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代中國的兩位偉大政治家，幾乎在同一時間敏感地意識到青海的重要性。此時，從康熙的角度重新敘述五世喇嘛的話，就是“清朝之所以能同西藏接近，關鍵在於青海地方的安寧”。

這樣的利益分配，實際上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康熙皇帝想要一個穩定的西藏。

康熙把清帝國西部邊疆藏傳佛教影響到的區域，在戰略上以青海爲界，劃分爲西藏和西北兩塊，這兩塊不能聯合起來，否則清帝國西線邊防撐不住，而這兩塊也不能同時亂，因爲清朝應付不了雙線作戰，所以，能穩定一塊是一塊；比較現實的，就是穩定西藏。

眼看策妄阿拉布坦蠢蠢欲動，而且此時準噶爾還打擊了一下沙俄的入侵，如此強悍的兵力，康熙怎麼能不防？但防準噶爾就無力防西藏，而穩定西藏，只能對拉藏汗“西藏派”的一些無理要求暫時妥協。做出這樣的政策，康熙也是不得已，如果清政府和拉藏汗打起來，準噶爾肯定趁勢作亂，現實情況是大清國根本連一仗都打不起，就在1706年倉央嘉措“死”的前些時候，河南省內黃河河道決口，國庫裡只有50萬兩銀子，連賑災都不夠，拿什麼打？

此時的策妄阿拉布坦還算聽話，康熙能不惹他就不惹他，彼此相安無事就行，但拉藏汗是不是聽話呢？

康熙皇帝要試他一下，1706年，他派出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下旨意給拉藏汗，要他將“假”倉央嘉措押解到北京來。當時，拉藏汗不肯，康熙皇帝很有信心地對大臣們說，別看他現在不肯，過一陣子他就會主動地送來了。

實際上，康熙皇帝要一個“假”來幹什麼呢？真的押解到京城後，他只能面臨兩條路：其一，承認倉央嘉措是“假”，這樣，無論是處死還是囚禁，既得罪了藏民，又縱容了拉藏汗，還必然會給準噶爾反叛的藉口，所以，我們前面分析“五臺山囚禁說”可信度非常低，就在於此；其二，不承認他是假的，那麼，養在北京，不是那麼回事，而且也容易惹起戰端；放回去，得罪拉藏汗，準噶爾也正好可以以“拉藏汗誣陷真”爲藉口去打他，西藏肯定大亂，真到那時候，清政府幫誰？幫拉藏汗打準噶爾，沒錢打，況且勝負難料；幫準噶爾打拉藏汗或者誰也不幫，那就眼看著西藏落入準噶爾手裡。

無論如何，只要倉央嘉措一到北京，從五世喇嘛起形成的—蒙古共治西藏的政治體系就會完全破裂，西藏必亂無疑。

至於倉央嘉措是真還是假，此時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只要西藏能穩定幾年，各方相安無事，維持暫時的“和平”，這纔是最重要的。

在當時，清政府對西藏的統治遠沒有後來那麼強大，康熙在保證倉央嘉措不被策妄阿拉布坦接去“挾天子令諸侯”的前提下，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接這個燙手的山芋的，一旦被捲進去，各方矛盾的焦點就都轉嫁到他身上了，惹火上身的事兒，聰明的人都不會做的。

所以，康熙纔不可能真要倉央嘉措呢，他只不過想試探一下拉藏汗是不是聽話。

但此時拉藏汗卻做了一件蠢事——取道青海送倉央嘉措入京。他蠢就蠢在不明白康熙的帝王心思：這樣一個關係重大的人，康熙皇帝怎麼會不派西寧駐軍接應？而他本人也並未請旨，是走青海還是走四川打箭爐？出了藏區如何與朝廷接洽？他似乎統統不知道。

在政治中，聽話的表現不僅僅是照辦，更重要的是辦得讓對方滿意，別惹事。

拉藏汗表現自己聽話的正確做法是請旨後與清軍聯合行動，而不是自行押送，更不是從青海押送。青海是康熙利益天枰上的平衡點，和碩特蒙古的“西藏派”、“青海派”和準噶爾部勢力在此地都有影響，如果倉央嘉措被策妄阿拉布坦搶去，準噶爾部手裡攥著個活佛，“青海派”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而且顯而易見的是，事情發生在青海，準噶爾部肯定會藉口興兵，一舉佔領青海、直接威脅西藏。

所以，《倉央嘉措秘傳》中的說法是有可能發生的：康熙下旨問，你們把倉央嘉措送給我，讓我怎麼辦呢？讓我在哪兒養著他？是讓我把他當真呢，還是當假的？

拉藏汗爲難了，繼續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但帶著倉央嘉措返回拉薩，難道要自己供養著？此時是廢也廢不得，殺也殺不得，養著還不甘心，而且押送行爲肯定已經激起“青海派”和準噶爾部的不滿，他怎麼辦？

最終的辦法只能有一個：讓倉央嘉措消失，犧牲一個人，換取局面的暫時穩定。

這一點也是“青海派”樂於看到的，此時再保倉央嘉措，豈不是爲桑傑嘉措翻案？爲他翻案不就將拉藏汗、準噶爾和清政府都得罪了嗎？所以，當後來“青海派”得到年幼的第七世喇嘛格桑嘉措的時候，掌握了和“西藏派”對抗的最大資本，也就得樂承認倉央嘉措“死去”了。

而在“青海派”沒有掌握格桑嘉措前，他們也許將“放行”後的倉央嘉措秘密保護起來了，因爲阿拉善恰好就是和碩特蒙古“青海派”掌握的地區，這就形成了蒙文《哲布尊丹巴傳》中的“營救說”，所以這個說法也是可以解釋得通的，與“放行說”並不矛盾。

而從拉藏汗的角度出發，“西藏派”早想對倉央嘉措除之而後快，藉此削弱桑傑嘉措的殘餘勢力和“青海派”的威脅，以便立自己勢力下的益西嘉措爲喇嘛。

兩派心照不宣的結果就是，讓倉央嘉措“消失”。這個“消失”不可能是謀殺，誰先動手誰就給人以口實，政治上永遠被動，所以只能“請”他走，只要他保證以後隱姓埋名、別鬧出事來，願意去哪兒就去哪兒吧。這樣，“青海派”和“西藏派”都可以暫時平安，寄希望於最後一搏。

而康熙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把火引到自己身上，倉央嘉措一“死”，青海、西藏的蒙古各勢力之間以及他們與清政府之間的利益關係，暫時維持平衡，因此，康熙接受了他的“死訊”，而且根本沒有追究。

一個“死”了的倉央嘉措，比他活著的貢獻還要大，這個貢獻，是清政府用相對和平的13年積蓄了國力，最後徹底解決了西部問題。

當然，對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對康熙皇帝前後兩道矛盾的諭旨，還有另外一種解釋的途徑，那就是欽差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兩人，實際上已經明白了康熙的心理，所謂的“令拘假赴京”實際上就是給拉藏汗一個面子，以安其心，讓他別惹出事端來。所以，當真的押送倉央嘉措赴京時，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按照史書記載，倉央嘉措是在1706年5月17日啓程的，但12月才走到青海湖，雖然其間經歷了格魯派僧兵的營救，但也不至於耽誤這麼多時間。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五世喇嘛進京的日程，1652年3月15日從拉薩啓程，7月11日到達青海湖畔，而且中間有史可查的駐留大概有1個月，那麼，實際上路程所用時間最多100天左右，可倉央嘉措這一行程走了多長時間呢？6個半月。況且，我們要知道，五世是邊走邊作法事，而軍事押送應該是純粹的行進而不是遊逛，所以，從兩者的時間對比上看，倉央嘉措的押送是非常緩慢的，不排除席柱、舒蘭兩人有意拖延、等待後一道諭旨的情況。因爲他們非常清楚，一走下高原，進入陝甘地界，那麼，與押送到京城無異，因爲那就意味著清朝政府事實上已經接手，而這個人是康熙不可能要的，所以，他們一定要將倉央嘉措的事情解決在高原上，一定要在青海地面等到第二道諭旨。

至於《倉央嘉措秘傳》中記載的欽使十分慌張、害怕，只不過是做戲而已，而他們事實上也用不著上奏朝廷倉央嘉措的真實下落了，這種事情心照不宣就可以了，康熙也根本用不著追究。康熙實際上是用這個辦法將倉央嘉措“帶出”拉藏汗管轄的西藏，進入到清政府可以操控的青海界面的時候，有意讓他“消失”，既給了拉藏汗充足的面子，也平息了各方面的關係。

由此看來，倉央嘉措的“死”，實際上是康熙皇帝犧牲他個人、換取地方政治局勢平衡的必然選擇。這是個各方政治勢力在對抗與妥協的微妙關係中達成的政治交易，結果就是，倉央嘉措不再出現在政治舞臺上，對外的“官方說法”是“病逝”。

當時，康熙皇帝也許在暗暗祈禱：倉央嘉措，爲了帝國的利益；爲了給我一個難得的政治時機，你先“死”了吧，我的繼任者會還給你應有的待遇的。

後世的乾隆皇帝何嘗不理解當年這步棋？等到一切塵埃落定的時候，終於替他祖父還了債。

還是那句話，政治家做決定，考慮的不是情理，而是利益；爲了一個穩定的西北、爲了積蓄國力，犧牲掉一個活佛又算得了什麼？

很多人會不理解這個推測，在清代，皇帝不是一直尊崇活佛嗎？康熙這樣的心思，難道不是對活佛的不敬嗎？

沒錯，清朝是比較尊崇藏傳佛教，對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也是尊崇有加，但從帝王權術角度出發，這只不過是個政治工具而已，難道他們真的相信活佛可以凌駕於蒼生社稷之上？

舉幾個簡單的小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