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
我們的生命是會死的生命，這種覺悟使深愛人生的感覺添上了悲哀的，詩意的情調。這種不免不死的悲感反使中國學者更熱切更深刻地領略人生的樂趣：這是很奇怪的。因爲如果我們所有的只是這個塵世的人生，那麼我們必須趁人生還未逝的時候，更盡情地享受它。如果我們有種人生的渺茫希望，我們便不能盡情領略這塵世生活的樂趣。克特爵士（SirAldNrkeith）說過一句話，頗能表現中國人的情感：“如果人們的信念和我一樣，認爲這塵世是唯一的天堂，那麼他們必將更盡力把這個世界造成天堂。”蘇東坡說：“事如春夢了無痕”，惟其這樣，所以他會那麼深刻那麼堅決地愛上人生。我們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常常發見這種“人生不再”的感覺。中國的詩人和學者常常在歡娛宴樂的時候，給這種“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感覺所侵襲，被這種悲哀的情調所侵襲，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圓”的悲傷。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一賦裡，曾寫了兩句名言：“浮生若夢；爲歡幾何？”王羲之和他的一些朋友歡宴的時候，寫了《蘭亭集序》這一篇不朽的文章，最能表達這種“人生不再”的感覺。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幕春之初，會於會稽出明之蘭亭，修楔事也。
衆賢畢至，少長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筋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筋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朝氣清。惠風和暢。仰現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依，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會一契，未嘗不夠之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嗡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分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我們相信人不免一死，相信生命終究會像燭光那樣地熄滅了：我以爲這種信念、這種感覺，是很好的。它使我們清醒；它使我們有點悲哀；它也使我們當中許多人感到一種詩意。可是還有一點最爲重要：它使我們能夠立下決心，設法去過著一種合理的，真實的生活，始終感覺到我們自己的缺點。它也使我們獲得平安，因爲一個人預備接受最惡劣的遭遇，心中才能夠獲得真平安。我想這由心理學的立場上說來，乃是一種發泄身上儲力的程序。
中國的詩人與平民在享受人生的樂趣時，下意識裡始終有一種歡樂不能*的感覺，像中國人在歡聚完畢的時候常常說：“千里涼棚，沒有不散的日子。”人生的盛宴乃是尼布申尼撤（Nebuchadnezzar——系古代巴比倫王。以強猛，驕傲，奢侈著名）的盛宴。這個浮生若夢的感覺使不信仰宗教的人有一種神靈的意識。他看人生、像宋代山水畫家看山景一樣，是給一層神秘的薄霧包圍著。有時空氣中是含著潮溼的水分的。
我們把永生的觀念排除了之後，生活的問題便變成一個簡單的民間問題。我們人類在世界上的壽命是有限的，很少超過七十年，因此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生活，使我們在已定的環境之下、儘量過著最快樂的生活。這種觀念是儒家的觀念。這種觀念含著很濃厚的現世的氣處，屬於塵世的氣息；人類隨著一種固執的常識去工作，其精神乃是山達雅拿所稱的“動物的信念”，把人生當做人生看。我們根據這種動物的信念，對我們和動物的根本關係，可以作一個*的猜測，不必靠達爾文的幫助。所以，這種功物的信念使我們依戀著人生——本能的人生和感官的人生——因爲我們相信：我們大家既然是動物，那麼，我們只有在我們正常的本能獲得正常的滿足時，才能夠獲得真正的快樂。這是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的。
這麼說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嗎？中國人是幾乎不知道回答這個問題的。因爲中國人的精神哲理是建築在物質的，屬於塵世的人生上面，他是看不出精神和**的分別的。他無疑地愛物質上的享受，可是物質上的享受卻是屬於感官方面的。人類只有靠理智才能看清精神和**的分別，而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們的感官便是精神和**的必經之道。音樂無疑地是我們各種藝術中最屬於心靈的藝術，能夠把人們舉高到精神的境界裡去，可是音樂是基於聽覺的，吃東西辨滋味的享受爲什麼比交響曲更不屬於心靈呢？這是中國人所不明白的。我們只有在這種實際的意義上，對我們所愛的女人才能夠有正確的感覺。我們要分別一個女人的靈魂和**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我們愛一個女人，我們並不是愛她的幾何線條所造成的外表，而是她的舉止，她的儀態，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可是一個女人的眼波和微笑是屬於**或精神方面的呢？恐怕沒有人能說得出吧。
這種現實人生和精神人生的感覺，是得到中國人文主義的助力的，老實說，它是得到中國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助力的。簡括地講起來，中國的哲學可說是注重人生的知識，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識的。中國哲學家把一切抽象的推論完全撇在一邊，認爲這些東西和生活的問題不生關係，認爲這些東西是我們的理智所產生的淺薄感想；他們把握住人生，僅提出一個萬世不易的問題：“我們要怎樣生活？”西洋的哲學在中國人的心口中是很無聊的；西洋的哲學以論理或邏輯爲主點，注重獲得知識的方法，以認識論爲主點，提出知識的可能性的問題，可是卻忘記得佔探討關於生活本身的知識。那是很愚蠢，很瑣碎的事，像一個人戀愛求婚，而沒有結婚生子，又像天天在*練的軍隊不開到戰場上去。德國的哲學家是最無謂的東西；他們把真理當*人那樣地追求著，可是不想和她結婚。快樂的問題/林和樂我始終認爲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真享受。我用“目的”這個名詞時有點猶豫。人生這種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種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種對人生的自然態度。“目的”這個名詞含著企圖和努力的意義。人生於世，所碰到的問題不是他應該以什麼做目的，應該怎樣實現這個目的，而是要怎麼利用此生，利用天賦給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陰。他應該調整他的生活，使他能夠在生活中獲得最大的快樂，這種答案跟如何度週末的答案一樣地實際，不像形而上的問題，如人生在宇宙的計劃中有什麼神秘的目的之類，那目的只可以作抽象而渺茫的答案。
反之，我覺得哲學家在企圖解決人生的目的這個問題時，是假定人生必有一種目的的。西方思想家之所以把這個問題看得那麼重要，無疑地是因爲受了神學的影響。我想我們對於計劃和目的這一方面假定得太過分了。人們企圖答覆這個問題，爲這個問題而爭論，給這個問題弄得迷惑不解，這正可以證明這種工夫是徒然的，不必要的。如果人生有目的或計劃的話，這種目的或計劃應該不會這麼令人困惑，這麼渺茫，這麼難於發見。
這問題可以分做兩個問題：第一是關於神靈的目的，是上帝替人類的決定的目的；第二是關於人類的目的，是人類自己所決定的目的。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不想加以討論，因爲我們認爲所謂上帝所想的東西，事實上都是我們自己心中的思想；那是我們想象會存在上帝心中的思想，然而要用人類的智能來猜測神靈的智能，確實是很困難的。我們這種推想的結果常常使上帝做我們軍中保衛旗幟的軍營，使他和我們一樣地充滿著愛國狂；我們認爲上帝對世界像多情的少女，替我們畫了一幀將來快樂的景象，這是我們這些俗人所能瞭解的。如果神學家不把天堂的景象弄得更生動，更近情，那麼，我們真不想犧牲這個塵世的生活，而到天堂裡去。有人說：“今日一隻蠶比明日一隻雞更好。”至少當我們在計劃怎樣過暑假的生活的時候，我們也要花些工夫去探悉我們所要去的地方，如果旅行社對這問題答得非常含糊，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來的地方過假期好了。我們在天堂裡要奮鬥嗎？要努力嗎？（我敢說那些相信進步和努力的人一定要奮鬥不息，努力不息的。）可是當我們已經十全十美的時候，我們要怎樣努力，怎樣進步呢？或者，我們在天堂裡可以過著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無憂無慮的日子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在這塵世上學過遊手好閒的生活，以爲將來永生生活作準備，豈不更好？
如果我們必須有一個宇宙觀的話，讓我們忘掉自己，不要把我們的宇宙觀限制於人類生活的範圍之內。讓我們把宇宙觀擴大一些，把整個世界石、村和動物——的目的都包括進去。宇宙間有一個計劃（“計劃”一詞，和“目的”一樣，也是我們所不歡喜的名詞）——我的意思是說，宇宙間有一個模型，我們對這整個宇宙，可以先有一種觀念——雖然這個觀念不是最後固定不移的觀念——然後在這個宇宙裡佔據我們應占的地位。這種關於大自然的觀念，關於我們在大自然中的地位的觀念，必須很自然，因爲我們生時是大自然的重要部分，死後也是回返到大自然去的。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和歷史都給我們許多良好的材料，使我們可以造成一個相當良好的觀念（如果我們不作草率的推斷）。如果在宇宙的目的這個更廣大的觀念中，人類所佔據的地位稍微減少其重要性，那也是不要緊的。他佔據著一個地位，那已經夠了，他只要和周道自然的環境和諧相處，對於人生本身便能夠造成一個實用而合理的觀念。歐洲不會有什麼“神靈目的”或“定數”，只有對我們的祖國纔有“神靈目的”或“定數”。我相信德國的納粹黨人心目中的上帝一定也帶著十字的臂章。這個上帝始終在我們這一邊、不會在他們那一邊。可是世界上抱著這種觀念的民族也不僅日耳曼人而已。
至於第二問題，爭點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而是人生的目的應該是什麼，所以這是一個實際的而不是形而上的問題，對於“人生的目的應該是什麼”這個問題，人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觀念的價值標準。我們爲這問題而爭論，便是這個緣故，因爲我們彼此的價值標準都是不同的。以我自己而論，我的觀念是比較實際，而且不抽象的。我以爲人生不一定有目的或意義。惠特曼說：“我這樣做一個人，已經夠了。”找現在活著——而且也許可以再活幾十年——人類的生命存在著，那也已經夠了。用這種眼光看起來，這個問題便變得非常簡單，答案也只有一個了。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還有什麼呢？
這個快樂的習題是一切無宗教的哲學家所注意的重大問題，可是*教的思想家卻完全置之不問，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神學家所煩慮的重大問題，並不是人類的快樂，而是人類的“拯救”——“拯救”真是一個悲慘的名詞。這個名詞在我聽來很覺刺耳，因爲我在中閾天天聽見人家在談“救國”。大家都想要“救”中國。這種言論使人有一種在快要沉沒的船上感覺。一種入萬事俱休的感覺，大家都在想全生的最好方法。*教——有人稱之爲“兩人沒落的世界（希臘和羅馬）的最後嘆息”——今日還保存著這種物質，因爲它還在爲拯救的問題而煩慮著。人們爲離此塵世而得救的問題煩慮著，結果把生活的問題也忘掉了。人類如果沒有瀕於滅亡的感覺，何必爲得救的問題那麼憂心呢？神學家那麼注意拯救的問題，那麼不注意快樂的問題，所以他們對於將來，只能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渺茫的天堂。當我們問道：我們在那邊要做什麼呢、我們在天堂要怎樣得到快樂呢，他們只能給我們一些很渺茫的觀念，如唱詩，穿白衣裳之類。莫罕默德至少還用醇酒，多汁的水果，和黑髮，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