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3月，荷蘭乘著中法戰爭的爆發，對蘭芳公司進行了“最後”的一次威逼，想要完全將婆羅洲的東南部轉變爲荷蘭王國的殖民地。
他們以爲是最後一次，結果卻捅了一個馬蜂窩。
沙撈越自治邦和蘭芳公司結盟，在荷蘭出兵攻擊蘭芳公司不久，沙軍也開始出兵，雙方在山口洋、坤甸陸續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最終是荷蘭人被迫退出婆羅洲爲結果，使得沙撈越自治邦擴大爲英屬婆羅洲自治聯邦。
當然，這件事對於整個世界的影響並不大，畢竟荷蘭的衰落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法戰爭的大勝，迫使法國取締完全最惠國特權後，大清帝國的國際聲望明顯有了大幅的提升。
1885年7月底，胡楚元返回上海墉園，和美國公使達成協議，美國主動放棄完全最惠國待遇，雙方互惠享有部分最惠國待遇。
1885年8月，胡楚元攜妻子訪問英國，雖然未能說服英國放棄最惠國特權，但就稅務自主、中緬邊境和中印邊境等問題達成初步的協議，並和英美法三國達成協議，將上海、天津、海防租界轉變爲國際公租界，由中英美法四國各派一名公董委員，並從中外商人和本地代表中抽選三名公董委員，以七人制對國際公租界進行管理。
9月，胡楚元抵達莫斯科，就疆省伊犁問題舉行最後的談判，最終以象徵姓的支付六十萬清圓爲代價，正式收回伊犁。
10月，胡楚元抵達德國柏林，和俾斯麥宰相舉行會談，簽訂新的《中德互惠貿易協定》。
隨後，胡楚元訪問比利時、丹麥、荷蘭、西班牙、奧匈帝國，陸續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允許各國商人在國際公租界貿易，同時，中方商人也有權在各國擁有上岸貿易權，爲國內各家商行繞過洋行和各國貿易掃除了最後的障礙。
胡楚元於1886年春2月返回國內，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左宗棠病逝於江寧，胡楚元緊急前往江寧，和左宗棠見了最後一面。
其後，曾國荃調任兩江總督，鹿傳霖補任山西巡撫兼提督，劉錦堂補任浙江巡撫，湘軍主力歸入曾國荃麾下，福建人葉祖珪平調至南海艦隊任提督，廣東人葉富升任東海艦隊提督。
這一階段，朝廷在人事安排上還是一如既往的採用異地分治，各系平衡的策略，中國在整體的經濟和政治上也處於一個較爲穩定的階段。
1886年4月，胡楚元對生絲出口價進行微調，上浮7%，算是暫時放過了曰本一馬，也給自己一段特別寧靜的時間。
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繼續加強了對中國茶業、麻業、瓷器產業的整頓，投資規模逐步達到一億清圓，先後修建了南昌經景德鎮、祁門縣、徽州、湖州至杭州、寧波的南寧鐵路，以及政和縣至福鼎縣，德化縣經永春縣、安溪縣至泉州，以及沙縣至福州的鐵路。
通過和榮祿的協調商談，他開始投資武昌至南寧鐵路，並由徐潤的兩廣商行投資興辦南寧至廣州的鐵路。
隨著鐵路網的完善，以及各地港口設施的完善，包括江南商行出資四百餘萬清圓疏通長江航道和閩江航道，中國茶葉在歐洲的到岸價已經和印度茶葉大致相當。
在此基礎上，胡楚元開始通過私下貼補的方式，在英國阻擊印度茶葉，並大力開拓美國、德國、法國和西班牙、澳大利亞等市場，同時加大對俄國的茶葉海貿規模。
另一方面，他也通過資本優勢，由太古洋行收購印度茶田和錫蘭茶田，組建新的大英茶葉公司，控制印度茶葉的本地銷售和外銷規模，並對其他印度茶葉公司實施擠壓戰略。
第三，他還是通過控股怡和洋行，在英國控股立頓食品店，投資怡和連鎖店等方式，完善渠道銷售。
憑藉著這一系列的手段，加上中英貿易條約的改進，1886年，中國茶葉的出口規模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17.3%，在國際茶葉出口市場的份額中重新恢復到90%的地位。
隨著浙江越瓷廠、泉州瓷器廠和江南景德鎮瓷器廠的陸續開辦，中國的瓷器工業也開始出現回暖和復甦，伴隨著成本的降低，花樣和質量的增加，瓷器在南洋和國內的銷售量開始大幅提升，精品外銷瓷在美國市場獲取了較大的認可和銷量。
在麻業、竹業等手工製品行業，傳統手工藝品的外銷總額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江西竹蓆、麻席和夏麻布在國際上缺乏其他競爭者，也填補了歐美各國的市場空白。
伴隨著這種大的經濟環境的改善，中國經濟明顯開始回暖。
1886年初，胡楚元放棄在北方的紙鈔獨營權，並親自聯繫各家，聯手山西曰升昌票號、萬通票號、大德豐票號、山西商行、北洋商行、山東商行合股創辦新的北洋銀行。
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會見湖廣總督榮祿，說服湖廣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號聯股興辦中國通商銀行。
中信公司在兩家銀行中持有一定股份，併爲他們提供保證金和啓動資本，以及所需要的技術。
1886年9月，胡楚元說服醇親王、禮親王和肅親王，並和各地封疆大吏協調，創辦新的大清銀局，設立天津、上海、廣州、雲南、武漢、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歸各地總督轄管。
自此，中國金融完成了金融體制的第一步改革，完全從銀銅混合本位轉變爲銀本位，在上海設立新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貴金屬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廣州、福州設立期貨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樣是在胡楚元的勸說下，江南六省（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臺灣）首先停收各地厘金雜稅。
1887年4月，兩廣、山東、湖廣陸續取消厘金雜稅，在胡楚元的暗中艸控下，清政斧被迫在全國將行商稅和坐商稅統一，不再收取行商稅，只在商鋪徵收商稅，並將商稅額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彌補行商稅的減免。
1887年，隨著各地金融市場的統一，清朝廷全年徵收印鈔稅達2475萬清圓，各商行上繳利稅達5192萬清圓。
不管清朝廷怎麼想，胡楚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已經是越來越大，而在他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確實開始恢復，有著向康乾盛世發展的趨勢。
同樣，隨著胡楚元以農爲本的務實派的擴展，曾國荃、梅啓照、劉坤一、譚鍾麟、榮祿、鹿傳霖、張之洞等人都是務實派系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廣、兩廣、山東、四川、雲貴、直隸、山西對農業的投資規模都在擴大，絕大多數的資金也都來源於中信系。
雖然錢是各位總督拆借的，可賬都得算在清政斧的頭上，至1887年底，清政斧對中信銀行的實際借款總額達到4.3億清圓，平均貸款利息爲11.4%。
胡楚元也不發行國債和銀行債券，而是繼續使用存票法，發行固定利息爲7%的五年期存票，僅僅是依靠中間的差價，他每年都淨賺1892萬清圓。
另一方面，即便是減免了全國的厘金雜稅，清政斧在1887年的財政總收入也達到1.94億清圓，各省封疆大吏從中拿取的比例約在三成半左右，基本能夠保持各省的軍餉和洋務支出。
這些賬，清朝廷自己會算，不管是醇親王、禮親王還是肅親王，大家對胡楚元都是特別依賴的，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滿人中央政權，以及歐洲列強和清朝廷之間的溝通橋樑。
此時的清朝廷還不至於像最後階段那段瘋癲，他們很清楚，只要胡楚元無心造反，只想賺錢，對朝廷也有大用，能夠幫朝廷賺錢，能幫清朝恢復到康乾盛世，那何嘗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他們看來……胡楚元手裡只有一個用於保護自己的福字營，想造反也沒有兵權啊。
胡楚元也和肅親王私底下交了個底，若是哪天，朝廷容不下他了，他就和妻子一起前往美國，他在舊金山海灣一帶買了數十萬畝的田地，正在建設一個最奢華的莊園。
他在美國有數億美金的資產，也能算是美國排名前三號的富翁。
清朝不留他，自有留他處，他也犯不著死活都得賴在國內。
他犯不著啊。
既然是這樣，清朝廷也罷，慈禧也好，索姓就將他當作赫德那樣的人來用，只要他能把朝廷戶部的倉庫填滿白銀，關鍵時刻能幫清朝廷和洋人斡旋，他就是最有用的人。
當然，慈禧不急著動手，醇親王、禮親王不急著動手，那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他們頭上都懸掛著一顆即將引爆的炸彈，也可能不引爆——再過兩三年，慈禧就得歸政還朝，可看慈禧的樣子，十之八九是不會還的。
這個時候，手裡握著大筆鈔票的胡楚元反而成了雙方爭奪的重點，即便不爭相示好，也不能把他給逼急了，萬一逼到全然倒向另一方，事情也就不好收拾了，不管怎麼說，胡楚元不僅有錢，還有洋人的支持，更是湘贛滇三系的財庫大管家。
這個賬，慈禧會算，醇親王也會算。
胡楚元自己也會把握一種分寸，他沒有狂妄的完全拿下中國金融業的所有發鈔權，而是刻意製造了北洋銀行、南洋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長江銀行、晉商銀行、徽商銀行等多家發鈔行。
雙方就此找到了一種平衡，胡楚元賺他的錢，朝廷用他辦事。
另外，胡楚元還是非常重要的大捐贈者，他每年大約會向兩江、閩浙、兩廣、湖廣、直隸五大總督衙門總計捐銀兩千餘萬清圓，用於各位總督在各地興辦義塾、書院、學堂、國學館、工學館、農桑學館。
他每年都會通過戶部捐一千萬清圓，用於清政斧在山西、河北各地以朝廷的名義賑災，而不是以自己的名義。
他每年還會向肅親王管著的內務府捐銀六百萬清圓，用於修復清漪園，又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捐銀數百萬清圓，用於在各國舉辦輪番舉辦規模宏大的大清帝國展覽會。
他都不在乎名聲上的事情，反而是很低調，他出錢，別人出名，他出錢，肅親王討好。
至於肅親王、禮親王、醇親王，以及各地封疆大吏，三品及以上的官員，不管有沒有實權，逢年過節，胡楚元都會送一筆錢，多則幾十萬清圓，少也肯定是上萬清圓。
對於新晉的進士，他都禮錢要送，只要是有點能力的人，基本也能通過他謀一個實缺。
對於身在國外的那些駐外公使、參贊、留學生，胡楚元每年也都會送一筆津貼。
對於湘軍、贛軍、東海艦隊、南海艦隊的各級將官，他同樣都有錢會送過去，只不過，這些錢送的就要隱蔽的多。即便劉銘傳、潘鼎新這樣的淮軍大佬，胡楚元也會有錢送。
滇軍、桂軍都有錢，甚至連一些綠營的總兵也能拿到禮錢，各種各樣的名目，各種各樣的渠道，總之，收的人自己清楚是胡楚元的心意就行了。
捐銀加賄賂，胡楚元僅在1887年就爲此開支了5578萬清圓。
同樣，他的生意也在大家的暗中支持下越做越大，產業規模早已擴大到令人乍舌的地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