我們也沒和她說，第二天她就又回監獄去了。
25號，上個月來採訪我的那個黨報施記者又如約而來，對我進行了第二次採訪。和上次採訪不一樣，上次採訪的主要對象是我，報道的也主要是我見義勇爲的事蹟，這一次雖然採訪對象同樣還是我，但是主要報道對象則是張兆川了。
這家報紙按照上邊的要求，正在做一箇中央企業優秀共產黨員的專題系列報道，每期選定一位報道對象，然後找一個和他熟識的普通人來談談這個報道對象，這期的報道對象就是張兆川，而我則是那個和他熟識的普通人。
我們還是在小南湖酒店的茶室見面，幾句寒暄落座，採訪就算是正式開始了，施記者首先問我：“常先生，請你先講一講你和張兆川是怎麼認識的？”
我回憶了一下，然後說道：“2007年春節假期，我去甘肅武威旅遊，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當地山區一片沙化比較嚴重的山坡上，我看到有人在那裡植樹，覺得挺有意思的，於是就主動上去和他攀談了起來，那人就是張兆川。交談中我才知道，他也是在北京工作，利用假期到當地去進行義務植樹，而且這個習慣他已經堅持了好幾年。在那次交談中，我覺得他學識非常淵博，性情寬厚平和，而且我們業餘又都非常喜歡打高爾夫球，於是我們就成爲了好朋友。回到北京之後再聯繫，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他當時已經是中國發展銀行的行長，不折不扣的大人物了。”
施記者輕輕點了點頭，一邊低頭做著記錄，一邊又問我道：“那在日常生活中，你覺得張兆川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裝模作樣的考慮了一下，然後說道：我覺得張總這人生活作風非常簡樸，很多人都知道張總非常喜歡打高爾夫球，而且水平還不錯，雖然高爾夫球對於大多數來說還是一項奢侈的運動，但是以張總的職位而言，他每年的年薪都上百萬，本來他完全有條件去國內最好的球場打球，可他就是不去，還定下了規矩，一年最多進兩次球場。他花幾百塊錢買了塊球毯，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球毯上自娛自樂一下，省出來的錢，絕大多數都投到了西北的義務植樹防沙化上邊去了。
另外他對人對己的要求都非常高，在我和他的相處過程中，他經常通過一些日常生活瑣事督促我改正不良生活習慣，追求思想進步。比如有一次，我和他一塊吃飯，我剩了小半碗剩飯，就隨手倒進垃圾桶裡，沒想到就這麼點事情，惹得他大發雷霆，批評我這是很嚴重的浪費行爲，是對人民勞動果實的不珍惜，讓我好好反省。
我當時嘴上不說，心裡還覺得他是不是太小題大做了，可後來幾次在一塊吃飯，我暗自留心觀察，發現他每次吃飯，寧可少要點菜，都一定要吃得乾乾淨淨的，一點不浪費，後來我自己也就逐漸的改掉了浪費糧食的壞習慣。2008年年初他調任到我所在的華信集團公司任職，當年7月，他和我進行了一次深談，認爲我已經基本達到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了，於是就鼓勵我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聽完我的敘述，施記者點了點頭，又問道：“常先生，你四月份在彭城見義勇爲，客觀的講，你覺得有張兆川對你的影響嗎？”
“當然有了！”我不加思索的就回答道：“在我最近幾年的成長過程中，張總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人，我原本是一個有些孤僻冷漠的人，就是他經常教育我、影響我，讓我明白了，作爲一箇中央企業的員工，我們不光要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還要儘可能多的承擔一些社會責任，日常生活工作中，都要儘量起到一個表率作用。如果放在幾年前的話，碰上週文嬌那事，我估計我最有可能的就是視而不見，裝作不知道，但是正因爲有了張總這幾年以來的教育和影響，我當時纔會義無反顧的追上去救人。”
一場採訪前前後後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才結束，我心裡明白，這篇報道發出去之後，我就算是被死死地綁在張兆川的戰車上了，一旦接下來葛總退休，他在競爭董事長位子的鬥爭中失利的話，那我在華信的前途也就基本上沒有了，反之，如果他勝出，那沒準也會隨手給我點好處。
緊接著就到了國慶假期，這對於我們一家三口、特別是我和錦秋來說，是一個忙碌的假期。錦秋要開始料理我們新房子的裝修事宜，雖然裝修方案此前她們姐妹倆已經和設計師一起合計過定下來了，但是很多細節還是需要錦秋臨時自己決定。
我則按照事先說好的，要趕去美國陪小師妹。國慶假期一共就七天，其中第一天是“明日田園”交房的日子，我要接收新房，而且晚上田園地產安排了慶功晚宴，我也在受邀之列，因此我要2號才能出發去美國，6號還得趕回北京，中間一共就五天一百二十個小時的時間，但光是往返的飛機上就要花去差不多三十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