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三世喇嘛真的憑弔益西嘉措的囚禁地，他豈不是在推翻自己的譜系？中央政府、格魯派和藏族人民都認爲倉央嘉措是真六世，至此已經二百年了，他去憑弔一個假的，豈不是說自己也是“假”？所以，如果十三世喇嘛憑弔，也只能憑弔倉央嘉措的遺蹟；如果是益西嘉措的，他看都不會看，何談憑弔？即使遛達到這兒看一看，念21天的經怎麼解釋？既然十三世喇嘛主觀上根本不可能憑弔益西嘉措的遺蹟；那麼，這種字面分析又有什麼用呢？

好笑的是，按照這個思路分析下去，只能證明藏文版《十三世喇嘛傳》中的記載，被囚禁的肯定是倉央嘉措，那麼，用這個結論反駁“五臺山囚禁說”，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死亡說，這是見於正史記載的觀點。

但它是否是歷史的真相呢？

首先我們來看“死亡說”的第三種——自殺說。這是可信度比較低的說法，其疑點在於，倉央嘉措有沒有自殺的動機和可能？事實上，他沒有自殺的必要，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拉藏汗，只是說他有過失，是“假”，尚沒有議罪。況且，在藏族人的觀念和生活習俗中，是不贊成自殺的。

同時，他也沒有自殺的可能，如果拉藏汗真想將他押送到北京，怎麼可能不派人嚴加看管？哪裡有條件自殺呢？

那麼，“自殺說”是從哪裡流傳出來的呢？無外乎是青海湖地方的一個民俗活動：當地的藏族同胞有每年向湖中拋食物的民俗，據說流行了三百年，用來紀念倉央嘉措，並傳說倉央嘉措“自溺”於湖中。

這顯然是藏族版本的“屈原投江”的故事。可漢族地區端午節包糉子拋入江中的習俗，就一定說明屈原是投江自溺的嗎？目前學術界對屈原的死因和死亡方式有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幾乎完全推翻了“端午習俗說”成立的可能性。“屈原自溺說”的根據無非是他的《懷沙》詩一首，是典型的以詩歌作品推測出人物生平的事例。可笑的是，既然僅憑一首詩不能證明屈原自溺，怎麼就憑倉央嘉措的詩說他有情人呢？既然端午習俗不是屈原自溺的證據，憑什麼青海湖投食就一定是爲了紀念溺水而亡的倉央嘉措呢？

“自溺說”明顯是民間心理揣摩出來的產物。況且，這一說法也沒有充分的文獻資料記載，就連青海湖投食的民俗，除了當地有此民風，外界也不見記載。

那麼這個民俗是怎麼形成的呢？很可能跟“死亡說”的另一種說法“病逝說”有關。因爲在這個說法中，倉央嘉措病逝後，和碩特蒙古人將他的屍骸拋棄掉了，也許這使得青海湖畔的人民認爲扔在了湖裡，因此每年往湖中投食物祭奠。這大概就是青海湖投食民俗的來源。

所以，“自殺說”很可能是“病逝說”的民間演繹版本。當地羣衆懷著某種特殊的心理和情感，不接受他英年病逝的事實，由“拋屍”這一細節出發，創作出更爲悲壯的死亡方式，以烘托典型人物的典型悲劇色彩，這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我們關注的焦點轉向了“病逝說”。

然而，又很有可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先是謀害，之後在上報中央政府時以病逝爲由開脫罪責，或者謀害在先，但後世爲了給某些人文過飾非，故意篡改歷史檔案，僞造了病逝的理由。那麼，“謀害說”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當代有一些持“謀害說”的學者，國外研究者也曾撰文提及“謀害說”。比如，羅馬大學的東亞歷史研究專家伯戴煦（LucianoPetech）著作《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中記載，“（倉央嘉措）於1706年11月14日死於公噶瑙湖附近。雖然按意大利傳教士的說法，傳聞他是被謀害的，但漢、藏的官方記載都說他死於疾病，而沒有什麼充分的理由可以懷疑它的真實性”。

從這段記載看，國外學者認爲“謀害說”是個傳言，並沒有什麼證據證實，雖然它是意大利傳教士說的，但該國的藏學專家、國外藏學研究公認的泰斗杜齊（Tucci，1894年～1984年）在《西藏中世紀史》中只簡單地說，“在黑河附近，倉央嘉措喪命”，看起來同是意大利人，他也未必認同“謀害說”。

那麼，謀害有沒有可能呢？

答案是：有可能，但很難。

有可能，是基於拉藏汗的心理出發，他一定是想除倉央嘉措而後快、並擁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益西嘉措。據傳，益西嘉措是他的兒子。

但是，想法可以有，但行動起來很不現實。首先，拉藏汗是打著將倉央嘉措“押解京師”的旗號的，半道弄死了算怎麼回事？那又如何交待？其次，他應該是堅信，倉央嘉措送到京城就必死無疑，那麼現在何必心急？這麼急著下手自己豈不是被動？第三，雖然倉央嘉措名義上被“打倒”，但是，拉藏汗是和碩特蒙古人，蒙古人早已服膺藏傳佛教，尤其和碩特部更是堅定的信徒，就算拉藏汗有這個心，手下人誰來下這個刀？

從現存史料上來看，“謀害說”並沒有充分的證據，即使是國內學者也都是像伯戴煦的行文一樣，猜測性的語氣比較多。如此，“死亡說”只剩下“病逝說”這一種觀點了。

“病逝說”觀點有很堅實的史料證據，這就是《清聖祖實錄》：“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庚戌，理藩院題：‘駐紮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報稱：拉藏送來假喇嘛，行至西寧口外病故。假喇嘛行事悖亂，今既在途病故，應行文將其屍骸拋棄。’從之。”類似的記載也出現在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的《起居注》中。

此外，民國時期洪滌塵著《西藏史地大綱》中說，“假行至青海，病死，時年二十五歲，康熙四十六年也”。（這裡說的“二十五歲”是虛歲）

我國藏學學科的創建者之一的王輔仁與索文清合著的《藏族史要》中也持此觀點，“公元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倉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病死在青海湖畔”。

以上是近代、現代、當代三個歷史時期中“病逝說”的代表。至於他患了何種病，有學者認爲是水腫病。

可是“病死說”顯然又是有疑點的。當時，康熙皇帝已經派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爲使入藏，一方面是封拉藏汗爲“翊法恭順汗”，另一方面便是押送倉央嘉措入京。拉藏汗先是不肯，後來又主動押送。可是，將倉央嘉措的“死訊”上報朝廷的人，卻是駐紮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爲什麼朝廷欽差不報告？他們的奏摺在哪裡呢？

此外，屍骸的處理也耐人尋味。史料上記載是“棄屍”，即使倉央嘉措此時被認定爲“假”，但這麼大的政治問題，如此處理不顯得過於草率嗎？這不是明顯要造成“死無對證”的情形嗎？難道康熙皇帝對此沒有一點疑心？

疑心是應該有的。早在這年的十月，康熙皇帝派席柱去西藏押解倉央嘉措入京時，朝廷上就有反對意見，皇太子和很多大臣問，把一個假弄來幹什麼？康熙解釋，這是因爲倉央嘉措雖然是“假”，但是畢竟有這個名號，“衆蒙古皆服之”，因此，他怕準噶爾部將他弄去，那樣一來，準噶爾部就可以號令整個西部，“如歸策旺阿拉布坦，則事有難焉者矣”。這個策旺阿拉布坦就是噶爾丹的侄子、此時準噶爾勢力的首領（臺吉）。事實證明，康熙皇帝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後來準噶爾方面果真要迎請倉央嘉措前去。

如此看來，康熙皇帝對倉央嘉措的處理是非常周密、並且還比較有前瞻性預見的。而如果他“病故”，既沒見到屍首骨灰，也沒見到欽差的奏報，事後更沒有追查，難道他真就相信倉央嘉措死後拋屍了？

這豈不令人疑心？

以上關於“死亡說”的證據，還有一項正史史料從未涉及，那就是《清史稿》。讓人琢磨不透的是，在《清史稿·列傳·藩部(八)西藏》一節中只說，“因奏廢桑傑所立，詔送京師。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亂者拋棄屍骸。卒年二十五。時康熙四十六年”。

這就是說，《清史稿》只說其“死”，死因卻不明說。爲什麼不沿革《聖祖實錄》的記載明確地說“病逝”呢？《清史稿》編纂的時候，世上已經流傳著倉央嘉措死亡時間及死因的種種說法，會不會是編纂者受到了什麼民間影響呢？

這一民間影響，很有可能就是“遁去說”。這一說法雖不見於正史，但野史、傳聞比較豐富，甚至有人見過實物證據，由此一直受到極大的關注。

如果我們的考證之旅再周密、謹慎一些，還會發現更爲複雜的情況。在前面我們分析“病逝說”和“謀害說”的關係時提出，有可能發生謀害在前、僞說病逝在後的情況，而實際上，也完全可以遁去在前、同樣以病逝爲由交差了事。

也就是說，在青海湖畔，無論是倉央嘉措自己逃跑的“失蹤說”、蒙古人懇請他逃跑的“放行說”，還是其他政治勢力將他接走的“營救說”，其結果都是以倉央嘉措病逝、拋屍爲結論上奏朝廷，匆匆結案。所以正史記載他“病逝”了，而真相很可能是“遁去”了，兩種說法是完全可以並列出現的，並不意味著否定正史記載。

那麼，以上三種“遁去”的方法，哪一種更有可能呢？

“失蹤說”明顯有神話色彩和附會痕跡。此種說法認爲，倉央嘉措是用“力”從刑具中脫身，之後飄然而去。後來他又使用過好多次“力”。比如給人救命、降伏魔障等。民間流傳比較廣的是“拘狼”的故事，話說他雲遊到阿拉善，以爲人放羊爲生。有一天，他放的羊被狼吃了，主人大怒，要懲罰他。倉央嘉措不認罰，於是一聲口哨將狼招來，對主人說：“你的羊是它吃的，你和它理論理論吧。”見到此等“力”，蒙古人才知道這就是活佛。

很明顯，這太過神奇了，是一種對有傳奇色彩的人做傳記時常用的筆法。不過，“失蹤說”本身倒也未必沒有可能，但是，別相信他施展了什麼“力”，要是真有神通他也不會被捉住了。如果此說成立，他只不過是趁人不備逃走的。

逃走，這有可能嗎？

有可能，但很難。

第一，他是被押赴京師的，看管一定極爲嚴密，更有史料說格魯派僧兵曾三次營救但都告失敗，蒙古大軍必定層層設防，一個二十多歲又沒練過武功的人跑得出來嗎？第二，往哪兒跑？回拉薩只不過面臨第二次被捉，而且肯定又要刀兵相見，而跑到別的地方就那麼安全嗎？正如不存在自殺的理由一樣，他同樣沒有逃跑的必要。

反對“遁去說”的學者提出意見：以當時的嚴冬天氣，在冰天雪地的青藏高原上，在遠離家鄉、舉目無親的荒灘野嶺中，逃出去豈不是找死？如果要逃，最好的地點應該在甘肅或者蒙古地區。

這是基於常識上的推理，但是，卻忽視了另兩種可能——“放行”和“營救”。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以“跑出去也是死”“沒到跑的時機”而根本否定“遁去說”，如果真的“放行”，那麼，也就存在蒙古人送給他足夠的衣食的可能性，至少，被“放行”的倉央嘉措是可以講一講條件的：既然“放行”，必然是拉藏汗方面遇到了不得不放的難題，此時的倉央嘉措應該清楚，走是可以的，但怎麼走、怎麼保證自己走得安全，他是有說話的主動權的。另外，如果真的有其他政治勢力“營救”，他也不至於凍餓而死。

如果“放行說”成立，那麼，拉藏汗爲什麼要放、而且必須放呢？放了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呢？如果“營救說”成立，那麼，是誰將倉央嘉措接走，又是在什麼情況下接走的呢？

於是，關於倉央嘉措身後行蹤的最大謎案，漸漸浮出水面。

“營救說”，記載在蒙文的《哲卜尊丹巴傳》中，但要說明的是，這種“營救”並不是格魯派僧兵三次武力救援那種軍事行動，而是在幾方政治勢力達成政治交易後，將倉央嘉措“接走”了。不過，這種說法僅見於蒙文材料中，沒有充足的證據，而且，它本身也不太可能。

因爲“營救說”的最終落腳點還是“阿拉善”，而它的產生背景、發生條件、事後情節等都與“放行說”差不多，所以，瞭解了“放行說”，“營救說”也就基本上真相大白了。

持“放行說”的正史主要是法尊大師的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其中說，1706年桑傑嘉措遇害身死以後，“康熙命欽使到藏調查辦理，拉藏(汗)復以種種雜言毀謗，欽使無可奈何，乃迎大師晉京請旨，行至青海地界時，皇上降旨責欽使辦理不善，欽使進退維難之時，大師乃棄捨名位，決然遁去……爾時欽差只好呈報圓寂，一場公案乃告結束”。

法尊（1902～1980年），俗姓溫，法名妙貴，字法尊，是現代著名佛學家、卓越的翻譯家，也是少見的獲得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的漢族僧人，正是他第一個把藏傳佛教的顯密理論系統地介紹到漢地的。他的《西藏民族政教史》著於民國時期，是爲漢族佛教徒撰寫的第一部介紹藏傳佛教歷史的專著。

法尊大師的觀點是現代“放行說”的代表，但他所述的這段文字漏洞頗多：

其一，整個事件原委與正史記載有些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