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曉聲“中國病人”的調研報告
楊燕羣是我教過的學生。她五年前大學畢業了，一年後考回本校成爲研究生，現在又已畢業。
在讀本科時，她表現出了對於寫作的熱愛，漸至癡迷。那時她已發表過幾篇散文和小說，我覺得寫得挺好——因爲即便和她一樣對寫作表現出不同程度興趣的同學，所寫大抵是初戀，而她寫了她的阿婆，寫了她家鄉湘西一帶侗鄉里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懷和情愫寫他者之命運，寫使我們人性變得溫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對學子們強調的。那麼，我當然多次鼓勵她，肯定她的寫作意義，並稱贊過她。
這部小說是她的長篇處女作，是她在本科畢業後，工作極不穩定，承受著生存重壓的情況之下寫完的。我如果不是第一個讀者，起碼也是最早讀到的人之一。
我對這部小說的初稿不太滿意，給予她的看法幾乎是否定的。初稿的基本內容是一名文科大學女生畢業之後漂在北京，與三個男人之間有著糾纏不清關係的一個故事。我認爲北京不是大學畢業生唯一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蘭有值得我同情之處，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對香蘭這一人物的評價是批判式的。而這與燕羣的創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喚起的是讀者對香蘭的大的同情。
那時，這一部小說似乎已很可能出版。我寫了一篇序是《中國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闡明瞭我的看法。這一部小說後來沒有出版，而我的序言卻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對燕羣是一件感傷的事——她似乎認爲我的序等於對她的處女作判了死刑。她往我的信箱裡投了一封長信，毫不諱言地承認她覺得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她成爲研究生之後，我與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見面時，往往，她也會到，如同也是我帶的研究生。
我幾次當著別的同學的面提到她這一部小說，並且幾次問她，難道北京是大學生唯一的生存地？她承認不是的。我又問，那你筆下的香蘭爲什麼不肯回到家鄉省份的城市去？難道全中國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都一概必將埋沒人才？她承認也不是那樣。於是我下結論：我認爲你筆下的香蘭病就病在這一點。她與三個男人不清不白的關係，與其說是苦難，莫不如說是一種甘願的選擇。
在燕羣讀研的三年中，各二級市、地級市的大學生的就業形勢也逐年嚴峻起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從前是，從北京高校畢業的學子不屑於回去；現在是，想回也很難回去了。因爲在那些城市，大學生找到工作的機會比北京更少，就業也是更難之事了。故我有次對她說，把你的小說改出來吧。你不是將它定名爲《漂泊的女兒》嗎？現在對於香蘭，漂泊在北京的命運差不多是無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說中加強香蘭與家鄉和家族人物的關係，要表現這一人物在都市和家鄉之間進退兩難的處境。
現在我讀這一稿，覺得她聽進了我的意見，並且努力那麼改了。儘管如此，我依然覺得，她寫到親人和家鄉時的文字，遠比她寫香蘭與三個男人的關係時更好。大約因爲，前者是從心裡流淌出的文字，而後者是爲寫那麼一類關係而寫的文字。
我現在開始認爲，香蘭這麼一名來自偏遠農村的女大學生與三個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種真真假假、糾纏不清的關係，未必就沒有表現的意義和價值。衆所周知，那確乎也是北京的一種當下世相，也可以說是北京的一種病癥。至於香蘭這一人物，我依然覺得她是一個“中國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靈的“SARS”，不是因爲她體質弱，而因爲她是來自貧困農村的女孩，更主要的是——她沒了退路。
這樣的香蘭，我認爲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對於觀察社會病態，也體現著某種病例特徵。所以我此篇序還是要在標題中加上“中國病人”四個字。不但香蘭是“中國病人”，那三個男人也是，患的是“中國頹靡時代綜合徵”。此疾極具傳染性，對精神的危害大於對身體的危害，最終使人靈魂壞死，變成行屍走肉。
香蘭一再說，我只不過想有個家……寄希望於此點，也許一個家能保障她的靈魂不至於壞死，或壞死的過程可以慢些。
所以，此序的標題中雖依然有“中國病人”四個字，卻已不包含對小說的否定意味。並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說呈現了香蘭這樣一個漂泊在北京的女大學生逐漸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病人”的病理過程以及她的無奈、放任自流和恐懼……
張強這個年代的愛情
燕羣的小說就要出版了，她索序於我。欣喜之餘，也確實感到有些話要說。當然，那些急著欣賞小說的讀者，儘可以跳過此頁。
社會學家戈夫曼曾經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前臺/後臺”理論。他說，很多社會生活都可以分爲前臺和後臺。前臺是指個人扮演正式角色的社會場合或接觸活動——他們在進行“臺上表演”。同一黨派的兩個有名的政客哪怕私下裡彼此憎恨，但在電視攝像機前也可能會精心表演出一場團結友好的戲劇來。一對夫婦會小心翼翼地在孩子面前掩飾彼此的爭吵，維持和諧的前臺，只有在孩子熟睡時纔會大吵特吵。後臺則是人們組裝道具併爲更正式場合的互動做準備的地方，類似於劇院的幕後或者拍電影時的鏡外活動。當人們安全地避往幕後，就能放鬆下來，把在前臺小心剋制的感情和行爲風格發泄出來。
在人生這個大舞臺上，我們每個人都扮演著很多社會角色，演出不同的劇目。如果說燕羣的小說是她的“前臺”，向讀者展示她作爲作家的一面，我更願意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告訴大家她在“後臺”的“真面目”。
認識燕羣已有七八年。和她那一撥我認識的人，好多都已是過眼雲煙，而她仍然讓我印象深刻。這不僅是因爲我們曾經有過一段師生的緣分，更因爲與她談話令人愉悅。她的悟性、她的睿智以及她對問題的獨到見解常常令我驚訝，每一次她口中的“請教”都會成爲我們之間一次愉快的討論。
五年前，我曾聽她提起過她正在創作中的小說。她向我敘述了自己對小說人物的認識，對人物命運的把握。那時，我隱隱擔心，在這樣一個的旗幟張揚，道德底線崩潰，多種價值觀、道德觀糾纏的時代，她的小說人物、她的故事、她所表達的觀點會不會過時，會不會湮滅在雨後蛙鳴般的鼓譟中？如今看完她的小說，這擔心不讓杞人。
這些年來，女作家們創作了大量的關於愛情、婚姻題材的作品，從早一點的張欣、張抗抗、徐小斌，到近一點的王海鴒、萬方，她們的作品展示了在風雲變幻的時代中女性羣體的多重命運和選擇。她們筆下的女性，有人堅持古典的愛情，有人堅守女性的尊嚴，有人張揚、高舉性解放的旗幟……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以及由其改編的影視作品的熱播，都引起了整個社會的廣泛關注、熱論與思考。
珠玉在前，燕羣的作品能否後來居上，超越那些早已成名的女性作家？對於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老舍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作家最大的本事在於憑空創造出一個不朽的人物形象。燕羣小說裡的主人公能否不朽，還有待時日檢驗。但說其鮮活，說其成功，絕非溢美之詞。讀者諸君，或許不會認同燕羣小說所表達的觀點，不會認同她筆下主人公香蘭的選擇，但一定會同意香蘭是個極其成功的藝術形象。
我以爲，燕羣的這部小說一個最大的成功在於超越了以往的女性作家所慣用的，從兩性、婚姻、情感、道德等視角展示女性命運的模式，其實質涉及了康奈爾所說的“社會性別等級秩序”問題。對於一個統治了千百年的社會秩序，一兩個女性個體的突破對羣體無甚意義，一兩個人的悲壯也僅是悲壯而已。所以，女主人公的命運是註定了的，是宿命。她們的情感是這樣，她們的生活是這樣，她們的命運依然是這樣。
當年，我曾經問過曹禺先生，爲什麼你的周繁漪、陳白露讓人又愛又恨，結局又都那麼悲慘？老爺子回答說：“因爲我愛她們。”但他又說，“在上帝面前，我們都是罪人。”對燕羣小說裡的主人公，我願作如是觀。
李珣有一首《浣溪沙》：
晚出閒庭看海棠，風流學得內家妝，小釵橫戴一枝芳。
鏤玉梳斜雲鬢膩，縷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殘陽。
一個美麗的仕女，獨立殘陽，別樣的風情，獨有的韻味，正契合我讀燕羣小說的感受。
是爲序。